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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珍与故宫博物院

发布时间:2020-10-15 15:38:55 来源:团结报

王士珍

王士珍(1861-1930年),字聘卿,号冠儒,河北正定人,曾官至民国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兼署国务总理。王士珍是清末民初一位显赫的人物,他与段祺瑞、冯国璋并称为“北洋三杰”,且居于首位。

王士珍其人

王士珍的祖上是从山西逃荒来到正定的,定居下来以后慢慢走上了读书的道路,因而说王士珍出身于书香门第是不错的。但到了王士珍这一代,早已家道中落。4岁时父亲去世,与寡伯母刘氏、寡母丁氏相依为命(刘氏、丁氏皆为23岁守寡),伯母和母亲靠做针线活维持生计。9岁时入私塾读书,聪明好学、勤奋上进,16岁入正定镇标当兵,后被正定镇总兵叶志超保荐进入北洋武备学堂肄业。正是在北洋武备学堂的那段经历,使得王士珍有机会成为晚清重臣之一。

王士珍行事低调,不修边幅,不事张扬。他从军50年,但从外表、言语、举止看,都不像是一个职业军人,也不像学者,只像一个土头土脑的乡村老学究。这是当时一位接近王士珍的人对他的评价。曹汝霖对他也有段评价,是这样说的,“王聘老入民国后,没有穿过上将大礼服,项城特送一套亦未用,每逢庆典,托病不到。”王聘老就是对王士珍的尊称,因为他的字叫聘卿;项城就是袁世凯,因为袁世凯的祖籍和原籍是河南项城。当时的记者徐一士对他这样评价,他说:“王居西城堂子胡同,近岁虽精力已衰,而晨起犹每曳手杖徐步西单牌楼间。颓然一老,衣冠朴旧,见者不知即为号称北洋三杰之龙头,曾执国柄之大人物也。”

目前王士珍的旧居只有一处,是在正定县城的西门里,北京西城堂子胡同的另一处旧居已然不见踪影。晚年的王士珍笃信黄老之术,并结识儒学大师段正元,为其修养所折服,便在北京成立道德学社,亲自担任社长,聘请段正元为社师,宣讲道术和修身养性之道。王士珍归隐后虽然想超然于政事之外,但由于他是北洋的耆老,一些北洋旧人有事还是找他商议,而他也乐意调和其中。直皖战争和直奉战争时,他都以北洋元老的身份居中调停。1926年5月,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联合起来讨伐冯玉祥,冯部退出北京后,他被北京各知名团体推荐为临时维持治安会会长和京师救济联合会会长,以维持北京的秩序,并一度调停直奉之间的争端。1928年5月,北伐军向张作霖发动全线攻击,王士珍、熊希龄组织和平运动。张作霖退出北京后,他再次担任治安维持会会长,拒接韩复榘的武力进驻,电请南京政府迅速和平接收北京。

出任故宫博物院管委会委员长

在王士珍的人生经历中,还有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就是对故宫博物院的保护。王士珍曾担任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的委员长,为阻止奉军抢夺故宫珍藏做出了很大努力。 

故宫博物院是在1924年第二次奉直战争中,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成立的。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清朝政府宣布退位,但根据当时民国政府拟定的《清室优待条件》,逊帝溥仪被允许“暂居宫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后,组织摄政内阁,修改对清皇室的优待条件,将溥仪逐出宫禁,接管了故宫,同时成立“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清理清皇室公、私财产及处理一切善后事宜。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开放的第一天,人们以争先一睹这座神秘的皇宫及其宝藏为快,北京市内万人空巷,交通为之堵塞,此亦成为当天各大报纸的重大新闻。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通缉时任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董事长的李石曾和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易培基,故宫博物院遂失其领袖。3月28日,故宫博物院举行董、理事会联席会议,推举卢永祥、庄蕴宽为维持员,负责维持故宫博物院的秩序。庄蕴宽既担任维持之责,而经费无所出,颇以为忧。段祺瑞听说以后,约其谈话,承诺拨专款维持。庄氏的外甥吴瀛其时也在博物院服务,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乃就商于熊秉三先生,为传贷三万金于东方汇理银行,汇理以政府无信用而承认私人则可,乃以舅氏私人为债务者,而由治安维持会之四老王聘卿、熊秉三、赵次珊、孙慕韩诸公为担保而署券焉。”

过了一段时间,又有联军军官率领士兵包围故宫,迫令腾让。庄蕴宽得到报告后,马上驰赴治安维持会,告知王士珍、赵尔巽等人,在王、赵的大力干涉下,故宫门前禁止驻军的命令才发了下去。

王士珍出任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长已是1926年10月的事。吴景洲的记述颇为详细:“至十四日沈内长乃告余,谓已定王聘老任院长而王书衡、袁金铠副之,旋又改为仍留委员制,衮衮诸公亦可谓一再审慎矣。遂于是月二十四日星期二之国务会议议决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条例若干条,又议定聘任王士珍为委员长,王式通、袁金铠副之。”

“二十一日上午,院中电告,谓翊云已偕王、袁、沈诸君同到院接收,余以所事均交千山,且翊云、书衡均原维持会总务股常务委员,一切均接洽,遂不复复往。”这条记述同档案资料的记录是一致的,王士珍是在10月21日就职的。又如公函所记载:

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正副委员长及委员就职致内务部公函

故宫博物院公函

十六年管字第二号

径启者:前奉大元帅聘任王士珍为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正委员长、王式通、袁金铠为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副委员长,沈瑞麟、莫德惠、鲍贵卿、胡惟德、张学良、傅增湘、江庸、刘哲、赵椿年、陈兴亚、胡若愚、汤铁樵、顾维钧、范源廉为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等因。士珍等业于本月二十一日就职,相应函达查照。此致

内务部

中华民国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王士珍接掌院事后,基本上还是按着李石曾、易培基等人制定的规则运作的,因而对文物的保护是有利的。吴景洲的记述证实了这一点:

21日上午,院中电告,谓翊云已偕王、袁、沈诸君同到院接收,余以所事均交千山,且翊云、书衡均原维持会总务股常务委员,一切均接洽,遂不复往。

26日下午,到大院胡同见舅氏,告经过,适王聘老亦来访,商接院事也。

27日,乃与院中同人商办结束之事。翌日访汪伯老,告以一切,伯老允再嘱王劝其勿轻更张旧制。

29日,王聘老有书辞故宫委员会之事,当然无效也。

30日,沈内长仍来查看,翊云亦来加入,并谓已见王聘老谈院事甚详,劝其不动旧人、不以院中物品还清室,并告以支持院事之策略,王颇为动云。

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转述王士珍出任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长的详细过程呢?因为当时故宫成为多方势力角逐的焦点,清室余孽、反动分子对于博物院事业的摧残无时不在,有请求还诸清室者,有各官署蓄意私卖占据者,还有对于冯玉祥、鹿钟麟、李石曾及博物院同人施以污蔑攻击者,故宫博物院的保存至为困难。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接收故宫博物院时,吴瀛等人曾写出书面声明,对王士珍的努力赞誉有加:“十六年十一月,奉方另组管理委员会,强欲接收,所幸委员长王聘卿先生尚能继续保管,以至今日。”

保护故宫博物院

1928年9月,国民政府大学院古物保管委员会主席张继在给中央政治会议的呈文中,也对王士珍维护故宫博物院的努力给予肯定:“两月以前,张作霖亦有提取故宫物品之议,本会曾电当时主馆事者之王士珍、袁金铠等,谓:‘国宝摧残,国刑具在,请慎保护,以免国诛。’王等深惧物议,其意随寝。足见摧残文物,谁敢尸名?维护历史,莫肯居后。”虽然他的侧重点不在王士珍方面,但也肯定王士珍为阻止奉方强取故宫珍宝做出的努力。

关于王士珍保护故宫珍宝,还有一段颇为动容的故事:张作霖在决定出关的前几天,曾亲到王士珍家中拜望。他俩谈了一些时局问题后,张作霖突然对王士珍说:“故宫的事现在谁管?清廷遗留下来的那些东西我得带走,不能让蒋介石来了拿去卖给外国人,买枪买炮打我呀!”王士珍回答说:“钥匙在我这里,您如需要可以拿去。不过,我想大元帅为护法而来,如果那样办,岂不让人家说是为了那些东西进关的,恐与盛名有损吧?况且故宫里的东西经过这些年的人事变迁,也没有什么宝贵重要的了,钥匙是在我这里,请您要三思而行。”张作霖沉吟了一会儿,就说:“您老人家的话也有道理,那我就不动它了。”

吴景洲另外记述了一个细节,足以说明王士珍的为人:“(1926年)十二月一日,有友约晚餐于福兴居,恭孚同座,告余以本院改组后近情,并谓在聘老处见有讦余之书甚多,且有谓其通南者,聘老固不究也。”王士珍毫不顾忌博物院工作人员的政治倾向,只看其对所从事事业的态度,诚为一名恂恂君子。(彭秀良)

[ 责任编辑:刘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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