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文史E家图  >  

历史上的雄安

发布时间:2020-04-07 13:55:49 来源:团结报

编者按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是我国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涵盖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三个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在雄安新区设立3周年之际,梳理历史上的雄安,不仅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雄安,也可以更好地服务于雄安的建设和发展。

悠久的历史传承

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雄安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人类生息繁衍,距今最早的文化层约有7000多年的历史。

先秦时期,雄安地区处于中原王朝的北疆,介于华夏与戎狄之间。西周初立,燕国经营北方,燕国遂成为周王朝的北方屏障。在战国燕昭王时期,燕国为了防御西南的中山国、南部的赵国和东部的齐国侵犯,于公元前约334至公元前311年,沿易水北岸修筑了燕南长城。燕南长城西起易县太行山下,向东蜿蜒经徐水、容城、安新、雄县、文安等县,直至大城,总长近260公里。这条长城不仅是燕国的南境线,同时也是燕赵两国的分界线。

秦统一六国后,置郡县,雄安地区属广阳郡易县。西汉时置幽州刺史部,雄安地区归其管辖。东汉时,该地区又归冀州刺史部管辖。自此一直到北朝,该地处于幽州与冀州之间,或冀州或幽州或由两者分而治之。

白沟河

唐代,雄安地区属河北道,河北道是北方军事重镇。安史之乱后,唐代宗瓜分河北之地,授安史降将李怀仙等人为地方节度使,成立成德、魏博、卢龙三个藩镇,时称“河朔三镇”,雄安地区为卢龙镇所属。五代时期,雄安地区先后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5个王朝的统治。同时,北方少数民族契丹势力不断强大,屡次兴兵南下。后唐清泰三年(936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叛乱,为请求契丹援助,割让燕云十六州与契丹,雄安地区属于被割范围。947年,辽太宗率军南下中原,攻占汴梁(今开封),建“大辽”,雄安地区遂成为辽国统治区域。后周显德六年(959年),世宗柴荣亲征伐辽,连收三关三州,将雄安部分地区收回,并在瓦桥关设雄州、益津关设霸州,“雄”名即源于此。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议和,以白沟河为界,自此,雄县、容城被一分为二,今雄县南为宋之归信,北为辽之归义;宋、辽两容城南北并立,共一百数十年,至金始合二为一。

元朝建立后,定都大都(今北京)。元朝统治者认为“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因此将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及以西的地区称为“腹里”,由中书省直接管辖。1227年春,张柔到保州,将保州改名“保定”,寓保卫大都,安定天下之

意,保定从此成为护卫京师的重镇。雄安地区作为保定下辖州县,成为拱卫京师的重要部分。

明清时期,沿用元制。明洪武七年(1374年),由于其军事地位的下降,雄州被降为雄县。同年,将容城并入雄县。十三年(1380),析置容城县,复设安州及新安县,属保定府。清顺治元年(1644年),继续沿用明制。

民国时期,雄安三县一直属保定管辖。期间,虽然随着形势需要,三县区划多有调整,但隶属保定的大体格局没有再改变。

多元的文化特色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雄安地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质,其中比较鲜明有燕赵文化、边关文化和畿辅文化。

先秦时期,华夏王朝的政治中心地处中原地带,雄安地区则处在介于华夏与戎狄之间的北疆,其文化历经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既具有中原文化因素,也有着北方文化的特性。但总体而言,据考古发现,其文化属中原文化的范畴。

春秋时期,雄安地区为燕国辖境。周桓王二十三年(公元前697年)受山戎侵逼,燕桓侯曾迁都临易(今容城县城东、雄县西北)。战国时期,赵国灭中山,得今安新之地,奠定了雄安地区“燕南赵北”的基本格局。当时的燕南古长城既是燕赵两国的分界线,同时也是燕赵文化的结合部。因此,雄安区域文化带有鲜明的燕赵文化的特质。

端村行宫

汉唐时期,雄安地区的文化则呈现出鲜明的汉文化特征。在容城、雄县、安新等地,发现了很多汉代墓群,这些墓葬的主人多是西汉涿郡或东汉河间国的贵族,根据对其随葬品的考证,发现这里的文化具有幽冀两州边际地区的汉文化特色。唐时,雄安地区属河北道,深受唐文化的影响。安史之乱后,河北设“河朔三镇”。河朔三镇势力强大,有很强的独立离心倾向。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唐代自安史乱后,“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由此可知,唐中后期,雄安地区文化受汉文化的影响有所减弱。

宋辽金时期是雄安地区各民族文化交融比较鲜明的时期。宋辽时期,雄安区域处于宋、辽南北两个政权的交界地带,长期的对峙、交锋使其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澶渊之盟后,北宋在雄州、霸州等地设立的榷场更是大大促进了宋、辽两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女真族建立的金灭了辽和北宋后,迁都燕京,实行“南迁北徙”政策,女真人迁徙到燕山和华北一带居住,与当地汉人不断融合。雄安地区再次经历了和女真族文化上的融合。

元明清时期是雄安地区以畿辅文化为主要特征的时期。元明清时期,随着北京成为首都,燕赵地域成为畿辅之地。燕赵文化受京都文化辐射,产生了畿辅文化。清朝康熙年间,曾于白洋淀淀区兴建了圈头、赵北口、端村、郭里口四大行宫。康熙、乾隆也曾多次到行宫驻跸。

雄安地区在漫长的文化变迁过程中,由于处于南北多种不同文化体系的交接地带,经历了不同文化的碰撞交融,使得该地区的文化具有开放性、兼容性和多样性。

曾经的军事要地

雄安地区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主要是在五代、北宋时期。

五代时期,华北地区先后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的统治。到了后唐时期,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起兵叛乱,为向北方的契丹求援,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中原王朝因此失去了燕山山脉的屏障,变得无险可守。同时,北方的游牧民族可以策马南下,穿越华北平原,直抵都城开封。后周世宗柴荣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于959年开始北伐,先后收复了三州三关(瀛州、莫州、宁州,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并在瓦桥关置雄州,益津关置霸州,分别屯驻重兵。于是,三关地区就成了双方对峙的前线,军事地位凸显。

北宋时期,宋、辽以白沟河为界分而对峙,雄安地区又成为宋、辽两国的边界地带。为了防御辽国入侵,宋朝在此地修筑了浩大的军事防御工程,即“水上长城”和“地下长城”。“水上长城”即在白洋淀上筑堤围河,修筑工事,一方面可以练兵,一方面可以抵御辽国骑兵南下。“地下长城”则是指宋辽边关古地道,据说是由杨延昭牵头策划修建的。据明嘉靖《霸州志》载:“引马洞,为杨延昭所治,始自城中,通雄县,每遇虏至,必以出师。”古地道连接雄州与霸州,长约35公里。这些地道既可用于驻军防御,也可用来传递联络,而且还可以利用声学原理探知敌情。

宋辽边关古地道

1004年,萧太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率大军南征,长驱直入,连续击败宋军,攻陷瓦桥关、定州,直逼北宋重镇澶州(今河南濮阳),剑指都城东京(开封)。在宰相寇准等人的敦促下,宋真宗决定御驾亲征。在交战中,双方互有优劣,最后决定议和,订立“澶渊之盟”。从此,辽、宋两国进入了一百多年的和平时期,但是雄安地区的军事防御体系依然存在。在金末元初蒙古兵南犯河北时,发现“惟燕南雄、霸数州乃三关旧地,塘泺深阻,鞑兵不能入”,可见当时雄安的塘泺体系(即白洋淀水上长城)还发挥着重要的防御作用。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同年,北伐中原,元帝弃大都北逃。明军占领了长城沿线,雄安地区的军事防御功能不再必要。洪武七年(1374),降雄州为雄县,标志其战略地位的终结。

昔日的边贸特区

宋辽的榷场贸易源自澶渊结盟。

澶渊之盟前,太平兴国二年至四年(977年-979年),北宋曾在镇州、易州、雄州、霸州、沧州等地设有榷场,但不到三年时间就因宋太宗北上攻辽而废置。后虽偶有重启,但不久即又废。直到1004年澶渊之盟后,榷场才稳定下来。

澶渊之盟后,宋、辽在边界设立榷场进行物资边贸,分别在雄州(今雄县)、霸州(今霸州)、安肃军(今徐水)、广信军(今徐水西25里)等地开设四处榷场,称“河北四榷场”,就此开启了宋、辽间国家级别的边贸互市。

榷场贸易

在这四大榷场中,雄州榷场是设置最早、时间最长的榷场。雄州不仅是宋辽之间互通有无的边贸市场,也是宋辽之间正面战争和幕后谍战的重要地点。在宋辽对峙的过程中,雄州榷场在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据史料记载,“太平兴国二年,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易。”雄州榷场设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但从979年北宋伐辽开始,宋辽之间便战事不休,其中高粱河之战、满城之战、瓦桥关之战、岐官沟之战等均围绕雄州及其周边地区展开,因此宋辽之间的榷场贸易时断时续。澶渊之盟后,榷场恢复正常,直至1120年,宋辽关系恶化,加之其他因素,雄州榷场贸易才停止。

在宋、辽一百多年的榷场边贸中,宋朝输送到辽国的商品主要以农产品、手工制品和海外香料为主。辽国输送到宋朝的商品主要以牲畜、皮货、药材、珠玉、矿物井盐类为主。尽管各政权对榷场交易的商品种类有严格规定,例如北方的战马,南方的铜铁之类军用物资,一般都严禁交易,但榷场贸易仍是地区之间经济交流的非常重要的途径。

双边榷场的建立,带动了两国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中原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增进了汉族与女真族、契丹族等民族的文化往来,缓和了两国紧张的对抗局面。

随着双边贸易的不断扩大和持续发展,辽国受宋朝影响越来越大:经济上依赖于宋朝,文化上受汉族文化的熏陶,甚至在制度设计上也受到宋朝影响。

在此后的一百多年中,辽国再没有南下侵扰宋朝。

自古多出英杰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雄安地区出现了许多名人,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容城的“容城三贤”,安新的“陈氏三进士”,雄县的孙连仲等。

“容城三贤”是指元初理学家刘因、明朝忠臣杨继盛、清初大儒孙奇逢。

刘因

刘因(1249-1293),元代著名的理学家、诗人,被称为“元初普及儒学之先驱”。刘氏世代习儒,其父刘述深通儒学,是他的启蒙老师。刘因少有大志, 一直坚持积极入世的态度。他取室名为“静修”,“静以修身”是为了“出以济世”。他效仿诸葛亮隐居隆中,时时准备出山干一番大事业。因其负有盛名,元朝皇帝曾两次征聘他,他都因故辞去。刘因致力于研讨学术,发展儒学,传业授徒。其再传弟子苏天爵、杨俊民等人继承师教,在弘扬儒学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刘因死后,弟子们将其诗文编辑成《静修先生文集》,流传于世。元仁宗延祐年间,赠翰林学士、资德大夫,追封容城郡公。

杨继盛(1516-1555),明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官至兵部员外郎。性刚烈,疾恶如仇,仗义执言。因上疏力劾严嵩“五奸十大罪”,遭诬陷下狱,轰动朝野。在狱中备受拷打,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遇害,年四十。明穆宗即位后,以杨继盛为直谏诸臣之首,追赠太常少卿,谥号“忠愍”,世称“杨忠愍”。有《杨忠愍公集》传世。名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便是杨继盛所提。

孙奇逢

孙奇逢 (1585-1675),清初著名理学家。因晚年讲学于河南辉县夏峰村,故又称“夏峰先生”;因其自明至清十一次征召拒不出仕,又号“征君”。孙奇逢一生负经世之志,有豪杰之气,讲学大河南北,弟子数百,著述等身,在当时学界影响巨大,被后人称为“北学”,与黄宗羲、李颙合称清初“三大儒”。著有《经疏要旨》《读易大旨》《理学宗传》《夏峰先生集》等。

安新陈氏三兄弟则以科考中第而名噪一时。他们分别是陈德荣、陈德华、陈德正。三兄弟都考中进士,其中一个还是状元,轰动一时。他们三人天资聪颖,知识渊博,德才兼备,有济世为民的胸襟抱负。三人又同为诗人,分别有诗集、文集和书画作品传于后世。《清史稿》中就有陈德荣、陈德华两兄弟的传。

陈德荣(1688-1747),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进士。官累至贵州按察使、贵州布政使、安徽布政使等。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贵州任内修建坝堰,引山泉,治水田,教当地苗民养蚕缫丝纺织,深受苗民拥戴;发展当地教育,赈济孤寡,深孚众望。道光五年(1825年),朝廷命直隶总督查明其为官事迹,纂入《循吏传》。道光六年(1826年)奉旨入祀乡贤祠。道光九年(1829年),贵州地方官吏应百姓之请,奏准入祀贵州名宦祠。著有《知稼轩文稿》《葵园诗集》《蚕桑要录》等。

陈德华(1696-1779),雍正二年(1724年)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雍正十二年(1734年)充任副总裁官,纂修《一统志》。雍正十三年(1735年)充任浙江乡试正考官。乾隆元年(1736年)升詹事,充经筵讲官,为上书房师傅,教习诸皇子读书。乾隆四年(1739年)升任户部尚书,在其提议下,允许近山海关300里内居民可以出关种地,由地方官发给印票。后又出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其著作有《月溪文稿》《葵锦堂诗集》等。

陈德正(1701-1774),雍正八年(1730年)中进士,历任山东按察使、陕西按察使等职。职内秉公执法,平反了一些冤狱,后因一起案件未及时上报被革职。陈德正回乡后,在问津书院教授生徒,从学者众。著有《醇叔文稿》《葛城诗稿》《念堂诗话》等。

红色文化闪耀

在抗日战争时期,雄安人民不畏生死,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留下了许多英勇事迹。其中广为人们熟知的有雁翎队、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等。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很快占领平津。11月,河北全境为日军占领。1938年底,特别是1941年、1942年,日军集中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扫荡”,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企图达到控制、奴化当地人民的目的。

1939年秋,日军以“献铜、献铁”为名,强迫白洋淀猎户交出土枪,违者以私藏军火论罪,引起淀上猎户不满。中共组织利用此机会,号召大家武装起来,保家卫国,很快有20多人报名参军,并把他们编成一个班。这些战士都是打猎出身,熟悉猎枪性能,为防止枪膛中火药受潮,经常在信口插上雁翎,在围雁打猎时,行驶的小船多呈“人”字形,如雁群飞舞,1940年夏,这支队伍从三小队独立出来后,时任县委书记侯卓夫便为其命名为“雁翎队”。

雁翎队

此后,白洋淀上便有了两支水上游击队——三小队和雁翎队。三小队主要在郭里口、赵北口一带开展抗日斗争,雁翎队则活动在大田庄一带。两队总人数约40人,统一领导,统一行动,当地人民统称他们为“雁翎队”。1941年10月,我军实行“精兵简政”,雁翎队和三小队被合编成一支只有15人的小部队,其余则过渡到县大队和主力部队。至此,雁翎队建制取消,改名“三小队”。但整编后的三小队成员大部分还是原来的雁翎队员,所以,人们习惯上仍称其为“雁翎队”。

1942年底,雁翎队发展到一百多人。雁翎队成立后,以小船为阵地,以大抬杆为武器,以白洋淀为战场,凭借沟壕河汊芦苇荡,驰骋水域,和日伪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不仅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还独立作战,端炮楼、除汉奸、拿据点……给予敌人沉重打击,被冀中军区评为“抗日先进集体”。

地道战和地雷战是雄安人民在反“蚕食”、反“扫荡”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与敌斗争的形式。

华北平原一马平川,一览无余,敌人来了,无处躲藏,于是人民发明了地道战,利用地道与敌人周旋。到1945年,地道战不断完善,不仅能攻能守,而且能够防毒、防水和防火。

地雷战是民兵在战斗实践中发明的另一种斗争方式。开始时制作较为简单,只是用瓶子、罐子装上黑色炸药,威力不大。后来质量和技术不断提高,威力也越来越大。起初,地雷只埋在公路上,敌人吃亏之后,就派工兵排雷,于是民兵逐渐改善了埋雷的方法,摆下迷魂阵,埋好地雷后,上面撒些干土,或轻轻弄上鞋印,仿佛是人走过,或故意挖掘一些新土,插上“小心地雷”的旗子,造成假象,迷惑敌人,使敌人在行动上遇到很大麻烦。不仅如此,民兵还将地雷埋在据点周围,封锁敌人。地雷战在破坏敌人铁路、攻克敌人据点上发挥了无穷的威力。在战斗实践中,人民群众将地雷战和地道战巧妙结合,取得了一次次胜利。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雄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军参战。在战争中,发挥了集体智慧,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合冀中平原斗争特点的战术。

雄安人民利用地道战、地雷战、挑帘战、单打一、奔袭、伏击、掏窝等灵活机动的战斗形式,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对敌斗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刘玉梅)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 责任编辑:郭昊天 ]

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