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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史大师蒙文通的学术生涯

发布时间:2019-11-30 10:45:36 来源:团结报

  蒙文通(1894-1968年),我国著名的史学家,上古史专家,同时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上也有专长,师承欧阳竟无,在佛学上也有精深的见地。

  蒙文通五岁入私塾,1906年又随其伯父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五年后被选入当时国学最高学府四川存古学堂。

  四川存古学堂是赵启霖仿张之洞在湖北创办国家机构而设,对人选学生要求极高,大多要求为举人,贡生及新式学堂中顶尖人才,而其旨在“保存国学,尊重蜀贤”。蒙文通进入学堂后,仍“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经史书”,时刻钻研于国学之中,且不拘于大师们平时所言,课余自行购置大量书籍,广涉经、史、子、集,对四库全书也开始涉及,早年广博的知识使蒙文通在后来治经、史、佛中都能显示出深厚的根基。

  1918年蒙文通从四川存古学堂毕业后,返回家乡盐亭以办私塾为生,从事经史研究,长达三年之久。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掀起一场新兴的文化革命。以鲁迅、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新文化干将与吴宓、章士钊等学衡派(文学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流派)发生激烈论战。在这场争论中蒙文通难以取舍,便辞去重庆府联中和重庆省立二女子师范学校的职务,“游学于吴越之间,访学于各大经史家门下,与章太炎论古今之流变,与欧阳竟无论佛典之影响”。在长期的游学过程中,蒙文通仍难以在二者之间取舍却悟及佛学在中国思想中的深层的潜意识影响,蒙文通便停留在欧阳竟无所办的“支那内学院”内,潜心研究佛学,从1923年到1927年,长达四年之久。此期,蒙文通与汤用彤、能十力、吕澂等朝夕相处,互相争论,虽各论不一,相异甚大,甚至针锋相对者亦有之,但这对蒙文通佛学研究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长期的“闲话”与“争辩”中,蒙文通得以旁及各学派立论的根基及其论证的过程,从而使自己的体系益发精密、严整,以致在佛学研究上当时少有人能及。欧阳竟无由此而寄希望于蒙文通,希望他继承衣钵专研佛学。“改好刻竣(《中庸传》),先寄此。此惟我弟能知,个中人谈其事,欲其速达也。……全恃观行,一丝九鼎;继续大难,德孤邻寡,亦可悲矣!”“孔学,聊发其端,大事无量,甚望我弟继志述事。”蒙文通离开“支那内学院”后,欧阳竟无己又常致函问讯,希望“共剪西窗烛、共作刻入谈”,“奈何经年不遗我一字!”

  不负欧阳竟无重望,蒙文通在佛学研究上相继取得重大突破。欧阳竟无看完他所撰的《中国禅学考》、《唯识新觉罗》后,大喜过望,竟又重阅一遍,时而愤笔于原稿之间,时而挥墨于稿纸之上。之后,蒙文通所撰两篇皆被刊于院刊《内学》创刊号上,紧接于欧阳竟无的《佛法》、《心学》二文之后。

  在经史文学上,蒙文通早在四川存古学堂便显示出深厚的根基。蒙文通于1914年所著的《孔氏古文说》,笔触深入旧史与六经的根基,由此辨其差别进而解开以后学者在二者上争论的症结。蒙文通独特的见地深得其师廖平的赞誉:“文通文如桶底脱。佩服!佩服!后来必成大家。”之后,蒙文通又相继撰述《近二十年汉学之平议》、《经学抉源》、《天问本身》、《周秦民族史》、《中国史学史》、《考古甄微》、《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墨学之流变及其原理》等专论。

  有别于阳翰笙写历史剧《天国春秋》借古以讽今,蒙文通治学专务学问本身。他常笔触探幽,从其本源寻找立论的根基进而撰述历代的变迁过程,逐条分源各派进行深入剖析,辨其前后承接及延续,从而使不经意的思想、词条都归入相应的渊源。由此廖平称其为“如桶底脱”。对于经史,蒙文通一向视之为历史的经纬,二者与文学互相交叠共同组成历史的洪流。他的著述论证也常以经治史,以史注经二者相互叠交,相互出入而辉映成趣。1968年蒙文通所著的《越史丛考》一书即详细引用一百三十余种古文献资料,有经有史,经史互证。文章从十二个角度探究越南的起源、发展、扩张、削弱的过程,论证谨严,资料详实,极具说服力。80年代初期,越南当局授意其国内学者著《越南古代史》,以期为侵略我国寻找舆论借口。1984年,中华书局即将蒙文通所著《越史丛考》资料整理出版,《越南古代史》一书产生的舆论效果由此而消失。

  蒙文通所著、所讲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断代史为当时国内权威。汤用彤先生曾在1957年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上发言提及蒙文通的专长:“现在很多人知道蒙文通是个史学家,并且是个上古史学家,但很少有人知道蒙文通在中国思想史方面也有特长,因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特别离不开经学和佛学。此外,他对唐宋思想史的发展也极有研究,特别注意了过去向未被人注意的那些思想家。”因此,当胡适不再延聘蒙文通时,钱穆曾言:“文通所任,乃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两代之断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离职,至少三年内,当物色不到一继任人选。”后来蒙文通离职北大,隋唐史一门先由陈寅恪先生担任。还未教一个月,其夫人就威胁说:“若不辞职北大,即不再过问其三餐。”隋唐史只得由各学者分授,学生甚为不满,胡适为此也大伤脑汁,却也拉不下学者的脸面到天津去延聘蒙文通,授课一事也只好敷衍了事。

  文如其人,蒙文通生性刚直而不轻易苟同于人。他先后执教于重庆府联中、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成都大学、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校。任教期间,蒙文通不仅学术迥异于人,而且脾性也有刚气。1931年四川军阀为节省教育经费以挪至他用,强行将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蒙文通愤而辞去职务以示抗议,后执教于河南开封;在河北女子师范校期间,日伪政府多次强“邀”其撰写类似《越史丛考》之类的政治学术文章,并以重金相诱。蒙文通虽一家七口,经济拮据,加之抗日战争爆发,家计日益困顿,仍对来者严辞相拒。后来举家迁往四川,执教于川大。而他对胡适的态度则近乎有几分“牛”气。在北大期间他竟一次也没有前往胡适家拜访,钱穆先生亦称“此亦稀有之事也”。这事弄得胡适十分难堪,胡适以至置北大隋唐史无人授课一事于不顾也不再续聘蒙文通,蒙文通也处之泰然,仍我行我素,后转至天津一女师,与徐锡予及其他人交往依然如故。

  从河北女子师范大学转至四川大学后,蒙文通应郭有守之邀,出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新中国成立伊始,蒙文通又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员和学部委员。此期蒙文通犹喜撰述从未被人注意的思想家,辨其本源,考其流变,进而论其在历史中的影响,同期而地域、传说的注重较前期大为提高。在巴蜀史的研究中,蒙文通的研究也贯穿了他由经入史、经史兼治的学风。

  1968年,蒙文通撰完《越史丛考》的初稿后便与世长逝享年74岁。(朱国琼)


[ 责任编辑:王艺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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