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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犯”温世霖眼中的清末陕甘社会

发布时间:2018-02-05  来源:文史e家微信公众号

  温世霖(1870-1934),字子英,一字支英,晚号“铁仙”,天津人,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温氏自幼受家庭教育的熏陶(其母徐振肃为晚清教育家),立志救国图强。青少年时期先后考取北洋水师学堂和电报学堂,皆因腿疾被迫弃学,后活跃于教育界。1910年因代表学界同志会向政府请愿,被直隶总督陈夔龙参奏而捕。清廷将其遣戍新疆,让地方官“严加管束”。温于该年12月1日踏上戍途,经直隶、河南、陕西和甘肃,翌年5月1日抵达乌鲁木齐。

  温世霖戍边之时,正值清政府即将灭亡,朝代更替之际,社会更显复杂多样,作者凭着敏感的危机意识,将途中见闻写成《昆仑旅行日记》,对西北陕甘二省落墨尤多,为研究当时西北社会变迁提供了宝贵资料。

  从1901年至1910年,清政府实行了力图振兴自强的“清末新政”,全国各地渐次实施,效果明显,然则西北地区如何,作者给了详细的记载。

  观此间政治,还囿于传统社会的体系之中,贪污腐败,横征暴敛,民怨沸腾。这里盛行“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地方官往往借各种名目向百姓敲诈勒索,之后中饱私囊,像州县官这种大缺每年可敛十万或八万,次等缺亦四五万。温氏亲历了过往官吏“吃差使”的惯例,如过陕境时,酒席、车辆、差费等供应之物总计不过二三十串,地方官则向民索钱二三百串不等。闻“华州一处里民局年交官差万余串”,摧残民气甚矣!临潼县尊张瑞玑虽为官清廉,但他称衙门上百号人之薪资皆由扰民害民而来,除“衙前一对石狮子无须养活,不扰害百姓耳”,他处暴政则可想而知。再如酒泉征收粮食、柴炭等物时,“人民纳粮二斗,只作八九升”“每牛驮柴一担,只算三斤,若用驴驮则每担仅作半斤”,苛政令人发指。

  从教育改革上看,当时西北的教育让人满心酸楚,徒增几分悲凉。因为陕甘地方政府兴办教育实是敷衍了事,有名无实。他所经之处很少见到正式的学堂,孩童上学识字之所多为庙宇,里面没有桌椅板凳,学生皆席地而坐或是站着诵读一些诸如《三字经》之类的旧书,穿着也破破烂烂,形同乞丐。教书先生的水平亦不高,有好多深受鸦片毒害,站在其旁就能闻见一股浓浓的鸦片烟味。此等状况能造就何样的人才?令人担忧!

  观之其他新政措施,也难如人意。京津地区改组新军,军服早已成为西式,而内地则依旧着“鹅黄色半臂”“中有白光书一‘兵’字”的旧装。温世霖见状,称这些服制早该成为博物馆陈列之物了。兰州省城中所见之岗警,精神萎靡不振,腐象不堪。至于巡警局,除了省城略具雏形之外,其他州县不是虚挂一牌,就是连个虚幌子也没有。为人称奇的是,据说有一县官坐堂审理案件时,惊堂一拍,土案下居然窜出一只狼来。地方官租用民房当衙署的现象更是常见。

  西北各地商业不甚繁荣,票庄、商号、京货铺、古玩铺、古玩庄等多为外地商帮经营,他们大多白手起家,历尽辛苦为西北开发做出了一番贡献。然商户不被官方所重视,动辄遭受欺压,境况可悯。金融状况亦不乐观,“银元不能通行,铜元亦无”,这些地方通用的仍然是纹银和制钱,必须得随处兑银,以备路上使用,故为旅途增加了很多不便。

  交通状况不便,运输工具之落后尤其值得一提,一路行来惊心动魄,“忽上岭,忽下坡,忽高原,忽幽谷”“或山边涧底,或断岸悬崖”,行路艰难。运输多为畜力和人力,如骡、马、骆驼等,肩挑背负也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水是生命之源,由于西北地势高峻,干旱少雨,极度缺水。不仅作物靠天生长,人亦得仰仗于老天爷。基本上家家门口旁掘一水窖,来储存雨雪水,备为饮用,温氏称每每饮完此水后便会腹胀难耐。甘肃会宁一带,水质较他处异常恶劣,“涧水皆死水,多红色,碱质甚多,洗脸后皮肤皆破”。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异乡之人多有不适。看到西北人民的生活艰难至此,不禁感叹,幸福之曙光何时才能普照陇原大地。

  不过,陕甘之新政并非无可赞之处,某些地方的举措颇具成效。例如陕西长武县,该县南关外“有农业试验场、实业小学堂,城内有小学三处,高等小学一处,工厂一处。又有高绅私立之模范小学一处”。历览陕西全省,该县新政办得最好。甘肃境内的泾川县和民乐县街市上设有煤油路灯,这是陕西省所没有的,此亦该处之一特色也。要是西北各地皆效仿此三处,则国家幸甚。

  由于政治黑暗,苛捐杂税层出不穷,致使民生凋敝,民众生活苦不堪言,温世霖对此着笔颇多。据温之目睹,当地居住条件简陋,百姓多为穴居或者是用树枝树叶作为屋顶的草屋;有的地方人畜住在一起,粪秽遍地,臭气熏天,此等苦楚景象随处可见。饮食单一,西北作物多为麦子和玉米,食品除了面食和烧饼很少有其他调剂之物。即便如此,也不能求得一饱。追溯根由,西北地区良田遍植罂粟,以致粮食产量减少。如甘肃河西地区多不讲农事,皆种罂粟以获厚利。张掖、武威鸦片种植更甚,男女老少多染芙蓉癖。

  在此贫寒之地,人们的衣着简陋,温氏看到小孩在十五岁之后才穿衣裤,在此之前,或身无寸缕或只着上衣,无论冬夏,男女均赤下体。此语显然有夸张之处,然在某些偏僻之地存在却也是事实。

  陕甘两省文化水平低下,荒谬怪诞之陋俗层见迭出。温世霖经陕西礼泉时正值年关,路上屡见身穿孝服之男女,携带子女,起初惊讶不已,以为是办丧事,岂料是往亲友家去拜年。此间女子缠足者比比皆是。甘肃省陇西地区居然有“跳驴”乡俗,此种野蛮怪异之事,若非温氏亲历恕不敢相信。张掖偿债之方式诡异,温进城时适逢一欠债之人被债权人用绳索捆缚游街,拖拽若死狗状。种种怪状,举不胜举。

  以上所述者只是清末西北政治民情之冰山一角,陕甘民众之苦象让温氏一路忧心忡忡。由甘入新,温氏心绪渐平和,于翌年5月1日抵迪化,安顿妥当后,便在此闭门读书,直至1912年才由新返津。

  温世霖的《昆仑旅行日记》,记录了他被戍近半年途中见闻。既有对西北新政、官僚腐败、陋俗、闭塞的不满,亦有对当地人民贫苦生活的怜悯。读来当时情境历历在目,实是研究西北清末民初之况的佳作。

  (作者尚季芳系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周冰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