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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宝珊:北平和平解放的“钥匙”

发布时间:2019-10-10 11:11:01 来源:团结报

邓宝珊(1894-1968),名瑜,字宝珊,甘肃天水人,1953年加入民革。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等职。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民革甘肃省委会第一至三届主委。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1949年2月3日,人民解放军在北平举行隆重的入城式。上午10时,4颗信号弹腾空而起,庄严的入城式开始了。行驶在队伍最前头的是载有巨幅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画像的指挥车,后面紧跟着整齐的军乐队、装甲部队、炮兵队、步兵队、骑兵方队。古都北平城沉浸在狂欢中,到处人山人海、红旗飘扬、彩旗翻飞,饱受苦难的人们载歌载舞,以各种形式欢庆和平解放。北平和平解放让这座文化古都免于战火涂炭,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为新中国定都北平奠定了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邓宝珊功莫大焉。邓宝珊在促成北平和平解放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当时北平《新民报》发表文章《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邓宝珊将军》,上海《大公报》通讯也称“只有邓宝珊这把钥匙能够打开傅作义的锁”。

“傅之灵魂是邓宝珊”

1948年底的北平,大战在即,古都危在旦夕。在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胜利发展之际,中共中央决定由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共100万人,联合发动平津战役,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大规模的分割包围。为避免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文物古迹遭受损失,中共中央积极争取和平解决北平问题,采取了“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战略,布下天罗地网,使国民党军队完全陷入人民解放军的大包围圈中。面对时局,傅作义本着为历史负责的态度,早在1948年11月上旬,由长女、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通过中共地下人员王汉斌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发了密电,提出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试探。12月15日,傅作义派出了《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为代表出城谈判。

为打破傅作义的幻想,中共采取了“以战促和”的方式,很快傅作义控制的地区已经从整个华北收缩到京津塘三个孤立的城市,他赖以起家的部队被歼灭。12月25日,中共中央宣布将傅作义与蒋介石等一同列为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傅作义本来担心和平解放后得不到中共谅解,现在把他列为战犯,精神上刺激就更大了,思想上也想不通,情绪非常低落。

正在傅作义一筹莫展,徘徊、焦急、苦恼之时,12月底马占山登门访晤,开门见山的说:“东北已经完了,平津已经深陷重围,你究竟打算怎么办?我看你把宝珊找来,让他为你出主意吧。”傅作义、邓宝珊、马占山是“桃园结义”的拜把兄弟,邓宝珊向来以“善于调停、折冲樽俎”闻名,且政治眼光独到过人,处事沉稳、能言善辩、灵活性强,且时任华北“剿总”副司令,深受傅作义信任。同时,邓宝珊还和中共交谊深厚,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榆林地区抗击日军西侵、支撑北线、保护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同志曾写信给他,说“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傅作义左思右想,最终采纳了马占山的建议,马上派专机把邓宝珊接来北平,作为真正能够代表他进行谈判的人选。

针对傅作义的担心和顾虑,邓宝珊经过多方了解和深入分析后认为:北平的民心、军心渴望和平,厌恶战争,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同时,傅的部队控制了北平的制高点——景山,很多要害部位和城门也是傅的部队把守,北平基本由傅的部队控制,估计蒋系部队和特务不敢捣乱,不会出什么大问题。邓宝珊表示:“只要你下决心和平解决,其他一切具体问题,包括你个人前途问题,都由我去谈判解决。”

邓宝珊一番肺腑之言扫清了傅作义的思想顾虑,在以后的十几天里,傅作义和邓宝珊经过反复商议,进一步明确了所面临的形势,分析了傅作义部下和北平其他国民党部队的情况,设想了和平解放北平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事变的应变措施。

1949年元旦,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电命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明确说希望傅派一有地位能负责之代表偕同崔载之及张东荪一道秘密出城谈判。傅作义派华北“剿总”少将处长周北峰偕同张东荪进行第二次和谈。这次和谈后,傅作义看完了会议纪要,只是唉声叹气,摇摇头说:“谈的问题还不够具体,没有明确表态。”

纪要规定,1月14日前为答复的最后时限。11日,傅作义电告林彪,将派邓宝珊作代表再次出城谈判。毛泽东主席听说后指示:“傅之灵魂是邓宝珊,可向他表示,毛主席知道他出来谈判,表示高兴,并致欢迎之意。”

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

1949年1月13日,邓宝珊作为全权代表与周北峰出城,经清河镇到达五里桥,与林彪、聂荣臻、罗荣桓谈判。为加快和谈,14日解放军发起了对天津的总攻,仅仅用了20多个小时就顺利解放了天津,活捉傅作义的亲信陈长捷,这大大打击了傅作义在谈判中的信心和资本。

由于邓宝珊了解中共的政策,并真正知道傅作义的想法,所以谈判进展比较顺利,很快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初步协议》,电达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等领导后,毛泽东主席表示:“经邓先生达成的协议是可行的,我们对邓先生完全信赖。”

1月16日,双方在初步协议上签字。此后,双方又经过多次磋商,达成了正式协议。1月21日,傅作义在《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上签字。双方协议:开出城外的傅作义所部全军在大约1个月后开始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双方又协议在过渡期间,北平市内的各级行政机关、企业机关、银行、仓库、邮电机关、报社、学校、文化机关等,一律暂维现状,不得损坏,听候处理。22日开始,国民党军队开始撤出北平,31日撤退完毕。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开进北平接管防务,北平获得和平解放,回到了人民的怀抱。邓宝珊在和谈中充分发挥了他的才智。1月16日,毛泽东见傅作义还有所保留,为了敦促和谈进度,起草了《最后通牒》。这是一封讨伐傅作义的书信,措辞严厉且尖锐,历数傅作义3年内的罪行等,表示还要追讨其内战责任。但在通牒到达前,谈判已成功了。邓宝珊看完信后,担心傅作义受不了,会贸然行事来个“玉石俱焚”,搞不好和谈会前功尽弃,他对中共代表说:“傅作义不一定会受得了,我决定回去后,暂时不把信交给傅作义将军。”这个建议得到了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的同意和支持。这封主席的信,就这样被“扣留”下来。不出所料,傅作义后来看到这份“通牒”大发雷霆,心情之坏比当初看到“战犯名单”时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因协议已签,已成定局,只能作罢。

北平和平解放的意义十分重大,不仅保护了闻名于世的文化古城、文物古迹,还保护了两百多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为未解放地区树起了和平解放的北平方式,成为后来解放湖南、四川、新疆、云南等地的范例,大大促进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1949年2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西柏坡亲切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热烈欢迎他们站到人民一边的正义行动,充分肯定了他们保护千年古都的珍贵文物、建筑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为人民解放战争作出的贡献。3月,中共中央迁到北平。3月25日下午毛泽东同志在西苑机场检阅人民解放军,特邀傅作义、邓宝珊参加检阅。4月1日,傅作义向全国发表通电,表示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

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邓宝珊作为特别邀请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在会上发言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全国人民的热烈盼望下,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热烈盼望下,胜利地召开了,这是一件历史上空前的大事。英勇的中国人民不仅打垮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还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而且开始建设自己独立、民主、和平、幸福的新中国。我愿意劝告西北、西南、华南、台湾等待解放区的真正的爱国分子,不要徘徊、不要犹豫,赶快冲破黑暗,走向光明,坚决的、毫无保留的向人民靠拢。各位代表先生们,今天我们中国有了这样一位英明的人民领袖——毛主席,有了这样一个坚强的人民政党——中国共产党,有了这样一支无敌的人民军队——人民解放军,有了这么多为统一战线奋斗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以及四万万七千五百万觉醒的人民。我坚决地相信:独立、民主、和平、繁荣的新中国必将永远屹立于世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和朱德举行宴会,专门宴请了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等26位国民党起义将领,李济深、周恩来、刘伯承、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作陪。席间,毛泽东几次举杯庆祝到会的原国民党军将领举行起义和响应人民和平运动的功绩,他说:“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瓦解的速度,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10月1日,邓宝珊应邀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邓宝珊深有感触地说:“我甲午战争那一年出生的,可以说生于忧患,也是饱经忧患。现在,我能够亲眼看到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中华民族再也不受帝国主义凌辱,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欣慰和自豪。”

新中国成立后,邓宝珊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他出生在甘肃,又曾在甘肃任职,与甘肃各族各界都有交往,对于任命他为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对邓宝珊说:“蒋介石不信任你,始终不让你当甘肃省主席,我们要让你回甘肃做甘肃省主席,相信你一定能做好工作。”同邓宝珊在甘肃共过事的邵力子曾说:“从前,我曾三次向蒋介石举荐你这个甘肃人担任甘肃省主席,都没有任命。共产党一建国就启用了你,可谓知人善任。”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民主人士担任省主席的还有湖南省主席程潜,一时有“南程北邓”之谓。

1950年1月8日,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邓宝珊就任主席,他出席成立大会并致辞说:“宝珊等于即日起就职视事,谨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中央人民政府法令,忠勤为人民服务,为建设新甘肃而奋斗。”

在任期间,邓宝珊“勤政爱民、造福乡梓”,他从甘肃的实际出发,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高度的责任感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他非常注重调查研究,为了掌握实际情况,他每年都用不少时间深入基层、接近群众、体察民情,足迹遍及全省各县。他对全省的农村工作特别是粮食工作特别关心,甘肃的粮食问题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不能自给,不仅拖了工业的后腿,更使占甘肃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的温饱没有保证,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受到影响,这些都使邓宝珊思想上压力很大,因此他对发展农牧业、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有关农业发展的建设事业尤为关心,想通过解决干旱问题扭转甘肃农业落后的状况。全省大中型水利工程他几乎都去视察过,对各地小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他也指示有关部门给予积极支持。他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参加植树劳动,挥汗如雨地干着,给干部群众留下很深的印象。

邓宝珊极力促成甘肃工业的发展,经常深入工业建设工地,参加义务劳动,慰问苏联专家,接待从事工程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并与指挥建设的领导干部交谈工程进展情况。天兰公路、兰新铁路、白银公司、刘家峡水电站、金川公司、酒钢公司等建设,他都极为关心并多次亲临指导。早在旧时代,他就期望家乡能够解决民生问题,但动荡的环境使他的期望终成泡影。新中国成立后,邓宝珊建设甘肃的愿望一天天成为现实,当时甘肃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重点地区,他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陇中苦瘠甲于天下”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这给他带来莫大的喜悦。他曾感慨地说:“从左宗棠办甘肃机械局、兰州织呢局到解放前,甘肃的近代工业没有显著的变化,民族工业自生自灭,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也办得很不景气。解放后仅仅10年,许多大企业就在甘肃建立起来了,这是最生动的新旧社会的对比。”

邓宝珊认为,要改变甘肃的落后面貌,必须首先普及教育,大力培养各种人才。因此他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积极倡导和支持对文物古迹的维修保护、积极促成省博物馆的建设,关心大中小学的建设和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并结交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挚友。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邓宝珊提交了关于创建民族学院的提案,建议中央人民政府拨款在兰州创办可容纳1000名学生的民族学院,招收各少数民族青年,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这一提案立即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不到两个月,西北民族学院即在兰州成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甘肃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凝聚了邓宝珊的心血和智慧,为今天甘肃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们亲切称邓宝珊为“我们的好省长”。(徐庆康)

[ 责任编辑:何佳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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