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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盟员朱同玉:站好最后一班岗

发布时间:2020-04-15 15:42:38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微信公众号

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位于距离市中心约60公里的金山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这家并不为大多数市民熟知的医院成为目光焦点——这里集中收治所有上海确诊的成人患者。

武汉宣布出现不明原因肺炎后,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朱同玉和班子成员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当天通知所有员工全部到岗待命,不得外出。

1月20日,一名56岁的武汉籍女性被确诊为上海市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当天,该患者被负压救护车运送到公卫中心的A病区时,相关医护人员已经在全封闭的负压病房守候,一切运作如演习时般的流畅。几乎同一时间,由上海市卫健委组建的临床治疗专家组入驻公卫中心。

日复一日,朱同玉的眼圈因为熬夜发黑了。但是,他时刻都挺直腰板。在同事们眼里,“朱主任总是那么精神抖擞,不知疲倦”。

朱同玉说,“在和平时期,大家可能感受不到医生的重要性。但是一旦有了疫情,一旦国家有了召唤,医生就会像战士听到了冲锋号响一般,奋勇向前,不顾自身安危。”说这段话时,朱同玉神色坚毅。

一过家门,而再不入

早在1月初,朱同玉已经拎着行李箱住进了医院宿舍。

朱同玉的夫人陆梅也是医生,她深知在这个非常时期医生肩负的使命,全力支持丈夫的决定:“他除了年三十回家和我们简单吃了一顿半小时的年夜饭,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同玉对我说,现在这形势,在家里肯定睡不踏实,还是住到单位更踏实些。一旦有紧急情况,他可以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

陆梅说:“虽然在同一座城市,但更多时候,我们只能说上一两句话就匆匆挂断了电话。”每周两到三次,陆梅会从市中心驾车去公卫中心,为朱同玉送去换洗的衣服,来回一百多公里的路程,大概需要两小时左右。“我知道他们都忙,既不想麻烦驾驶员,也是借这个机会去看看他。”陆梅每次都特意挑选中午的11点30分,掐着时间赶到医院。因为这样就可以利用午饭时间和丈夫说上几句话,其实总共也不到10分钟的时间。为了不影响丈夫工作,陆梅从来不在那里用午餐。

朱同玉确实很忙。自公卫中心收治确诊患者后,朱同玉常常工作到凌晨一两点。但是第二天七点之前,他都会准时起床,进入“战”时状态。上午,他会在指挥中心的会议室里,和专家组成员一起,通过大屏幕与负压病房里的医务人员进行远程会诊;中午,他一边吃午饭,一边“餐桌”办公,常常一顿饭的功夫就把大家汇报上来的问题处理完;下午,他要召开专家组会议,听取当天的疫情报告,和大家一起分析发展趋势,研究下一步工作方案;晚上,他要参加市政府每天举行的视频会议,向市委、市政府领导汇报工作,然后根据最新部署研究第二天的工作。

泰山压顶,而色不变

“说说你们的领导吧。”面对记者的问题,公卫中心党办主任黄敏用“镇定”和“智慧”这两个词来形容朱同玉。

随着疫情蔓延,上海曾不断出现新的确诊病例,高峰时期一度有250多名病人同时在公卫中心救治。“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朱主任火急火燎的样子,他照样是时常微笑着向我们布置工作,偶尔还会和我们开开玩笑。”

这与朱同玉始终倡导的“平战结合”的工作思路有关。在黄敏看来,这是一种“大智慧”:“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正是平时的充分准备,超前布局,才能确保我们能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在泰山压顶之时,能够如此从容不迫,离不开国家以及上海市政府全力以赴的支持。公卫中心在医疗条件、医护人员、仪器、药品配备上,都有绝对的优势。

朱同玉曾数次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同一个观点:“一个城市必须预先考虑建设应对疫情的专门医疗机构。但最怕的就是财神跟着瘟神走,瘟神一走,财政就不投入了。对于保证底线的东西,一定不能忽略掉。”公卫中心正是在2003年SARS疫情后投入财政资金建立的政府年度1号工程。

2014年11月,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正式开放,面积达10万平方米,此后又经历了数次扩建。然而即便如此,由于本次疫情中上海确诊感染的患者人数远超SARS,公卫中心还是面临着病房数是否足够的考验。

对此,朱同玉还握有一张“底牌”:“实际上,50亩草皮已经准备好了,图纸也已设计好,预留了地面600张床。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

一帅当先,三军用命

有了硬件,软件也要跟上。2015年末,朱同玉任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他意识到,公卫中心不是一般性质的医院,承担的责任和使命、面对的病人都与其他医院明显不同。为此,他提出要在公卫中心建设三个“超强能力”,即要有超强的科研能力、超强的机动能力和超强的综合能力。

在4年多的时间里,朱同玉和班子成员一起,带领全院医护人员齐心协力地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如今,公卫中心已经建立了一支将近150人的科研人员团队,临床与科研人员的比例已经达到2:1,这个规模超过了国内许多排名前十的大型综合性医院。他们建立了全国最大的一期临床,拥有最多的床位,这其实也是为“战时”所做的储备,一旦出现疫情,能够在第一时间迅速置换出足够多的负压床位。

同时,公卫中心还注重防疫战略物资的日常储备。据朱同玉介绍,“在上海市级医院中,公卫中心配备的ECMO是最多的,即使在平时,也有数千套防护服的物资储备。”抗疫初始,朱同玉曾向上海市有关领导立下一道“军令状”:一定确保公卫中心的医护人员“零感染”。

每天,朱同玉都会通过视频,与隔离病房里的医护人员对话,了解他们的身体状态,为大家加油鼓劲。

公卫中心A3病房大楼收治的全部是危重症病人,传染风险极高,护理难度也很大。朱同玉曾经两次最近距离地出现在他们面前,此举让前线医护团队感动不已,士气也为之大振。

在两次探视中,朱同玉都看到一名护士长走路一瘸一拐。第一次看到,他以为是穿着防护服加上劳累导致的步态异常。第二次又看到之后,朱同玉回到指挥中心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视频询问。原来这名护士长一个多月前骨折了,为了抗击疫情,她在没有完全康复的情况下,毅然报名进入隔离病房工作。还有一次,她因为实在太累了,在休息室躺下睡着后,出现了昏迷症状。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朱同玉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既被医护人员的大爱精神所感动,也为自己的疏忽而愧疚。他以公卫中心主任的名义道歉:“作为管理者,我们本应尽一切努力去关心关爱前方医护人员,保障好他们的生活,照顾好他们的家庭;本应尽可能地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在这场疫情阻击战中,令朱同玉感到骄傲的是,全体公卫人所体现的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弥足珍贵。战“疫”打响之后,全院上下立刻行动起来,大家取消了春节期间探亲、出行的计划,毫无怨言地坚守在各自岗位上,不分昼夜地忙碌、奔波着,为前线战斗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建言献策,守土有责

身为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上海市委会副主委的朱同玉,这些年来在全国两会、上海两会等多个场合,多次呼吁政府职能部门吸取SARS教训,重视公共卫生安全设施和保障制度建设,加大资金项目投入,采取措施防止公共卫生人才流失。

朱同玉曾在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呼吁,在上海率先规划建立热带病研究中心、高等级生物安全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平台和长三角区域性应急医学中心等公共设施。他认为,“随着全球交通的便利以及流动人口的日益剧增,传染病离我们越来越近,威胁丝毫没有降低。在热带传染病面前已无国界,人类不自觉的已变成共同体。推动乃至引领该领域全球合作,将成为助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措施和有效手段。”

正是有了这种超前的意识和超前的“战略储备”,尽管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但是以公卫中心为代表的上海医疗救治工作始终没有乱过阵脚。公卫中心强大的科研团队在全球第一个公布了病毒基因序列,为全世界诊断新冠病毒赢得了时间。

“上海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战是全方位的,在救治病人的同时,公卫中心的科研步伐始终没有停止过。我们在科技抗疫上已经具备了很强的综合能力,有能力在72小时内破解任何未知的病毒和细菌。”据朱同玉介绍,公卫中心是国内新冠疫苗研发进度最快的单位之一,目前已经进入动物实验阶段,相信这些疫苗会为未来战胜新冠肺炎疫情发挥重要作用;而在此之前研发的抗病毒和抗炎合一的喷雾剂,已经完成了数例临床试验,结果同样令人振奋,其中的一款空气消杀剂,已经开始量产。

[ 责任编辑:何佳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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