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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航”起义始末

发布时间:2019-11-08 09:40:13 来源: 团结报文史e家微信公众号

今年是“两航”(指“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起义70周年,1949年11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原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和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率领2000多名员工在香港宣布起义,两公司的12架飞机胜利飞抵北京、天津,回到新中国的怀抱。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

“两航”的来历

“两航”指的是旧中国仅有的中央和中国两家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是国民党政府交通部与美国商人合资经营的民用航空公司。该公司有一董事会,由两名美籍董事和三名华籍董事组成,简称“中航”。它在成立初期规模并不大,到抗战爆发,国民政府撤到重庆,为加强同外界的联系,除了打通缅甸公路外,唯有开辟国际航线。当时开辟了重庆至香港至加尔各答的航线。那时,中航的业务是替美国转运援华物资。美国政府为了保证运输,配备了100架运输机给国民党政府,其中大部分给了中航,故其业务日益增繁。抗战胜利后,中航总部迁往上海。

中央航空公司原为中德合办的欧亚航空公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中德断交。翌年3月,该公司由交通部接管,并更名为中央航空公司,简称“央航”。淮海战役后,由于蒋介石不同意把它迁往香港,央航只好先驻广州。央航内部早有中共地下党在活动。1949年3月,上海地下党通过央航副总经理查镇湖与该航总经理陈卓林等人联系。4月23日,央航秘密将和谈代表张治中的家属送往北平。

陈卓林,广东台山县人,原是华侨巨贾之子。早年毕业于美国寇蒂斯航空学校。1923年旅美华侨飞行家杨仙逸受孙中山先生委托,在美购置飞机和航空器材,陈与在美学习飞行的林伟成、黄光锐、聂开一等人应邀一道回国。后任广东航空局飞行师。1924年,孙中山在广东大沙头创立广东飞行学校,陈任飞行教官。1928年,陈济棠控制广东,重新改组空军,陈任空军司令部参谋处长、参谋长。两广事变时,陈卓林对陈济棠联络桂系军阀反蒋不满,遂与蒋介石派的陈庆云、周至柔联系,1936年7月18日广东空军六个中队,飞机70余架北飞投蒋。陈卓林与董光锐则于同一天分乘五架教练机从广州到香港,后转到庐山,得到蒋介石的口头嘉奖。1943年3月,中德合办的欧亚航空公司由交通部接管,并更名为“中央航空公司”。陈卓林由空军方面委派担任总经理,查镇湖由交通部委派任副总经理。

起义前的准备

早在上海解放前的5月1日下午,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离开上海,飞往香港。他给在上海留守的人员留下了一些美元、黄金和银元,并给公司顾问杨柳凤一封信,指示将设备、财产清点造册,妥善交给未来的新政权。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上海军管会航空部部长蒋天然发现了这封信,并上报上海军管会主任陈毅和副主任粟裕,他们判断刘敬宜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建议“两航”同时起义,并上报中央。周恩来认为刘敬宜是可以争取的对象。

刘敬宜,字本义,河南开封人。1897年出生于一个小作坊家庭。1914年小学毕业后,适逢河南省政府招考留美预备生,他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后考入密西根大学攻读航空工程学。1922年回到祖国。他立志要开创中国的航空事业,以此拯救中国。初在东北大学任教,后出任河南省实业厅长。1928年结识了张学良,在奉军三四方面军任参谋。刘敬宜的生平夙愿是:希望有一天看到中国人自己制造的飞机在祖国的蓝天上翱翔。抗战爆发后,刘敬宜主张在武昌南湖边上建立飞机制造厂,先装配训练机,然后再制造战斗机。因各方面的牵制破坏无法实现。1941年12月日军袭击珍珠港,日美宣战。刘敬宜作为中美航空问题的首席联络员绕道飞往华盛顿,并兼任中国驻美使馆航空顾问。1947年秋,国民党交通部给新上任的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发来急电,要求中航除了维持主要的航线外,其余的飞机投入抢运军用物资。刘为人生性耿直,不畏权势,自尊心极强。在国内的几番变故,已使他领教到在国民党政府中办事难的滋味,对官场中的黑幕亦有所认识,他渐渐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产生不满。

周恩来让华东局寻找认识刘敬宜的人,结果发现了吕明同志和查夷平先生。吕明是浙江永康县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考入国民党空军,随后被选送美国学习驾驶B—25型轰炸机。1945年回国后任杭州笕桥航校飞行教官。1948年为配合上海解放,打入上海市警察局。吕明曾在杭州笕桥机场学过飞行,后又赴美进一步学习。其时刘敬宜任国民党空军在美国训练飞行员总领队,所以他称刘敬宜为老师。查夷平先生原是中央航空公司的副总经理,和刘敬宜先生有过来往。周恩来召吕明和查夷平到北平。周恩来亲自向吕明、查夷平布置了从香港策动“两航”起义的任务,要查夷平代表他欢迎刘总经理和陈总经理回来参加祖国建设。周恩来还告诉吕明、查夷平到香港后有事可与张铁生先生取得联系。那时张铁生是中共港澳工委书记,乔冠华是早于张铁生的香港工委负责人,对策动“两航”事业起义都做过大量的工作。

受周恩来委托策动这次起义的吕明同志,和查镇湖一起秘密到了香港。此前,中共上海地下党已通过各种渠道与“两航”内的党员取得了联系。1949年6月,乔冠华通过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与中航内部的党员见了面,具体部署策动起义的计划。乔冠华并在一次秘密地安排下,与刘敬宜进行了一次交谈。吕明、查夷平到达香港后,就和何凤元(中航香港办事处主任)等组织了一个领导起义的工作小组。鉴于蒋介石下令“两航”迁往台湾,他们给“两航”上层做工作,鼓励他们发动职工成立港九民航工会,延缓和阻止“两航”迁台。

由于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人民解放军于10月14日解放广州,策动“两航”起义的工作进展得也很快,“两航”的总经理刘敬宜和陈卓林也被说服。

“两航”提前起义

刘敬宜决定参加起义之后,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秘密进行着。央航方面各开了机航、客运两方人员的碰头会议,互相认识,布置任务。中航的陆元斌、何凤元、陈耀寰等人也加紧在飞行员、技术人员中开展工作。

从10月下旬开始,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已逐渐完成。10月25日,“两航”成立了起义行动指挥部,吕明和查镇湖搬进了半岛酒店。两航已分别各开会议,讨论起义行动和善后事宜,及联系器材的装运,人员的安排等。11月8日,“两航”指挥接到报告,说起义计划有失密的征兆。故此,“两航”指挥部临时决定提前起义。入夜的香港,灯火通明。半岛酒店,穿着笔挺的侍员,微笑着迎接客人。今晚进进出出的大多是“两航”员工。吕明接到通知,明天只能安排10架飞机起飞。刘敬宜通知中航方面,多装些飞机的备用器材,安排一些业务拔尖的技术管理人员先行。这样,一到北京马上能将这批飞机投入航运。

1949年11月9日早上6点钟,12架飞机即3架C46、7架C47、1架DC-3、1架空中行宫号均飞出了香港。北飞时,为了防止国民党空军拦截,飞机在9000英尺左右的云层上飞行,并得到汉口广播电台等的领航。“两航”起义飞机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安全到达目的地。空中行宫号降落北京,其余11架降落天津。

当天晚上,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代表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西楼设宴招待“空中行宫”610号的机组人员与随机人员。两位总经理发表起义通电。新华社马上发表社论,赞扬“两航”起义的壮举。

11月12日,毛泽东主席发了贺电:“两航全体员工在两公司总经理领导下,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投入人民祖国怀抱,这是一种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特向你们表示祝贺和慰问……”周总理在贺信中说:“我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名义接受你们1949年11月9日电报的请求,宣布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并代表中央政府接受对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管辖,兹特任命刘敬宜为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为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

“两航”起义后,当时香港的港英政府冻结了“两航”财产和银行现金。因为留在香港的“两航”职工2000多人需要发工资和其它开支,周恩来答应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筹措港元600万元,解救了当时在香港的广大员工生活费,安定了人心。

“两航”起义的意义,切断了当时国民党军队企图在大陆西南地区负隅顽抗的空中交通线,对国民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孟绍)

[ 责任编辑:何佳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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