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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旭麓文集》五卷本编辑琐记

发布时间:2020-10-16 15:47:36 来源:团结报

《陈旭麓文集》五卷本由上海教育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囊括了父亲陈旭麓从1936年至1988年的绝大部分文字,是目前为止收录最全的文集。

编辑起因

父亲的文集有多种,最早的一本是他生前自己编定的《近代史思辨录》,出版于1984年,共收录34篇文章,除去1949年以前所写的一篇和1966年前写的9篇之外,其余文章大都写于20世纪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他在文集自序中说:所收入之文“大都是对近代社会变迁和人才消长的思辨之作”。尽管此书出版于他构建“新陈代谢”史学思想的前期,但其中如《农民起义与人口问题》《辨“夷”“洋”》《中国近代的爱国与卖国》《论“中体西用”》《中国近代的革命与改良》诸篇论文,都是他阐释这一史学思想的重要文字。此后,在他生前并未再有自编文集出版。后来出版的多种文集都是在他离世后,由他人为之编辑出版的。其中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中华书局2008年开始印行的《中国近代史十五讲》,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大家讲史”系列中的一种,该书责任编辑明确提出要体现和突出“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理论,并按时序与专题结合的体例来编排。该书以《〈近代史思辨录〉自序》为代前言,选择了十五篇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分为十五讲,其中既有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问题和重大历史事件的论说,也有历史人物的研究。同时,还在部分讲目之后,附录相关联的论文作为补充。编排上颇有特点,是父亲所有论文集中印数最多的一种。直至父亲百年诞辰的2018年之前,作为综合性,囊括其大多数学术成果的文集,则有《陈旭麓学术文存》《陈旭麓文集》两种。“文存”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为厚厚一册,共一千四百多页,主要收入1949年之后的学术研究成果,包括论文、序跋等文章,以及浮想录。“文集”由华东师大出版社于1996年付梓印行,在学术文存的原有基础上增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及书信、诗词等内容。除此之外,还补充了父亲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所写的时论文章。由于篇幅较大,当时《陈旭麓文集》分为四卷出版。

2017年,出于纪念父亲诞辰一百年的考虑,有父亲学生建议新编《陈旭麓文集》,随后这一工作便被提上议事日程。为此我们家人曾征求学生们的意见,提出是否组成一个编辑委员会来着手这一工作,因为四卷本《陈旭麓文集》并未收全父亲的文字,尤其是他早年的著述还需要尽力地去寻找。而父亲的学生们大都承担着繁重的学术工作,无暇他顾,于是编辑文集的工作便由我们家人来完成。在此期间,我们得到了父亲学生们的很多帮助,才确保新版《陈旭麓文集》如期在纪念活动举行之前得以正式出书。

具体编辑工作

新版文集的具体编辑工作,首先是着手尽可能多地补充此前四卷本文集未能收入的诗文。由于父亲的人生经历并不限于一地,他留下的文字主要散见于湘、黔、沪等地的书籍报刊。我们家人与父亲的学生各自通过不同的渠道查寻,颇有收获,查到十多篇文章,即:《云台二十八将论赞》《司马迁的历史观》《论当前县立中学的几个问题》《知识分子的道路》《伪和平比战争还可怕》《新教育的任务》《论大学普通必修科的社会科学》《怎样学习社会发展史》《“两类社会矛盾”学说与历史科学》《关于辛亥革命教学中的若干问题》《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学习毛泽东同志论述辛亥革命的笔记》《略论对历史人物的翻案》,以及《清明日与同学戴礼、谢璞游岳麓山》《魔影》《六月十五日傍晚由沪飞京兼及李、孙、彭同志》三首诗,还有父亲在大夏大学学习期间编写的《初中本国史》。除此之外,增加了部分通信,其中特别是父亲与刘大年先生的来往书信,为我们提供了当年父亲有关博士点申报审批过程的一些细节。

由于增加了二十多万字,整个文集原有编目的架构需要有所变化,特别是增加了较多的早年文字,在时序上应该有所区分,为此,我们在文集四卷本的基础上做了新的安排,将四卷增为五卷,将父亲前期的文章主要集中放在第一卷中,其中包括父亲学生时代所写的文字,以及写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时评文章,还将五六十年代写的一些史论文章置于该卷中。此外的四卷大致仍沿袭原来文集的基本格局,并作了一些调整。譬如,将原来文集第四卷中的“时论”并入到新版文集第一卷,将其中的“序言、书评”并入到新版文集第四卷中,而原来的文集第四卷的主要内容,即浮想录,诗词,书信及附录构成了新版文集的第五卷。新版文集第二卷即为原文集第一卷的内容,新版文集三、四卷即为原文集第二、三卷的内容,但其中的文章有所增删。随着新版文集内容的扩充,及对各分卷内容的调整,其分卷的书名也有所改变,除了新版文集第一卷书名“时评与史论”是新定的,还有第三第四卷的书名则以“近代史思辨录”(上、下)替代原来的“思辨留踪”(上、下),这是父亲生前为其自选集确定的书名。我们把它用来概括父亲整个近代史研究的论文成果,显得更为贴切。而新版第二、第五卷则沿用了原文集第一卷和第四卷的原有书名:“近代史两种”及“浮想偶存”。

就后来的成书情况看,五卷本文集仍有一些令人遗憾的地方,譬如学术编年中有一些文章的发表时间或出处未详,还有一些父亲的文字(包括文章、书信)以及学术报告录音未来得及整理并收入到文集中。凡此种种,如有可能,会在将来的修订工作中一并予以解决。

文集中的早年文章

在编辑文集过程中,父亲书稿中的早年文字最能激起我的思绪。这些早年文字,除了他编写的《初中本国史》之外,还有四篇诗文,其中三篇是他学生时代所作,另一篇则是他大学毕业不久之后写下的,显得尤为珍贵。通过这不多的文字,我们得以了解青年时代父亲的所思所想。其中《云台二十八将论赞》写于1936年,当时父亲还是长沙孔道国学专科学校的一名学生,时年22岁,文章的主题及文体都是传统的,这与父亲在孔道国学专科学校所接受的教育完全吻合,应该是他通过读史有感而发之作。全篇文字不多,论赞汉光武帝刘秀麾下28员大将辅佐其建立东汉王朝的历史业绩,并言简意赅地说明了明君与良臣之间“君择臣,臣亦择君”的相辅相成关系。另一篇诗作《清明日与同学戴礼、谢璞游岳麓山》亦写于1936年,与上文相同,也发表在《孔道期刊》上,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尽管这一诗篇为游历名山而作,但所寄托的感情与期望并非仅局限于作者本人。当年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中华民族的危机正在日益加剧,父亲通过记述与同学一同游历岳麓山,凭吊古迹,忧思危机。所以诗中才有“生时磊落何豪气,死后魂魄存忠义……当年江山迹已陈,遗冢常埋百战身”这样的感慨,很显然这是针对严酷的现实说的。而现实则是“怅望城角劫灰黑,是谁开门揖盗贼。孑遗民命纷似麻,乱丝而今遍南北”。这些诗句体现出父亲作为一个热血青年的忧国忧民心绪。随后他继续写道:“每怀救国伤心事,堕泪碑前空复春。我感人生如朝露,文武安民在一怒。手除奸蠹斩鲸鲵,分身直往不回顾。”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当时现状的不满与激愤。其中“文武安民在一怒”出典于《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在此用来表达他期望当时的中国能像当年周文王、周武王那样,“一怒”而奋起抗争,以达到保国安民的目的。全诗表现出作者强烈的爱国热忱,同时也说明他并不是沉湎于书斋的书呆子。至于《司马迁的历史观》一文,是父亲在大夏大学社会历史学系就读时所完成的学士论文。该文发表在1942年7月24日《贵州日报》的“文史”版上。但因报刊篇幅极为有限,此文在发表时做了删节,我们已无法看到该文的全貌,这又令人感到十分遗憾。这一文章是他进入历史专业的一个重要起点。司马迁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史家,作者以现代理论来分析《史记》的历史观,从循环论、伟人史观、农商并重主义、地理因素与人类历史的关系、道德的作用等多角度、多层面来论列主题。与当时学界相关司马迁的论文相比,其持论新颖而言之成理,涉及传统论说中未触及的诸多问题,初显出鲜明的思辨色彩。除了这三篇学生时代的文字外,还有一篇《论当前县立中学的几个问题》是父亲从大夏大学毕业后初任教职,在贵州修文中学校长任上所写。时值1943年,文章分析了内地县立中学存在的实际问题,并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他教育生涯起步阶段的重要记录。上述这四篇诗文虽然均出自青年时代的父亲之手,但他的历史阐释所表现出的思辨特色在这里已初显端倪。

最后还要回到文集的编辑上来,这次文集新编,关键在于增补原有文集之缺,其初衷不外乎这样两点:一是为了纪念父亲;二是希望通过新编文集能更充分地体现父亲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为研究者们提供更为完整的研究资料。

(作者陈同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责任编辑:刘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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