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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笑天:建设一视同仁的营商环境 助力民营经济新发展

发布时间:2019-10-14 14:20:41 来源:团结网

对外开放首先要对内开放,稳经济关键在于稳就业,稳就业很大程度在于稳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民营中小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民营企业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支撑,是企业家精神的发源地。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的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公有制的改革,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要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不合理的规定和限制,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营商环境建设和优化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其中政府部门的努力必须是切实的,系统的,不间断的。

第一,政府职能转换进程应该进一步深化。政府职能转化的根本就是要给社会和市场的独立而完整的发展创造空间和机会,对非公企业发展而言,这种转换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消极方面,即政府职能部门不能管得太多、管得太具体、管得太严;二是积极方面,政府职能部门不能不作为,不能听任那些阻碍非公企业发展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继续发挥阻碍作用。围绕着非公企业发展问题,政府职能转换应该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做出切实的努力,不做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

1)在非公企业发展比较发达的地区(珠三角、长三角等),要对非公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进行深入的清理,特别重要的是,要强化政府职能部门的服务功能(消极方面)和督查功能(积极方面);在非公企业发展比较迟缓的地区(如东北等),重点要放在积极方面,为清除各种体制性政策性障碍制定出时间表,要有严格的工作业绩考核制度,对以任何方式阻碍非公企业发展的机构或个人进行严厉查处。

2)对职能转换涉及到非公企业发展的领域进行细分,就目标、任务、责任、义务和工作流程等,制定出详细的转换规划,引入非公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媒体,专家学者、民主党派等)参与监督,就转换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估,将其纳入工作业绩考核体系中。

3)以中国民间商会作为主发起单位,依照行政区划,在省级、地级和县级三个层次上,就非公企业发展问题,对各级政府职能转换的绩效进行公开定期的评价,每次评价结果张榜公布,在全社会列出排行榜,发动全社会来监督各级政府职能转换的进展和问题,形成强大的督促效应。

第二,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应该进一步加强。一些法律法规明文在列,却在很多地区很多场合被置之不理,给非公企业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实践证明,有法不依的情况将成为影响非公企业发展的重要障碍。要清除这种障碍,就要提升执法意识,强化执法能力。

1)消除有法不依的现象,加大对执法过程的监督,围绕着非公企业的发展涉及到的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要有定期清单公布,明列哪些部门哪些人有法不依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要有切实的责任追究制度,不但追究行政责任,还要追究法律责任。在这方面,非公企业要强化自身的法律保护意识和能力,要强化企业法务工作,不可等闲视之。

2)对选择性执法现象要高度警惕,这种执法行为实际上是在破坏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公平性。非公企业要及时披露遭受选择性执法的情况,争取各方面的法律支援,要借用社会性力量来阻止选择性执法现象,确保自身的合法权益和发展机会。

第三,公平竞争环境应该进一步营造。长期以来,非公企业遭受了不公平竞争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源于国有企业享受到的特殊待遇(项目获取、融资便利等等),在很多领域国进民退的现象依然很严重,那些逐渐向非公企业开放的新产业领域,也有很多限制没有取消,让开放成为一句空话。所以,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非公企业要得到特殊的保护和帮助才能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和地位。这是一个特殊的过渡期,将覆盖整个新时代。

1)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在一些产业领域制定出明确的真正开放的时间表,并撤除那些或明或暗的障碍,要重新定义竞争性产业、关乎国计民生产业等,不能以这类定义作为阻碍非公企业进入和发展的合法合理借口;

2)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时,要有明晰的法律和政策规定,保护处在弱势(股权和发言权)地位的非公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利益,采取特殊企业制度安排,确保新进入的小股东的所有股东权利。对那些以混改为名进行第二轮关门打狗(第一轮关门打狗的做法是以招商引资为名,盘剥非公企业)的做法进行严厉处罚;

3)对损害非公企业合法权益的诉讼案例的立案、审理、判决和执行,必须公开化,严禁暗箱操作,严禁其他利益关联方以各种名义干预案件。对诉讼程序进行改革,引入社会监督力量(社会各界人士,媒体等)全程旁听案件审理过程。这是目前情况下对非公企业进行特殊保护的权宜之计。

第四,政商关系定位应该进一步科学。政商关系应该是双向互动的过程,不能以为是政府官员的政治觉悟或良心发现的单方面之举。从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实绩看,不管是哪一级党政官员,凡是涉腐的,都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政商关系;而不少非公企业人士也受到误导,以为只有与政界人士建立特殊关系才能做好生意或避免麻烦减少损失。所以,非公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是政商关系的不正常。这不仅仅是一个党风廉政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企业人士的经营发展意识问题,可以具体归列为法律法规问题,要在这个层面上来确立政商关系正常化,不能寄希望于官员的廉洁自律或是商界人士的经营发展意识健康上,政商关系的清与亲,要有法律法规作为基本依据,而法律法规的执行要以公开透明为抓手,以公开透明确保社会力量的便利监督。

1)应该进一步收紧党政官员的行为约束,尤其是在与非公企业打交道时,这种约束应该是有形的,明晰的,也是可验查的,再配套以相应的处罚手段,建立起阻止政商关系不正常化的刚性机制。

2)加快政务公开透明化步伐。订立时间表,进行两类事务公开,一是官员个人财产变动状况,扩大可查询范围,创造查询便利;二是官员与商界人士公务往来情况,对部分官员(比如规划,计划,融资,税务等)的涉商非公务往来,也要适度公开。最大限度地杜绝政商交往被不正常因素所主导的空间和机会,将监督力量延伸到交往环节。

3)关于非公企业的项目获取、融资、法律纠纷等重大事项,建立涉事官员的零报告制度,不管是公务所需,还是非公务所涉,要向社会公布,杜绝官员在处理之类事项时有获取利益之欲念和机会。

在大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的同时,结合中共“十九大”提出的产业和消费升级、结构调整、经济转型政策精神,特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一是以精准扶贫的韧劲和巧劲扶持民营经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已成为新时代中国政府消减贫困的品牌。中央明确要求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社会各界都在期待相关政策细则落地。一方面严控债务和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要防去杠杆姿势不对,用力过猛导致内需外需下行压力增大,直至误伤民营经济。从微观层面看,国家政策对民营经济“远水解不了近渴”。目前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大批出口导向性民营企业破产重组,一方面是与市场转变有关,但更与长期以来融资难、成本过高、税费过重的现实关联紧密。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把立足点放在如何精准扶持实体经济和民营经济上,如果没有大批坚守的实体民营经济,其他诸如产业升级、消费升级、金融创新就都没有了。从长远来看,可以让海外商业金融机构进来,开放金融领域,让外资金融机构、互联网新型金融来为民营经济提供更具挑战性、更精准的服务。政府要做的是提供融资支持、提供补贴、减免税费,更重要的是提供稳定的政策和法治环境,让企业有长远的发展预期,新的资本才敢进来,而无后顾之忧。要针对处于暂时困境中的部分实体民营企业一事一议,需要解决他们的“近渴”,也要消除他们的“远虑”。

二是加快打破行政性垄断,着力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资五大基础性成本。2018年7月份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除大型企业PMI处于荣枯线以上外,中小企业PMI处于荣枯线以下。当前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资(商业银行)这几大产业都被国有企业所垄断,民用企业在中长期(十至十五年)不可能进入这些行业,而这些行业提供的产品及服务直接决定着民营企业成产原料及生产成本,民营企业只能接受这些产业制造商的安排。根据研究,国内这五大基础性产业成本比美国等发达国家高出一至两倍。中国人均收入8000美元,美国等发达国家超过人均收入4万到5万美元,我们这些基础性成本如此之高,令人困惑。除了资源禀赋外,主要还是相关领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竞争不足、效率不高,这些成本直接影响到实体经济,特别是下游民营企业的发展。

国际发展经验表明,对内开放要优于对外开放,无论是行业准入,用地优惠还是用人制度,要对内一视同仁,只有充分发展民营经济才会有强大的国内产业以应对跨国机构的冲击和竞争,这更是增强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力的需要。当前在汽车、金融。高端服装、能源、建筑设计、医疗、教育、电信、互联网、新闻出版、广电、快递等领域还存在很大的对内、对外开放空间,对有利于国民民生的行业要出台扶持政策。建议抓紧落实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打破行政性垄断,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实施降成本的供给侧结构型改革”,这项改革对提高民营经济效率至关重要,可以针对相关产业研究具体放开、搞活方案。

三是积极发挥政协的作用。民营企业外企能否享受同等国民待遇?外企有“负面清单管理”,国有企业、央企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类支持,鼓励措施,能否也有民营企业或非公企业发展的“负面清单管理”。政协的工作目标正是为促进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政协联系各界别,特别是非公经济(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单个的发展需要和诉求确实是人微言轻、渠道有限。政协应该替民营企业发声,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为国家和各地区就业、税收、经济转型、消费升级做更多贡献。政协可以协商议政平台为抓手,组织将目前的宏观产业政策研究细、研究实,例如整理出过去出台过的禁止与限制非国有企业进入的产业目录(如土地开发、医疗、教育、各省、市基础设施建设等),研究放开措施。民营企业有知识、有智慧、有想法,但没有牵头及组织,无法发出他们积极发展国家产业的声音。各地市可研究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领域或产业,在强势政府的背景下,这些鼓励措施是对民营企业发展的一种有力保障。

四是充分履行政府的职责。现阶段,民营企业发展存在三个突出问题,一是产权保护机制,二是要妥善处理民营经济产权的纠纷,三是鼓励和保护企业家精神。这三个问题都需要有政府的支持,出台具体可操作的措施。民营企业不需要政府政策、产业垄断、资产、资本的全方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只要政府的积极态度或不否定态度就可以激发全社会的创业精神。可以推广沿海非公企业发展经验,如政府专门成立民营企业促进部门。目前民营企业已经为全社会提供近80%的就业岗位,但民营企业享受的政府服务多是随意的、不确定的,应该将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具体化,政府的支持力度应与民营企业为社会、为国家所做的税收贡献相匹配。

五是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民营企业的开放。中央提出“六稳”目标,稳预期是重中之重,一个社会有长久的预期就不会陷入人心浮躁、焦虑的状态。稳预期关键在于稳增长。只要民间投资畅旺,则中国增长可期,近年来资金脱实向虚愈演愈烈:一是因为基本建设中不良投资挤占了不少信贷资源;二是因为不少领域的投资没有开放,令民间投资无处可去。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差距最大的是服务业、重点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研发、金融、咨询、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社会服务业。知识服务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其技术是不可编码的知识、体验性的知识,吸收这类技术知识、经验,要深度开放与合作,这些方面民营企业有机制和快速反应优势,要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成为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功能。

一方面是投资饥渴症,一方面是医疗、教育资源的不足造成的社会焦虑症蔓延。通过开放这些领域投资限制,既为民间资本找出路,遏止资本脱实向虚势头,缓解医疗教育不足引发的社会焦虑,还能为人民群众财产配置需求提供稳妥的建设性的渠道和平台。对于实现“六稳”目标有巨大意义。当然放开对民营企业的投资限制,会对政府管理水平提出新的要求,并以此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健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本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以政府立法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提供了制度保障,希望可以为民营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作者系民建北京市委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 责任编辑:孙靖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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