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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政党制度生长于中国土壤

发布时间:2019-09-23 14:06:35 来源:团结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2018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讲话)。加深理解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这一新型政党制度,对于我们坚定制度自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新型政党制度产生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斗争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是由其具体国情决定的,与社会土壤息息相关。新型政党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是中国社会100多年风云激荡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100多年前的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开启了探索近代中国政党制度的道路。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最初期望借鉴西方,按照西方的民主制度和“三权分立”的原则,实行内阁制,允许结社组党。一时间中国出现了300多个政党,多党制开始在中国试验。但随着袁世凯上台,宋教仁被刺身亡,国会被解散,多党制最终昙花一现。

1921年,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革命过程中,积极探索与其他阶级、政党的联合。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主动与国民党进行了两次合作,但这两次合作最终因国民党“一党专制”而破裂。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抗日根据地。1940年3月,抗日根据地各级民主政权贯彻执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代表小资产阶级。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雏形。

1948年春,人民解放军军事战线取得节节胜利,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都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这为召开新政协准备了群众基础和政治基础。在这种情况下,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此积极响应,并在随后筹备新政协的过程中,公开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重要文件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纪年、国旗、国歌等决议案。会议选举产生了由18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产生了由63人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新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新型政党制度正式形成。

二、新型政党制度根植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

新型政党制度产生后,经过70年的发展日臻成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使新型政党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多党合作事业发展迎来了春天。新型政党制度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离不开中华文化滋养,植根于中国优秀文化土壤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的政党制度不仅符合当代中国的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文化传统,为人类贡献了中国智慧。”(2018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讲话) 从文化传承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丰厚滋养,新型政党制度传承和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新型政党制度继承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天下为公”的理念。“大同”是中国先人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先秦诸子百家都曾畅想过美好大同图景,儒家最为典型的大同蓝图便是《礼记.礼运》篇中政治上施行“天下为公”的理想制度。“公则不为私所惑,正则不为邪所媚”,“唯公然后可以正天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公,奋斗目标的同向性是新型政党制度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新型政党制度建立之初,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而共同奋斗。今天,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朝着共同的奋斗目标风雨同舟、同向同行。这种奋斗目标的同向性,是新型政党制度良性运行的关键所在。

新型政党制度发扬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精神。“和合”一直都是古代中国思想家们的价值追求。古人在宇宙秩序上讲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西周末期,在讨论政治得失之时便生了“和合”理念,“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儒家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和为贵”的人际关系协调之道。道家有“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阴阳协调之道,有“与人和者,谓人之乐;与天和者,谓天之乐”的幸福境界。新型政党制度中执政党与参政党合作共事、民主协商、共存共荣,“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显著特征,彰显出“和合”的深刻内涵。执政党与参政党是团结、合作的关系,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目的是帮助共产党更好地执政掌权。新型政党制度以合作、协商代替对立、争斗,能够避免政党互相倾轧造成的政局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执政与参政、合作与协商构成新型政党制度运行的基础。

新型政党制度秉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谐包容”的意蕴。和谐包容,兼容并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交融中,中华文化不断发展繁荣。唯其如此,才铸就了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在承认矛盾、差异、不同的同时,主张包容合作、求同存异,和睦相处、取长补短。这种中华文化和谐包容的气度和意蕴在新型政党制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共产党以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持与各参政党团结合作,互相尊重,和衷共济,长期共存。在合作共事中,真诚协商、务实协商,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通过协商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共同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三、新型政党制度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制度

新型政党制度在当今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它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也不同于原苏东地区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

(一)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相比较。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有200多年的历史,政党制度可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采取“一党制”的有意、德。上个世纪二、三年代,意大利和德国分别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一党制”。这种制度以个人独裁为基础,靠暴力和谎言来维系,与近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很快被历史潮流抛弃。采取“两党制”的国家以英、美为典型。两党制国家中并不是只有两个政党,而是在许多政党中,有两个实力相当能左右全局的资产阶级政党,通过议会和总统选举,轮流执政,垄断国家政治生活。采取“多党制”的国家以意、法为典型。这些国家长期存在难以解决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是“多党制”产生的根本缘由,政党一般是在议会之外建立起来的,在选举制度上,通常采取比例代表制,这有利于小党的存在。应当指出的是,西方国家无论采取哪种政党制度都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决定的,都是资产阶级挑选代理人、进行政治斗争的方式,是资产阶级民主的一种装璜。

与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相比,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鲜明的不同:

一是执政本质不同。新型政党制度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之上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各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西方政党制度是服务于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无论是“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都不会从根本上动摇资本主义制度。

二是政党关系不同。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关系,是亲密合作的友党关系,不是西方政党制度的那种在朝党和在野党、执政党和反对党的政敌关系。这既避免了西方两党轮流执政、恶性竞争和多党轮流执政、政权更迭频繁、行政效率低下的现象,也杜绝了西方“金钱政治”、“寡头政治”、“政客政治”的乱象,防止了“你方唱罢我登场”、不同政党对着干的闹剧出现。

三是功能和作用不同。新型政党制度,是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各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政权,参与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与讨论,反映各党派所联系的劳动者和爱国者的利益、意见和要求,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和广泛性,有利于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有利于汇集各方智慧,集中力量办大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二)与原苏东地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相比较。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最早可上溯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当时三个工人阶级的政治派别却与一个小资产阶级派别展开了政治合作。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1917年到1920年曾实行过共产党领导的两党合作或三党合作制度。1920年8月,共产国际二大决定一国只允许建立一个共产党,俄国革命共产党又并入俄共(布),俄国实际上从1920年8月后才成为“一党制”国家。

苏联“一党制”直接影响了后起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选择。本来是实行“一党制”的更加坚定了这一制度,如蒙古、阿尔巴尼亚等。本来是“多党制”的后来都变为“一党制”,如罗马尼亚、古巴、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其他国家表面上保留了多党合作,实际上是“一党制”,如波兰、民主德国等。1989年至1991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发生政治剧变,与这些国家长期固守“一党制”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失去了党外有组织的监督,制衡力量弱化,加上缺乏“自我革命”精神,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等就会毫无忌惮地膨胀开来。在既无外在压力又无内在动力的情况下,党逐步失去了民心,最终丧失了政权。

与原苏东地区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相比,新型政党制度不同的是:

一是坚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人民民主理论和政党及政党关系理论,奠定了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根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硕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极大丰富了多党合作新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发展了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在政党制度设计和建设上,我们既不固化僵化,也不搞西化,坚定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

二是坚持长期的外部监督。新型政党制度中,执政党与参政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坚持自我批评、自我革命,自我监督,敢于承认错误,实事求是纠正错误,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与此同时,对于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还必须要接受外部监督和批评,这样才能防止因长期执政可能带来官僚腐败、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大家熟悉的“精兵简政”意见就是延安时期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中国共产党采用了。为什么?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指出:“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各参政党在参政过程中,要敢于批评,加强民主监督,讲真话,敢谏言,当净友,目的是帮助中国共产党执好政掌好权。这样,我们党的事业就会兴旺发达,我们的国家就会长治久安。

上述所有不同,彰显了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新型政党制度厚植于中国土壤,创造了崭新的政党制度模式、崭新的政党关系、崭新的执政方式,是中国伟大的政治创造,充分彰显中国智慧,为世界政党制度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作者:梁鑫华,民革党员,现任中国文化管理协会常务副主席、中国大众音乐协会主席。)

[ 责任编辑:程子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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