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文史E家  >  

抗战时期仍坚持办学的张伯苓

发布时间:2019-11-07 10:26:17 来源:团结报

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侵略者在占据东北的同时也向华北地区步步进逼,局势日益恶化。为应对瞬息万变的局势,寻找抗战的新路径,张伯苓多方为南开学校的发展寻找出路。

策划南开分校

在与胞弟张彭春商议之后,他初步确定去重庆看看能否找到合适的地方建立南开分校,以备不时之需。正巧在1935年冬,张伯苓应邀出席在重庆举行的全国禁烟会议。就这样带着在异地开创南开新辉煌的希冀,张伯苓南下重庆。

抵达重庆之后,张伯苓的计划之所以能够实现,应该说是与南开校友胡光杰、胡仲实兄弟的大力支持和帮忙分不开的。胡氏兄弟在重庆社会关系广泛,张伯苓就将觅地建校的重任托付给他们。当时,民生公司创办人卢作孚向张伯苓表示,愿意将自己在北碚的土地,拨给张伯苓作为建校的基础;唐式遵师长也愿意将他在南温泉的几千亩地捐充校址。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张伯苓认为这些地点都不太合适办学校,便婉言谢绝了。恰巧此时,刘湘的妻弟周成虎同样因为仰慕张伯苓的为人,决定捐出他在市郊沙坪坝的130亩土地建校。张伯苓觉得这个地点颇为合适,就接受下来。不久,经过胡氏兄弟等人的努力筹划,沙坪坝附近地区的土地也逐渐被购进,最后扩充到700余亩。

张伯苓按照南开学校的管理模式,聘请南京的张群、吴达诠,重庆银行公会主席吴寿彤,成都财政厅厅长刘航琛,成都建设厅厅长卢作孚,公安局局长何兆衡,华西实业公司胡仲实和胡子昂兄弟,美丰银行行长康心如等9人为董事,成立了学校董事会,由财政厅秘书何九渊任董事会秘书。看着朝气蓬勃、日渐壮大的南渝,张伯苓仿佛又回到了南开学校初建时的岁月,浑身充满了干劲。待一切都走上正轨之后,张伯苓才离渝回津。返校之后,张伯苓对校友们发表了演说:“我在南渝住着很高兴,天天在院子里转,那儿的花匠跑到山里去拾花种子,把它分成畦,把南开的菊花单放一畦,插上签条叫‘南开菊’。任叔永到那去看见说:‘南开菊都到南渝去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在讲演结束时,张伯苓特别强调说:“我们要想新的路,新的法子,新的计划,用新的精神,往前猛进。”

柳无忌特别赞叹张伯苓在重庆筹备南渝中学(后改名南开中学)的高瞻远瞩,并发自内心地说:“当时国难严重,八里台南开大学邻近海光寺日本兵营,在忧患中我们听到了校长要在大后方开设南开分校的消息,有如一线光明闪耀在乌云中间,使我们的视线随着扩大,我们的情绪也就此稳定下来了。在设计、筹款、建筑的过程中……这些校长积有三十余年经验——他的魄力与毅力是值得赞扬的,但最使我敬佩的,是他那远大的眼光,正确的判断力,与为百年树人所作的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当时任何教育家或政治家所不及的。”

再造自贡曙光中学

创建于1924年的自贡曙光中学,是一所私立初级中学,校舍简陋,设备贫乏,学生少,质量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该校的20多位校董在1937年7月联名恳请张伯苓接办,并让四川盐务管理局长缪秋杰转达此信。盛情难却,张伯苓和喻传鉴等人于同年秋来到自贡,受到曙光中学校董和广大老师、学生的热烈欢迎。张伯苓一行参观了自贡盐业及中学、小学,表示“鉴于自贡为盐产重心,前途发展,无可限量,曙光学子又皆聪颖可爱,极愿对于自贡教育有所效劳”。曙光中学校董闻听此言,大喜过望,决定赠聘张伯苓、缪秋杰、喻传鉴为校董,公推张伯苓为董事长。

为了不辜负曙光中学校董、师生的殷切期待,张伯苓董事长提出选定新址,建设新校园,增设高中部,选聘校长、教师,增加办学经费等一系列意见和建议。得到校董和广大老师、学生拥护和赞成,制定了办好曙光中学的《三年改进计划》。在张伯苓接手之后,曙光中学确定了“尽心为公,努力增能”的校训,倡行全新的办学理念,使自贡曙光中学重现希望的曙光。

学校是否有灵魂,还在于校风建设。1939年6月中旬,张伯苓和喻传鉴、徐谟、韩文信等人再次来到自贡,并视察蜀光中学,分别于16日、17日两次发表讲话。他在师生大会上特别强调:“校风为学校之灵魂,亦即命脉。学校无优良之校风,如人身之无灵魂”。由此可见,张伯苓董事长不仅希望曙光中学能够拥有南开的优良学风,更盼望曙光中学可以弘扬“公”、“能”精神,以新的精神和新的校风,化为自贡市的市风,四川省的省风,乃至全国的国风。

在津南村的时光

抗日战争时期,张伯苓大部分的时间是住在重庆南开中学的教职员宿舍——津南村3号。这是一所四开间的灰砖小平房,和他的三子锡祚同住,房间里面的陈设也极其普通。张伯苓夫妇的卧室摆放着两张大木床、一个床头柜和几个大木箱。中间的大屋用来会客和吃饭,一张写字台是张伯苓办公用的,另有一张大圆桌做餐桌,两张形似沙发的木制大椅子是请来访客人坐的。张伯苓一如既往地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在穿着打扮上,这位驰名中外的教育家总是习惯留着平头,在家穿着对襟中式衣裤,外出时罩上长衫,天气冷时再加件马褂。

津南村的生活不仅是简朴的,而且也是有规律的。每天清晨,张伯苓总是起得很早,在校园里散步。8点左右,张伯苓在用过夫人亲自准备的早餐之后,就去办公室开始上班。上午时间几乎全部用在处理校务上,中午小憩片刻,到了下午3点或4点之后,他的陋室就开始热闹起来了。教授、学生、校友,陆续不断地来到他家里,向这位大家长请教或讨论各种问题。从国际形势到国内政情,从社会事件到个人问题,都可能成为探讨的话题。而张伯苓也从来没有厌烦过,总是精神饱满地倾听着、谈论着、欢笑着,他不断地给后辈们以鼓励和安慰,并经常以“我们下一代大有希望”来鞭策他们。晚饭以后,他的家里就更热闹了。教授、校友们带着太太或先生、孩子们陆陆续续地来到张家,就像一家人到长辈家里来聚会一样。他们吃着王夫人为客人们精心准备的椒盐花生、柑橘,喝着清茶,天南海北地谈着家事、国事、天下事。而张伯苓则和夫人一面玩着扑克牌“顶牛”,一面收听新闻,一面听着校友们的谈话,时不时地还插上几句。真是其乐融融,哪里还分得清孰师孰生?此种情形,天天如是,到了星期天则更是不知热闹多少倍。那些不住在校内的校友或是张伯苓的老朋友,也趁着休息时间,来到他家感受一下大家庭的温暖。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百忙之中于9月的一天下午,到重庆南开中学来看望张伯苓,受到张伯苓和学生们的热烈欢迎。见面后,双方相谈甚欢。转天,张伯苓还带着张锡祚等人到上清寺张治中的家里回拜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外出,不遇而返。

在津南村,张伯苓一如既往地关心、爱护着自己的学生,常常约请一些学生到他家里去开座谈会,了解学生们的志向和兴趣爱好,征求改进教学的意见,商量办好墙报等事宜。虽然学生们当时还都是十分幼稚的青少年,但是老校长亲切称之的话语,不仅使他们深深地感受到那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侯杰 秦方)

[ 责任编辑:何佳伶 ]

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