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文史E家

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经济开发

发布时间:2018-02-05  来源:文史e家微信公众号

  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对西北经济的开发主要分为抗战全面爆发前与全面抗战时期两个阶段,其动力皆来自于日益严重的危机——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战前西北最严重的社会危机是1928-1933年大旱灾,但此一时期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之前,国民政府对西北的政策以救济旱灾为主,而少有开发经济的实际举措。“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外患日益严重,民族危机逐渐明朗化并日渐加深,为了应对此一危机,国民政府提出了“开发西北”的口号并实行了些许措施。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面临的危机更加严峻。为了救亡图存,早日取得战争胜利,恢复统治区域,国民政府只能在战争状态下对控制区域内的西南与西北地区予以有限度的开发建设。战争初期的工厂内迁为后方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新生力量,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进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对外军事压力稍有纾缓,而此时国共合作出现裂痕,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扎根的西北地区的注意力迅速上升。滇缅路被切断后,西北国际通道重要性增加,西北的政治地位再次被提升。在国民政府的努力下,新疆问题也得到解决,开发亦属必然。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忙于战后复员与接收,对于西北经济建设无暇顾及,内战风云急起,各项经济举措及计划只能让位于“更大的”政治,无形中大大放缓了建设的步伐或完全停顿下来。

  国民政府政治目的下的经济开发

  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经济开发是由相互交织的危机促动的时间较长、范围广阔、门类众多、成效较大、影响深远的活动。从不同角度来看,这一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目的性而言,并不是纯粹的经济活动,而是带有很强的政治性,主要表现在国民政府为了应对危机、实现政治目的而进行的一次较有成效的开发,借助开发活动,国民政府实现了一系列政治目的:通过兴修水利等实际措施救济西北民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西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与信赖,弱化了西北各省的离心力,加强了向心力,凝聚了民族力量;完成了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并未实现的西北“中央化”,使得中央政教得以在边远地区宣化,加强了对西北各省的控制,尤其是新疆问题的解决,有力地巩固了西北边防安全,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将中国共产党限定在较小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的实力;在后方各省进行的水利修治、交通建设、农业推广、粮食增产等活动,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有力地支援了抗战;不同形式、多个层面的考察与调查深化了对西北地区的了解,为以后深入开发建设积累了资料。

  对西北地区而言,虽然政治性体现得不是非常明显,但存在着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西北诸马及新疆省府并不愿意中央政府通过开发西北向自己辖区渗透,但迫于中央威权与现实需要,还是表现出乐于合作的姿态,以藉此向国民政府大张其口,实现自己的企图和壮大自身力量。1933年7月中美《棉麦借款合同》签订后,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即向国民政府提出拨发棉麦借款500万元的请求,用以修筑青省汽车路、修治河源及湟水、兴办煤炭工厂、创办电灯公司。所请未获允准后,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以修筑青海南部边防公路为名,再次请求中央政府划拨棉麦借款1007020元(约占总款额的5%弱),但全国经济委员会认为“所拟建筑之路线,人口稀少……似无建筑之价值”。陕西省政府亦订立了规模宏大的经济发展计划,如修筑本省南北公路干线、建筑渭韩轻便铁路、开采韩城煤矿、培养农林垦殖、设立纺织工厂、开设实业银行等,也有向中央政府商借棉麦借款的计划,亦未获批。此皆为地方政府借助开发西北之势与中央政府的博弈行为。

  西北危机由来已久

  回溯历史可以发现,西北地区被忽视由来已久,安史之乱后,随着唐朝的衰落与五代的战乱,以及伴随而来的北方各省的大破坏,北方被忽视的现象就开始出现了。到了宋朝,则更为明显。对于农业社会的中国来说,水利失修则是被忽视的最好例证。冀朝鼎指出:“至于中国文化发祥地的西北地区(特别是陕西),在过去十个世纪里,经济上出现不断倒退的现象,很清楚地看出不能归因于长期的气候变化。相应于这个地区在经济上倒退的时期内,连续干旱的明显证据是不足的,而对倒退现象更为可靠的解释,似乎是因为当时的统治集团,对起着经济基础作用的长江流域的肥沃地区进行了开发,从而就忽视了不大生长作物的陕西省的灌溉事业。”并进而指出,“大抵宋以前,西北各地,农田水利尚多修举,故富力不偏于南方。自宋以降,西北水利不修;而南方圩田大兴,于是南北之饶瘠迥殊”。到了明代,西北诸省水利亦均失修,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终清之世与民国初年。经济中心南移之后,西北逐渐从中心沦为边缘,由先进变为落后。

  近代海禁开放以来,东北、东南等地区皆在外力压迫下走上近代发展道路,而西北则因为缺乏外力的冲击、自然条件的限制、交通闭塞、教育落后等因素,仍然在停滞、落后阶段徘徊。但更为深层的原因则是中央政府对发展西北地区经济的忽视,“国家社会平日漠置西北”,而只是一味地强调西北地区的政治性与军事性地位。

  自鸦片战争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西北经济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一是自强运动时期左宗棠对西北的重视与开发,此一时期之所以会有左氏的西北之行与西北经济的发展,完全起因于西北地区的社会危机,即陕甘回民民变。民变被平定后,左宗棠对西北交通、财税、农业、教育、工矿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治理与开发,而机器业的发展则明显折射出危机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兰州机器制造局是甘肃乃至西北近代工业史上第一家企业,具有划时代意义,但从其创建到不同时代的兴废历程,折射出西北地区的危机及其与西北经济社会发展的轨迹。西安、兰州两局皆为军工企业,其创始之初目的在于为左宗棠军队提供军器供应,从而从根本上缓解这场威胁到清廷统治的危机。但随着危机解除、左宗棠离任,兰州机器制造局亦停办。

  二是清末新政时期。此一时期,兴办实业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西北陕、甘、新三省也因地制宜,在石油开采、矿冶、纺织、火柴、皮革加工等方面迈出了新步伐,如延长石油官厂、独山子石油公司皆创办于新政时期,邮电、交通也有了新的发展。但由于经济基础薄弱、资金短缺、人才缺乏、社会动荡等因素,再加上新政时间较短,西北各省近代化的起步仍十分困难。清末彭英甲曾对兰州机器制造局有所恢复,但只能勉力维持。

  三是国民政府时期。兰州机器制造局在国民军时期曾一度恢复,但为时极短。此后基本停办,直到抗战爆发,重被国民政府看重,又焕发出新的生机。抗战时期,在蒋介石的过问下,制造局先后更名为甘肃机器厂、甘肃机械厂,“以供应西北地区机器之需要”,以生产绒毛纺织机、小型动力机、抽水机、鼓风机及各种工具机为主,锅炉、起重机及其他普通机器、工具为辅,1941年资源委员会与甘肃省政府合资经营,当年下半年共修制锅炉4部,工具机19部,普通机器5部,各种工具1276件。但因机器陈旧,仪器及图书试验等设备缺乏;订购器材运输困难;资金缺乏;熟练技工不易罗致;物价飞涨,生产成本无法控制;当地物资缺乏,所需材料未能就近取给;市面萧条,无大规模新兴事业,成品销路不畅等原因,该厂连年处于亏损状态,遂于1946年4月停工。1947年重新开工后亦是惨淡经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发展成为拥有5000多名职工的国家重点大型企业兰州通用机器厂。兰州机器制造局的演化轨迹折射出了社会危机与西北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王荣华)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周冰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