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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帝溥仪的春节生活

发布时间:2018-02-13  来源:文史e家微信公众号

  1957年1月31日(丁酉年正月初一)至2月5日(正月初六)春节期间,正接受改造的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经历了什么呢?

  1957年:接受改造的溥仪在抚顺过春节

  自从溥仪被允许接待外国记者和港澳记者以来,收到大量境外来信,其中不少是替他“打抱不平”的。2月1日他又收到一篇寄自法国的文稿,题为《监牢里的中国皇帝》,开头便写道:“‘世界上的光辉是无意义的’,这句话是对一个关在红色中国的抚顺监牢里等待判决的政治犯人的一生的写照。”该文作者把溥仪描写成一个可怜的人,说他“穿着破旧的棉布衣服,在监牢里的园子里独自散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什么事,一直到现在这张引人注意的照片报道他的悲惨的命运为止”。作者随文寄来几张溥仪的旧照片,希望得到溥仪的签名、以便加强其文的宣传效果。然而,溥仪不但严辞拒绝了签名,还在回信中明确表态,不接受此类“同情”。因为他不仅仅在法律上承认自己有罪,在道义上也承认自己有罪。他对“自由”二字有了自己的认识。他侃侃而谈自己的自由观:我不能同意你说的世界上的光辉是没有意义的话!

  溥仪

  从封建、迷信和愚昧中解脱出来的自由,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认识真理和区别美丑善恶真伪的自由,对我来说才是最有价值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恰恰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得到的。

  丁酉年春节前溥仪往长春寄出一封信,他恳切、坦率地对妻子李玉琴说:“晚上睡不着觉,希望你再到抚顺来,好好谈一谈。管理所的领导也有这个意思,欢迎你再来。”

  自伪满垮台,李玉琴先随“皇族逃亡团”而行,继又被送到天津溥修家中苦守溥仪达8年之久。直到1953年春节前才返回长春娘家,仍是铁了心就要等待丈夫归来。为了能找到多年不知下落的心上人,她甚至敢往北京中南海门岗前坐候、堵截中央领导人乘坐的车辆,一定要问明白丈夫在哪儿?1955年初夏,抚顺战犯管理所人员奉周恩来总理之命,把溥仪给妻子的第一封信直送长春,面交李玉琴家人。由此,李玉琴无比兴奋地获知了心上人的联系方式,随即回信给“亲爱的溥仪”,紧接着就一连五次前往抚顺探亲。然而,她无法得知丈夫何时才能获释?当年才二十七八岁的李玉琴也不知哪年哪月才能盼来夫妻团聚的一天!她第五次到抚顺已经向管理所领导提出了自已的疑问,但这种问题也绝不是管理所领导所能明确答复的。迫于“康德皇帝”带来的巨大政治压力,李玉琴想到了离婚……

  2月3日,丁酉年正月初四,李玉琴正好利用春节放假期间,第六次来到抚顺看望溥仪。在这最后一次抚顺会面中,两人有感情、更有理智地探讨了婚姻关系的现状和前途。

  李玉琴后来与我合作撰写回忆录期间谈到了她跟溥仪那次见面的情景。此情深受管理所领导重视,事先就汇报了国家公安部,罗瑞卿部长亲自指示:可以破例安排他们在所内同居,以恢复夫妻感情。

  已成为长春市图书馆干部的李玉琴多次前往抚顺探望丈夫。

  李玉琴回忆说:在管理所共同度过的那个夜晚,溥仪的感情还是比较真实的。大约也是出于对溥仪这位“皇上”的照顾吧,管理所破例留犯人家属住宿,而且允许我和溥仪一起住在现腾下来的一间宿舍里。当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除了心平气和地继续白天的讨论外,也有夫妇的温存。有人对我这次同溥仪的一夜夫妻生活很关心。以前,我很不愿意谈论此事,因为谁都知道溥仪有病,何况从那一夜之后,我和溥仪就再没有关系了。现在向读者讲实情,应当说在抚顺那一夜夫妻生活的几年以后,我明白了那应当是我同溥仪之间真正的一夜夫妻关系;当然,溥仪以前是有些病,但更主要地是因为他自己没有信心,不敢或不会过夫妻生活。以前过的是“神仙眷属”生活。记得那天溥仪是吃完晚饭过来的。我们住的屋子有一溜长炕,显然原来住过很多人。那天晚上我事先不曾料到,根本没有思想准备。本来,由于种种原因,促使我向朝思暮想、等待多年的丈夫提出离婚,自己是很痛苦的。加上互相不理解,同所方争执很厉害,说了一些不计后果的话。我为了让溥仪死了那份心,便说一些骗他的话,什么“我已经有朋友了”“不离婚我又会失业”等。可我当时的那种处境,哪有什么朋友?我当时也已经到图书馆工作了,只是还不明白自己已经是国家正式职工而不再是可以被任意解雇的临时工了。由于心情不好,哪能有同溥仪过夫妻生活的想法呢?

  我生着气踏上了回家的路。一路上,我痛哭一场。现在想来,溥仪虽有些病,如果在普通人家……

  在返回长春的火车车箱里,我思来想去没边没沿,多少年来我想念他、梦见他,把他看成亲人。如今见了几次面,竟发现亲人的感情太少,对一切的看法和兴趣也有很大距离,在一起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话。然而,我们中间并不曾出现感情骤然破裂的那种情况,所以能够友好地相处到最后。李玉琴先后六次到抚顺找溥仪会面。她给溥仪带去的两套旧毛衣裤和背心,也让这个正在被改造中的末代皇帝感到了温暖。但是,无论如何,溥仪是没有可能,也缺乏能力来弥补过去在李玉琴和他之间存在的巨大裂痕了。

  回到长春不久,是1957年的2月份吧,我接到了宽城区法院寄来的离婚判决书。不知怎么,我一下子又想起了1943年那件“册封”的文书,也想起了1946年那个逼出来的“离婚声明”。这些围绕我和溥仪的婚姻纠葛的文书真让人揪心!我背着人流泪,感叹自己命苦!我还是惦念溥仪,高墙里的他再没有一个真正的亲人啦!

  我埋怨自己为什么偏偏把一个少女纯真的爱情献给了末代皇帝——战争罪犯呢?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排除这些揪心的杂念,我甚至强迫自己这样想:这回让你们看看我李玉琴也是有阶级立场的,我并不幻想当什么“娘娘”!

  我很难过,结果病倒了,浑身难受。但是到医院一查,体温还正常,医院没给开诊断书。这里多说几句,那时我每次看病都有人注意,看我是否娇气装病,大夫谁愿找麻烦?所以对我这个“皇娘”也格外严格。我躺了一天,勉强起来去上班。

  1961年溥仪与京剧明星马连良。

  妈妈最了解我,知道我仍在感情上留恋溥仪,而且老人家从旧思想出发,愿意看见我和溥仪团圆。但是她也知道对我来说困难太大,她只好安慰我,而自己心里可能比我还难过……

  溥仪后来回顾这段往事时写道:“我也明白了,这是不能挽回的事。不但我没有这个力量,热心肠的所长和慈爱的母亲(指溥仪的岳母、李玉琴的生母)也都没有办法。她有了完全属于她自己的意志,她真变了。”所长还曾语重心长地对溥仪说:“这是我当时唯一想到的结论。一切都在变,你也在变,溥仪,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牺牲上,这是对的!”

  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度过了一个多么令人难忘的春节啊!

  1963年:溥仪与妻子李淑贤的春节生活

  溥仪与李淑贤于1962年4月30日在全国政协文化倶乐部举行了婚礼。他们共同度过的第一个春节,是在1963年1月25日。

  从溥仪的日记看,早在除夕日的前一天,文史专员办公室内就开起了“漫谈春节前工作人员大会感想”的会议,并宣布了除夕日当天的活动:上午,文史专员办公室主任吴群敢通知:“明日上午10—11点到礼堂三楼大厅团聚。”文史专员们对此评论说:“这是一个节约时间又顾全了习俗的两全办法,领导上做事确实是合情合理、面面俱到的。”

  溥仪写于1963年大年初一的日记。

  这天下午就开始休息了。溥仪在东观音寺胡同22号家中迎接最早前来拜年的毓嵒。爱新觉罗·毓嵒(1918至1998年),是清朝道光皇帝第五子和硕惇勤亲王奕誴的曾孙,溥仪的族侄。从1936年冬跟随溥仪,在长春、赤塔、伯力、抚顺,直到1957年初释放回京才离开溥仪。在伯力时还一度被溥仪立嗣。毓嵒字严瑞,《我的前半生》中多处提到的“小瑞”就是他。他获释后就业于北京大兴县天堂河农场,住在北京西城区南官房老宅。退休后,北京恭王府修复开放,他曾被文化部恭王府修复管理处聘为顾问。

  第二天即除夕日,溥仪在其日记中记载了他和妻子李淑贤一起到全国政协秘书处副处长连以农和几位政协机关干部或同事家中拜年,感谢他们一年来对自己家庭生活细心的照护和关怀。

  继而溥仪又“同王述曾到史、于、马、苏、张、张、徐、赵各处拜年”。王述曾,新中国成立前曾任国民政府省级行政专员和中央政府监察委员,当时已是全国政协机关干部,在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室工作。他们一起前往多位政协机关领导或同事所在的办公室拜年问候,笑谈中往往少不了如此问答:

  “噢,宣统皇帝过年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溥仪给您拜年!”

  上午9时45分,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大厅团聚。“团拜”活动就此展开,参加“团拜”的有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常委以及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人民团体负责人等。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薛子正、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等领导同志也到会看望大家。陈叔通简短地讲了几句话。然后演出文娱节目,有北京京剧界杜近芳、赵燕侠、袁世海、裘盛戎、张君秋、马连良等几位名角清唱,还有侯宝林表演的相声。12时散会。

  “下午,佩英、佩兴来。赵大妈、马俊莹来拜年。我和贤到马俊莹家、明世凯家拜年。又到杨伯涛、周振强、何遂家拜年。晚,同贤参加政协文娱庆祝会,看歌舞、京剧。”溥仪这段日记记载中也包含许多历史细节。

  赵大妈,名叫高宝珍,溥仪独身生活期间,得到赵许多照顾。

  周振强,曾任蒋介石卫士队队长。1949年被俘,1959年获特赦,1961年在全国政协任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1983年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他是溥仪与李淑贤的婚姻介绍人之一。

  1967年早春溥仪摄于自宅院中,这是他生平最后一张照片。

  1967年:溥仪最后的春节

  溥仪

  1967年2月7日是溥仪人生中最后一个春节除夕的前一天,也是他在北京人民医院住院的第五日。他记录了裘大夫为他检查身体,并给他敷用“金不换膏药”的情况。他在日记中写道:“上午,辽宁育红七中学生赵、刘和李(男)来看,让我签名留念,相互勉励,永远跟党和毛主席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今天,我能改造成为新人,和各位站在一起,都是毛主席给我的。今天能和各革命小将见面、谈话,也都是党和毛主席给的。”

  这本来是春节很好的开端,不巧的是,“皇娘造反”的历史一幕恰在此时掀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正是“文革”高潮的年月,伪满洲国的“福贵人”李玉琴从长春来到北京,要找当年的“康德皇帝”算算旧账。这是因为长春的“红卫兵”已经把大字报贴到了李玉琴家的大门上,她家的箱箱柜柜全都被翻得底朝天,她的哥嫂姐妹个个挨斗,而这一切都是“福贵人”连带,让李玉琴感受到的“政治压力”太沉重了!七旬老母叫她来问问“康德”,“我们老李家是怎么当上皇亲的”?李玉琴细想也只能如此了,她就在这一天找到病房来了。溥仪在日记中写道:

  淑贤来,谓沈德纯老叫溥杰去,谓李玉琴连日到全国政协,仍要求让我为她写一材料,并要50元。沈老意可以给她写。郭寿臣并给贤打电话,告以“给她写了,她走了,就完事了”。贤拟今天到政协见沈老,述说自己的意见。

  晚,溥杰来,谓李玉琴要来见我。等一会儿,李玉琴和杜小娟(李玉琴的大嫂),以及“三司”(“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简称)一女两男一起来到医院病房,就地开会、谈话(实为当年时髦的“批斗会”)。李玉琴诉讼过去受我压迫之种种苦境,前廊病号麇集听。李诉讼后,杜小娟发言:“你在东北罪大恶极,人民不宽恕,今欲揪你回东北,打碎你的狗头!”

  李玉琴已把她要求我答复的“14个问题”交给了溥杰并已转交全国政协文史委沈德纯主任,在此又冲着我大声说:“写不写,随你便!”希望我能为她“澄清问题”。

  李玉琴要求溥仪答复的“14个问题”,原件至今尚存,题单内容如下:

  1.李玉琴究竟是怎么到伪宫的?以后又怎么成了“福贵人”?

  2.你给李玉琴订的“21条”是什么动机?是什么目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3.你给李玉琴的娘家订的“6条”制度是什么动机?什么目的?内容是什么?

  4.你给李玉琴本人什么权利?什么职务?(政治、经济、学习、生活等方面)

  5.李玉琴在伪宫都干些什么?都见过哪些人?你们在一起生活吗?你们几天见一次面?见面都干些什么?

  6.李玉琴在你眼里究竟占什么地位?你对她都进行什么样的迫害?

  7.你给李玉琴的哥哥李凤(本人文化程度初小,已有八年工龄,当印刷工人,2l岁)安排警长耍的什么阴谋?什么动机?什么目的?

  8.李玉琴家里人去看过她没有?都是谁?

  9.你见过李玉琴家的什么人?给过他们什么好处?有过什么来往?

  10.你给他们家什么权利?依靠你的名誉干过什么事?

  11.李玉琴家的亲友与你有过来往吗?你见过李玉勤家的亲友吗?

  12.你承没承认和李玉琴家有亲属关系?

  13.什么样的人是皇亲国舅?李玉琴家算不算皇亲国舅?

  14.你把李玉琴的相片以及孩子相片,还有寄给你的信全部退回,今后你再敢造谣生事,绝不会饶恕你!

  溥仪最后一个春节除夕日,他在日记上记录了当天测血的情况:“白血球1.2,红血球0.1。”以下是日记原文:

  1967年2月8日(农历丙午年十二月廿九日,除夕),住人民医院第6日

  溥杰向政协沈德纯老电话汇报,沈命杰助我写李玉琴要求的材料,一定要完成任务。不意在廊间病号有“红三司”王维国(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昨夜听到李玉琴对我的诉讼,他问我李的过去情况,并说他于昨夜曾打电话给“三司”(同李玉琴来的二人是“三司”的人,但不是一个学校的),告他们应警惕,避免破坏“三司”声名,因为我的事不是“文化大革命”打击对象,况且是过去的历史,打落水狗没有意义。

  下午,溥杰来说,李玉琴今天忽来电话,忽然变得和蔼,说什么“溥仪也有病,希望养好,只要给他写就行”,不然的话还要批斗我。又谓溥杰“在春节中麻烦你了”。溥杰意,李的缓和可能是受到“三司”影响。他迟疑是否该写材料?还要问问沈德纯老。经几次电话,不通。我告杰不要犹豫,不管她和缓与否,我们仍照既定方针为她写证明材料。

  淑贤来,对材料中的某些问题,特别是关于李玉琴的大哥当上伪满警长一事,坚持要实事求是写,反对歪曲和让步。

  上午,在医院的“三司”王维国同志和我与淑贤谈话,并要一份李玉琴要求溥仪答复的“十四个问题”看看。下午,贤给他看了。

  日记原文把溥仪最后一个春节的度过方式展示得淋漓尽致,颇为遗憾的是,不但遭遇了“文革”,还碰上了已经离婚10年的“福贵人”,不得不演绎那一幕“皇娘造反”的悲凉苦剧。(王庆祥)

 

[责任编辑:李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