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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事件与“三位一体”同盟的解体

发布时间:2018-02-05  来源:文史e家微信公众号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羁押张学良,西安方面不得不接受南京方面的善后解决方案。然而,东北军少壮派极力反对善后解决方案并制造了“二·二”事件,以图迫使国民政府释放张学良回陕西,却直接造成了东北军、十七路军、中共红军组成的“三位一体”军事政治同盟的解体,杨虎城失去了可以倚仗的军事力量。

  二·二事件的爆发

  张学良飞赴南京之前,曾经专门手谕东北军主要将领,在其离职期间,万一发生变故,以杨虎城代理其职务,于学忠负责指挥东北军。然而,西安方面和南京方面经过多次谈判,张学良仍然没有被赦免罪返回西安的迹象,中央军主力东撤部队又复向西开进,进驻潼关要塞,威逼西安,双方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此时,东北军内部就是否先营救张学良回陕分裂为两个派别:以于学忠、王以哲等人为主的稳健派认为可以先同南京方面和解,再救张学良回陕西;以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等人为首的少壮派极力反对同南京方面和解,坚决要求先救张学良回陕西。1937年2月2日,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政治处发表言辞激烈的《告东北军将士书》,认为“张副司令能否回来,只看我们是否有决心去拼命。”这份宣言鼓动人心,要求东北军同中央军决一死战,迫使南京方面释放张学良。与此同时,东北军少壮派再次聚会,决定杀掉王以哲、何柱国等主和派领导人,企图夺取军队指挥权,并发出通电:“三位一体”抗战到底,坚决要求张学良回陕。最终,王以哲、宋学礼、徐方、蒋斌等人被枪杀,何柱国因杨虎城保护而幸免于难,“二·二”事件以惨剧收场。“二·二”事件违背了当初稳健派和少壮派营救张学良回陕西的初衷,失去理智的少壮派大开杀戒,但其实力还不足以掌控东北军,致使局势更加复杂,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内部纷争并起

  3日,杨虎城虽然下令通缉“二·二”事件的肇事者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等人,并用军事手段迫使驻防西安的孙铭九团调离西安,但是东北军内部的分裂已经表面化,多部宣布脱离西安方面,东北军内部稳健派坚决要求为王以哲报仇的人不在少数,西安城内局势万分紧张。驻渭南的东北军一○五师(刘多荃部)自渭南撤向高陵,刘多荃派人诱杀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时任东北军一○五师第一旅旅长)高福源,以此向南京方面表示友好,甚至还向西安方向警戒。“二·二”事件前后,东北军逐步从前线撤回,放弃渭南致使西安方面的外部防线失去屏障作用,关中的东大门顺势敞开,给了中央军长驱直入的机会,中央军借机向临潼行进,逼近西安。外部防线失守致使东北军内部军心混乱,东北军所部一些将领为向中央军表示“诚意”,竟然公开制造与十七路军的矛盾,驻蒲城的东北军骑兵第十师檀自新发动“兵变”,将杨虎城部旅长孙友仁、韩世本扣留,并囚禁杨母孙一莲,宣布与西安方面脱离关系。驻凤翔的东北军一○六师(师)长沈克发动“兵变”,扣留陕西警备旅一旅旅长王俊,沈克、檀自新联名通电表示“服从中央,静候听命。”周恩来为求得东北军内部团结,避免东北军内部互相残杀,派刘鼎将孙铭久、苗剑秋、应德田等人暂时送到陕西泾阳县云阳镇红军驻地。

  东北军内部关于接受蒋介石所提(甲)、(乙)两案再次产生了分歧,(甲)案:东北军大部将调往甘肃和陕北;(乙)案:东北军开出潼关,东进河南、安徽。先前接受了(甲)案,东北军驻地大体在中央军和红军之间,对维护其高层的个人统治不利,东北军高层倾向于接受(乙)案,而东北军下层军官受到中共统一战线的影响,坚持“三位一体”,倾向于接受(甲)案。东北军内部意见不统一,不得不派人去向张学良汇报情况。8日,中央军进驻西安,接管城防,蒋介石认为这是彻底瓦解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良机,为了彻底分化东北军,他致电顾祝同说:“安置东北军办法,总以调驻豫鄂皖省区为唯一方针。”并要顾祝同试探东北军的态度,蒋介石态度的转变正好符合东北军高层维护个人统治的期望。17日,张学良就东北军接受(甲)、(乙)两案事项致函于学忠:“目下状况,要兄同诸同人大力维护此东北3000万父老所寄托此一点武装。吾等必须将吾们的血及此一点武装,贡献与东北父老之前。更要者大家共济和衷,仍本从来维护大局、拥护领袖之宗旨,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最终,东北军接受了(乙)案,并于3月3日开始东出潼关。

  东北军作为“三位一体”军事政治同盟的核心力量而军心混乱,被迫东调,十七路军也未能幸免,不得不调离原来驻防区域。西安事变之后,原本受到杨虎城重用的冯钦哉所部第七军倒戈易帜,两万多人投靠南京方面,致使十七路军实力大减,杨虎城对此事痛心疾首,其所能依靠的主要力量只有孙蔚如的一个师。“二·二”事件之后,周恩来曾认为东北军因王以哲遇害愈加分化,张学良更难回来,东北军有东调安徽的可能。第十七路军一时不会分化。然而,西北形势急转直下,超出了周恩来对形势的预估。4日,十七路军王劲哉部被刘峙的代表策反,王劲哉拒绝杨虎城、孙蔚如北撤渭北的命令,率领两个团“自由行动”到终南山,投靠了顾祝同。中央军的军事压迫愈重,杨虎城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周恩来也曾提到:“第十七路军暂难立足,我们鼓其勇气坚持。”因杨虎城曾保护孙铭九等人离开西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互不信任。5日,刘多荃、缪征流在高陵的部队开始构筑工事,这一行为引起了驻扎在三原的十七路军的注意,杨虎城不得不派专人前去沟通,刘多荃回复说只是防御性工事,这才避免了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白水、富平、蓝田等县的地方民团也宣布“中立”,同西安方面划清界限。西安方面在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逐渐失去主动权,最终不得不服从南京方面的安排。面对艰难的状况,杨虎城于3月9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所属三十八军,业经遵令编为两师,同时撤销十七路总指挥部,并对于西安绥署按照规定编制,汰除冗繁,加以整饬。”十七路军所剩部队被迫开往三原等地区进行整编,杨虎城在陕西的军事实力大为削减,行政职务有名无实,并受到中央军的监视。社会舆论对杨虎城也很不利,能持公正态度的报道少之又少。随着南京方面争取到处理西安事变的主动权,杨虎城等人在舆论、法理、道德上失去了谈判主动权,处于被动位置。国民党军政要人、士、农、工、商、学、教会等都公开致电杨虎城,希望其能接受国民政府和平解决西北问题的善后方案,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为后来杨虎城出洋埋下了伏笔。

  曲终人散

  “二·二”事件致使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方组成的“三位一体”军事政治同盟解体,东北军的主力因为中央军的紧逼而被迫分化,中央军顺利进驻西安。杨虎城的西北军也损失惨重,近半数精锐力量投向南京方面,实力大为削减。中共受到苏联政策的影响,又综合考虑自身实力、国际局势等因素也被迫作出选择,为了抗日的大局着想,服从了历史命运的安排,实现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转变,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王海广)

[责任编辑:周冰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