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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长春解放始末

发布时间:2018-07-19 来源:团结报团结网

  长春,地处北满平原东南部的丘陵地带,东傍伊通河,西边和南边分别是富峰山和石碑岭,北边则是一望无际的沃野。物产丰富,素有“粮仓”之名。长春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兵家必争之地。解放战争初期,东北民主联军主动撤出长春,长春遂成为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腹地的战略要点。到了1948年,整个战争形势已从开始的敌优我劣彻底改变成我优敌劣。

  长春围城前的敌我形势

  解放战争初期,东北民主联军在战场上形势并不乐观。国民党军从山海关出关后,一路占领锦州、沈阳、四平、长春等东北交通线上的大城市,东北民主联军则一路退却,伤亡不小,松花江以南大片解放区被国民党军占领。经过将近两年的浴血奋战,特别是经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等军事行动后,东北形势有极大的改观。除了军事胜利外,东北解放区进行“暴风骤雨”般的土改,激发翻身农民参军热情。到1948年初,东北野战军部队总兵力已达70万人,东北解放军地方武装也已有30万人。此时中共在东北已经控制整个东北土地面积的70%,解放区人口占东北人口总数的86%。总体而言,东北解放军的力量远远超过在东北的国民党军的实力。

  由于战局不利,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指挥官也频繁换人。熊式辉、杜聿明组合换成陈诚,之后又换为卫立煌。卫立煌用兵比较谨慎,认为解放军善于围点打援。因此,等他上任后,无论国民党军的据点如何为解放军所攻击,他都按兵不动。解放军则将计就计,围攻战略要点上的国民党守军。到1948年3月13日四平解放,冬季攻势结束以后,国民党军在东北只占据吉林、长春、沈阳、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等城市,相互之间无法支援。面对这种有利局面,中央军委早在1947年10月就有预见性地指出东北主力应转向北宁线作战,同时将冀东、热河地区的作战指挥,划归东北军区。1948年2月7日,中央军委明确电令东北野战军:“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这是中央军委在东北战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略部署。

  蒋介石并非没有看出东北的军事危局,也在考虑一旦不利,将东北的国民党军撤回关内。这样,北宁线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一旦北宁线被解放军切断,就会形成“关门打狗”的局面。有鉴于此,蒋介石主张放弃吉林、长春,留下少数兵力防守沈阳,集中主力控制锦州、葫芦岛地区以及北宁线。如此,进可进行所谓“辽西决战”,退可以将主力撤出山海关。此时,担任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官的卫立煌却不想放弃吉林、长春等地。否则,退守辽西一隅之地,他的地位将难以保证。他坚持固守沈阳又不放弃长春的方案,甚至获得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的支持。蒋介石最终做出妥协,将吉林守军第60军撤退到长春,与长春新7军共同承担固守长春重任。

  弃守吉林到被围长春

  1948年3月7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以及参谋长赵家骧乘坐飞机抵达吉林机场。他们与先期到达的国民党军吉林守将,第60军军长曾泽生会面,并将蒋介石的手谕交给曾泽生。手谕中,蒋介石命令曾泽生及其所部集聚兵力回守战略要地,待机反攻,并于3月7日当天率领60军及吉林省政府所属党政军警机关和地方宪警武装向长春紧急撤退。带不走的军火、辎重全部销毁,同时炸毁小丰满堤坝和发电厂。得到命令后,曾泽生进行紧急部署,在严守秘密的同时,指挥下属暂编21师、暂编52师、182师以及吉林省地方武装分三路轻装撤退。除了没有执行炸毁小丰满水库和发电厂的命令以及没有销毁辎重外,曾泽生比较成功地完成任务,将吉林守军带到长春。不过,他们仅仅是逃出一个包围圈,又跳进另一个包围圈而已。

  日军侵占东北期间,长春既是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也是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日军在长春修筑大量坚固的永久性建筑,构成城市内的军事堡垒。同时,还在长春的各要点地带筑有碉堡、坑道、交通壕、瞭望台等军事设施,将长春城做出一个战时大堡垒。国民党军占据长春后,在原日军工事基础上大肆构筑新的防御阵地。他们号称动员数十万技工,使用水泥6万袋,材料1500吨,增修永久性、半永久性的明碉暗堡150多个,形成了要塞式的防御体系。

  长春国民党守军主要为新编第7军和第60军,其中新7军主力是原新1军的新编第38师,为国民党军嫡系主力。而第60军则是来自云南的非嫡系的滇系地方部队。彼此派系不同,相互不满,协同不够,容易贻误战机,引起卫立煌的重视。于是,卫立煌任命郑洞国组建第1兵团,并担任兵团司令官,坐镇长春,指挥并协调长春国民党守军。长春国民党军的两个军以纵贯南北的中山大街(现人民大街)为分界线,新7军防守西守备区,60军防守东守备区。

  1948年5月22日,解放军东北军区呈报中央军委电报中提出:东北冬季攻势已经结束,我军拟于近日开始向长春进军,预计于5月24日抵长春附近,开始进行长春战役。当时有人猜测,林彪提出的“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战略方针,就要在东北战场进行试验,目标就是长春城。东北军区命令准备参加攻打长春的各纵队,昼夜兼程向长春附近开进。预计参加打援的部队,准备向待机位置靠拢。东北军区总部命令组建松江军区前线指挥所和吉林军区(东满军区)前线指挥所,各自组织指挥已到长春外围的部队,一面对长春守军缩小包围圈,发起小型战斗,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一面组织部队进行攻坚作战训练。同时,打击国民党守军外出抢粮,严密封锁、严格禁止粮食进城。对长春的国民党守军而言,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包围圈已然形成。

  从攻坚到围困

  冬季攻势之后,长春国民党军与沈阳的陆地联系被全部切断。在长春周边解放军各独立师频繁调动敌人,寻机歼灭敌军有生力量的同时,东北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进入指定位置,其远程火炮已能控制大房身机场。1948年3月15日,大房身机场遭到解放军炮火袭击,两架运输机被击毁,一架受伤。长春国民党军非常恐惧,如果大房身机场被解放军控制,那么长春的守军将与沈阳国民党军主力完全隔绝,这对于包围圈中的长春国民党军来说是致命打击。国民党军不但为了确保机场安全,同时也预感到解放军将对长春发动攻势,于是决定在5月组织两个半师的兵力分别向长春西北以及东南方向出击。这次出击的目的在于将解放军驱赶到能够威胁机场的射程之外,抢劫近郊粮食充作军用,也想鼓舞日渐消沉的“士气”,向蒋介石的所谓“总统”就职典礼献礼。

  这次所谓出击,开始国民党军进展比较顺利。其实,这是东北军区设下的圈套。为了全歼出击的长春守军,为下一步攻坚创造有利条件,东北军区调集第1、6、12三个纵队主力外加五个独立师总共十三个师兵力参加战斗。不过由于协同问题,加上国民党军增援部队赶到,实际战果是歼灭国民党军约四个团五千余人,特别是歼灭大房身机场守军两个营,达到控制机场的目的。此次作战,东北人民解放军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尽管没有能够完成战前预定计划,不过将长春国民党军唯一的空中交通线路断绝。从此,长春国民党守军只能退回城内,坐以待毙。但是同时,解放军也意识到依托坚城的国民党军尚有一战的力量。

  外围作战结束后,东北军区调集九个纵队准备参加长春攻坚战。除了原在长春城下的第1、6、12三个纵队外,还调集了第5、8、10等纵队到长春附近,此外,第2、3、4、7纵队则在长春周边准备打援。虽然中央军委原计划让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击锦州、山海关一线,以造成“关门打狗”之势,但最后还是尊重前敌指挥部的意见,同意长春攻坚作战计划,以实现林彪拟定中的“先打长春,或围点打援,而后一步步向南推进,解放东北全境”的计划。5月中,东北局组建两个指挥所:一个是第一前线指挥所(即“围指”,后改为第一兵团,第十二兵团),肖劲光任司令员,准备指挥攻打长春;一个是第二前线指挥所(后改为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负责指挥北宁线方面作战。5月下旬,长春外围扫清后,解放军没有立即攻城,而是逐步接敌,压缩守军地盘。不断构筑工事,做好作战准备、整训待命。国民党方面已经意识到,长春不得不死守,实际上已经成为陆上孤岛。

  虽然中央军委倾向于东北人民解放军兵出北宁线,封闭东北国民党军的退路;不过,东北人民解放军领导机关在权衡利弊之后,提出三种方案。其一是立即攻打长春,但由于兵力并不占绝对优势,加之国民党军火力较强,这一行动没有把握,成功可能性较小。其二是以少数兵力包围长春,主力到北宁线、热河、冀东一带作战。但是热河等地粮食缺乏,加之主力南下,长春守敌可能被沈阳国民党军接走,造成两头失利。只有消灭长春守敌,没有后顾之忧,南下作战比较有利。其三是对长春之敌进行长时间,两到四个月的围困,并且准备打击国民党援军。如果国民党军不敢支援长春,则解放军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整训,待到长春守军在长时间围困后,疲惫不堪,战斗力就会大大下降,因此这一方案最为有利。因此,林彪最后选择第三种方案,放弃立即攻打长春,同时暂时也不南下北宁线作战,转而对长春进行长期围困,而后再行攻城。

  经过一个月的反复斟酌,鉴于中央军委出于战略全局的计划,东北人民解放军不得不考虑南下作战的可能性。如果主力立即投入长春攻坚战,一旦攻击不成,或者伤亡较重,则势必延迟对北宁线的下一步进攻,反而符合国民党军的战略企图。出于这些因素考虑,从攻坚转变为围困,是当时东北人民解放军合适的战略选择。

  长春走向光明

  战略确定,东北人民解放军领导机关向中央军委提出围困长春具体办法的报告。在报告中,提出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两项办法。断绝对长春的交通与一切商业联系,使城外各地的物资,尤其是粮食、柴草、蔬菜等生活物资,不能流入长春,使长春守敌得不到外围的供应。同时解放军以炮火和高射武器控制天空,迫使敌机不能着陆以及不敢低飞空投,以限制国民党军空运。十万守军,一旦供应完全断绝,经过三四个月之后,则不战自乱。不但战斗力大减,还会完全丧失斗志。这种态势一旦形成,将会大大有利于解放军的攻坚行动,造成全歼长春守敌的态势。

  长春国民党军的全部计划就是“固守待援”,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抢购军粮成为长春守军的紧要任务。长春国民党军各军一面自行抢购,一面责成吉林省的粮政局和长春市的田粮管理处代为筹划。经过五十天左右的搜刮和抢购,总共筹集近三百万斤粮食。各军方面,除了新7军有一些粮食积蓄外,60军和其他部队都要现购现吃。四月中旬,长春方面经过户口清查和余粮登记这样的统计摸底,长春的粮食只能维持到七月底。蒋介石命令把长春城市人民的一切物资粮食完全收归公有,不许私人买卖,由国民党政府计口授粮,按人计日分配。

  维系长春守军士气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对于援军的期待,长春守军新7军和60军的六个师长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速派援军。蒋介石的复电说:“我对你们及部下士兵如兄弟子侄一般,我没有一刻忘记你们的困难。但是,如不准备好,赴援部队会在途中被歼的,希望你们艰苦卓绝,支持到底。”虽然蒋介石并未放弃派遣援军接应长春的守军,但事实上,东北国民党军的指挥官们对派援军去长春已基本上不抱希望。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官卫立煌对于长春,已认定是一着死棋。他对长春已不抱任何希望,守则维持一天算一天,撤则谈何容易!认为那是一个死地,应该集中经营沈阳。郑洞国再三请他增加飞机空投粮食,他则强调沈阳也缺粮,空运能力有限等因素,并未采取积极措施。当蒋介石让卫立煌设法援救郑洞国撤出长春的时候,他说:“大部队由长春向南撤退,要通过五六百里的共区,事先毫无妥善计划,仅靠一纸命令,叫跑便跑,真是开玩笑!”

  身陷绝地的长春守军,内部矛盾重重。守军新7军是国民党嫡系部队,新38师曾在印缅战场上立过战功,军长李鸿兼任长春警备司令,他看不起60军,认为他们是“花子兵”“脓包官”,加之新7军控制长春大部分军用物资,在分配方面对60军相当歧视。60军出身滇军,在国民党军中被视为杂牌。1945年,蒋介石乘滇军主力去越南受降之机,调动部队威逼云南省主席龙云辞职,滇军官兵对此举十分不满。滇军主力从越南北运东北,背井离乡,又被分割使用,反蒋情绪强烈。潘朔端率部在海城起义,不但给反蒋情绪火上浇油,也为中共方面做60军工作打下基础。解放军方面利用这些矛盾,对长春守军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围城指挥部不但建立各级瓦解敌军的组织,而且设专人负责这项工作。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大规模群众性的对敌军政治瓦解,迅即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围城解放军通过政治喊话,发放宣传品以及阵地联欢等方式,争取国民党军官兵投诚。据不完全统计,到9月30日为止,大约有一万九千多国民党军官兵向解放军投诚。

  1948年9月下旬到10月上旬,长春守军组织多次出击,均被解放军打退。虽然长春周围解放军主力南下投入北宁线作战,包围长春的解放军只有十二纵一个主力部队加上若干独立师,但人困马乏、士气低落的国民党长春守军已无力突围。10月5日,郑洞国命令60军配合新7军出击。原本趾高气扬的新7军军长李鸿此时完全丧失信心,他对曾泽生发牢骚:“五十六师,不行(无法突围),连六十一师、三十八师都靠不住。现在是师长有师长的算盘,军官有军官的做法,士兵有士兵的想法,简直是离心离德!现在是围在城里,还能这样守着;出去,架子就散了!”当时,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包围锦州,长春守军预感到大祸临头了。10月17日,经过党组织长期耐心的工作,加之与蒋介石的矛盾,以及目睹战局发展,60军在军长曾泽生的率领下,毅然起义,彻底打消国民党军突围的希望。得知消息的新7军官兵彻底丧失斗志,派人与解放军联系,最终放下武器投诚。18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亲自拟电给长春国民党军最高指挥官郑洞国,让他“重举反帝反封建之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21日下午,放下武器的兵团直属部队走出长春中央银行大楼,最终投向人民怀抱。至此,长春走向光明。

  长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史上第一个不攻而克的大城市,是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正确战略部署的结晶。长春围城不但揭开辽沈战役大幕,也体现我军高超的指挥艺术。围困长春是我军采取的一种特殊的作战方式,斗争手段超出军事范围,十分复杂。七十年之后回首那场特殊的围城战,不由得让我们怀念为解放长春而牺牲的烈士与群众。抚今追昔,我们应该更加珍惜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 责任编辑:吕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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