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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先生的“三立”

发布时间:2019-09-10 15:01:36 来源:团结网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号楚南,笔名抱一,名言志。黄炎培先生一生抱一而式,成就立言、立功、立德三不朽,成为我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教育家、革命家和国家领导人,垂范后世。

  立言

  立职业教育之言。1913年,黄炎培针对当时中国旧教育空洞和远离现实生活的弊端,在《教育杂志》第5卷第7号发表文章《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提出学校教育采用与学生生活、与社会实际紧密联系的“实用主义”,为倡导和实践中国现代职业教育打下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1916年1月,继“实用主义”之后,黄炎培在我国提出“职业教育”,相继提出了一系列职业教育理论。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理论以“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最终达到“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为最终目标;以“手脑并用、做学合一”,“工学结合、注重实训”,“尊重个性、因材施教”等为教学原则;以“敬业乐群”为职业教育道德理念,建立了完整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1925年底,在办职业教育9年时间以后,黄炎培从办职业教育的实践中不断反思,提出:“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职业教育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的“大职业教育主义”。“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思想主张突破了早期职业教育运动的狭隘思路,适时调整了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把兴办职业教育纳入了国民教育整体结构框架和整个社会发展的运行机制之中,使职业教育成为一种开放的、全方位的、对整个社会具有强大辐射力的教育,使职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得以完善。

  立参政之言。黄炎培是政治家,他的参政之言也大多以改良劝谏为主,给后人留下了很多著名而影响深远的参政名言。1913年,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卸脱政权,闭门写《孙文学说》,因不擅长写文章,就请黄炎培帮助撰写《孙文学说》。《孙文学说》是黄炎培第一次在政治上参与的重要立言,它吸取了西方机械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进化论的自然发展观,同时提出并系统论证了“知难行易”的认识论学说,把中国唯物主义的知行观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奠定了三民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进化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1945年7月,为了推动国共谈判,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期间,黄炎培有机会与毛泽东多次促膝长谈。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沉思良久,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这段“周期率”的谈话,给中国共产党人以极大的启示,推动了新生共和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成为参政之千古名谈。1958年,黄炎培在调研中发现农村土地正由于殡葬占地的不断扩大而日渐减少的情况,提笔写了一篇题为《试倡平地深葬》的文章。文章发表后,黄炎培把文章转呈毛泽东主席参阅,得到了充分肯定。这也是后来中央提倡殡葬改革的一个重要参考意见。

  立著述之言。黄炎培先生终其一生养成了良好的写作习惯,他把每日所作之要事及心得,乃至教育考察及教学成果等付诸笔端,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笔墨。主要著作有:《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新大陆之教育》《东南洋之新教育》《中国商战失败史》(合作)《中国教育史要》《黄海环游记》《断肠集》《蜀道》《抗战以来》《延安归来》《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八十年来》《南洋华侨教育商榷书》《我之人生观与吾人从事职业教育之基本理论》《中国关税史料》《对外贸易史料》《淞沪抗日史料》等。1994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收集黄炎培先生有关教育的著述,编辑成《黄炎培教育文集》共4卷出版。黄炎培还擅长诗歌,一生写了一二千首诗,有《断肠集》《苞桑集》《白桑》《红桑》,合为《黄炎培诗集》出版。同时,黄炎培从1911年起到1965年去世为止还撰写了数百万字的日记。经过收集整理,中华职业教育社和华文出版社于2008年和2012年分两次出版了总共16卷600多万字的《黄炎培日记》。

  立功

  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发起创办职业教育社,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探索和追求。辛亥革命失败后,他痛定思痛,立志于“教育救国”,提出“教育救国乃是唯一的途径”。黄炎培深入研究了西方近代的各种教育学说,在多次考察反复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与1913年提出实用主义教育,引发了人们教育观念的转化。1916年,黄炎培提出了一种融教育与职业为一体的新教育形式,即“职业教育”,并给予定义——“用教育的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共给和乐趣,同时,尽其对群的义务”,并提出“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他积极联络,募集资金,调查研究,在大量组织工作的基础上,组织了职业教育研究会。1917年5月6日,黄炎培联合马相伯、蔡元培等48名教育界、实业界人士在上海正式发起并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署名发表《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及章程,成立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以研究、提倡、实验、推广职业教育为职志的全国性机构。7月,成立了议事部,黄炎培被推为办事部主任。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吸引了文教界、工商界的众多知名人士和上层代表人士,当年就发展普通社员545人,特别社员204人,永久特别社员37人。1918年,黄炎培等多方辛苦奔走,建立了中华职业学校作为职业教育的实践场所。与此同时,还创办了职业教育的理论刊物《教育与职业》月刊,阐明职业教育的理论与方法,编译职业教育专著。职业教育办得非常成功,几年后已经在全国蔚然成风。

  创建民主建国会。1945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民主、统一,建设新中国的愿望空前强烈,“陪都”重庆政治形势空前活跃,“要求和平,要求民主,要求国民政府改变经济政策,维护民族工商业的生存”的愿望强烈。形势所趋,黄炎培全力以赴投入到民主建国会的筹建活动中。他们同各方面的人士广泛接触和交谈,并随时向中共负责人周恩来、王若飞等通报情况。经过二十四次筹备会议,1945年12月16日,黄炎培与胡厥文、杨卫玉、章乃器、孙起孟等民主人士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举行“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通过了政纲、组织原则、章程和成立宣言。民主建国会在政治上是不偏任何一端的“中间派”,“不向任何方面采取斗争态度”,“着重于实际工作,尽力向工商界人士开展工作”。民主建国会虽然从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出发,采取“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但实质上是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政治主张相呼应,而为国民党当局所反对,这种政治态度使得它能够在后来的国内革命战争中保持正确的姿态,直到新中国成立,成为中国八大民主党派之一。

  参与创建新中国。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国民党反动派集团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上海党组织向黄炎培转达了毛泽东主席请他北上共商国是的邀请。1949年2月,黄炎培在地下党的帮助下,从上海经香港转赴解放区到达北平。到达北平的当天下午,就和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一起赴西郊机场迎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随后,毛泽东几次邀集黄炎培等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商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民建会的前途和革命分工问题,希望黄炎培多在民族工商界中做工作,为解放上海出力。黄炎培随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上海人民广播,号召上海人民动员起来,迎接上海解放。到达北平之后,黄炎培多次同李维汉、饶漱石等会谈,就解放上海和上海解放后安定社会秩序、回复市面繁荣等问题献计献策。1949年6月2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正式开幕,黄炎培被推选为第四组的副组长,负责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正式开幕,黄炎培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并在大会上发言。会上,黄炎培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随后,还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1949年10月1日,黄炎培登上天安门城楼,应邀参加了隆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立德

  个人品德。黄炎培一生高度重视个人品德修养,终其一生崇尚简朴。他在南洋公学被解散后回家乡办川沙小学堂,因为学堂经费极其困难,他不取分文薪水,靠乡试中试“朱卷”收入维持清苦的生活。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为了使中华职教社按照计划开展工作,他多方奔走,筹集经费。他自己过着简朴的生活,长期住在上海南市一所小楼的厢房里,后来他虽然用筹募来的经费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建造了公用大楼,但自己仍然住在那所小楼里。他从不添置家产,卧室就是会客室。抗战开始后,中华职业教育社迁到重庆。国难当头,黄炎培要求职教社同志勤俭节约,一度电一滴水都不能浪费,甚至对用过的信封也要翻过来再用。抗战胜利后,他和职教社总社迁回上海。由于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黄炎培不得不变卖藏书,卖字以资生活。他卖字不忘教育、不忘救国。他在对家人说:“个人修养,凡私人生活必须整饬,于身心上、于人对我信任上都有极大帮助。”并且常说:“做人最小限度,必须让我做一世清清白白、堂堂正正的人。”他坚持“为公不为私”的伦理原则,不但自己坚持,而且教育子女,并且在包括所谓“资产阶级”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宣传为公不为私,为国家社会服务的原则。他的宣传,不仅在教育界,在企业界都得到广泛的支持。

  职业教育道德。黄炎培先生在研究、倡导、实验、推行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十分重视道德教育,创立了独具特色的职业道德教育理论。他认为,职业教育的概念从内涵上应该包括职业技能的教授学习和职业道德的培养训练,二者缺一不可。他强调,“职业教育不仅是为个人谋生的,而且是为社会服务的。”他把敬业乐群作为职业教育的核心道德价值观;把劳工神圣作为职业道德教育的基础;把爱国主义作为培养职业道德的中心;把人格完整作为职业道德教育的目标。黄炎培甚至把职业道德建设提到了培养“善良之公民”的根本高度,提出“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律己严,待人宽”、“自我反省”的职业道德修养论;提出“身教重于言教”“自律与他律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等言责和方法,提出重视精神陶冶,反对“器械的教育”,主张德育与美育、体育相结合。1948年,在中华职教社成立30周年之际,黄炎培撰文指出,“30年来职业教育学校始终坚持做人重人格,办事重效能。”黄炎培所提倡的职业道德教育理论正确反映了职业教育的规律,至今仍具有巨大的生命力。

  官德。黄炎培曾有一个坚定的志向:一生造福公众,拒不做官。1914年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步伐的加快,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的希望破灭了,同年2月12日,黄炎培愤然辞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的职务。由于黄炎培在江苏办教育颇有影响,北洋政府两次发表他为教育总长,他都坚辞不就。1922年,大总统黎元洪特任黄炎培为教育总长,黄炎培也婉谢未就职。蒋介石对他也是又恨又怕,又打又拉。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15日,72岁高龄的黄炎培才欣然出任新中国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和财经委员会委员。他的儿子黄大能问道:“父亲一生拒不做官,怎么年过70做起官来?”黄炎培答道,“我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的工作。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在任期间,他严格律己,廉洁奉公。他原来住在简陋的四合院里,周总理亲自安排他修建一座小楼,他也一再推让,继续保持当年勤俭节约的习惯,仍然把用过的信封翻过来再用,深得毛泽东同志的赞扬,称之为“炎培作风”。(林勇 陈永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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