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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竹君与中国近代妇女解放

发布时间:2021-04-08 11:20:14 来源:团结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锦江饭店

董竹君(1900-1997)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女性实业家,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滩创办了闻名遐迩的锦江饭店(时称“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与戴季陶、杜月笙、杨虎、周恩来等风云人物常有交往。董竹君不仅是一位商界传奇人物,还是赤诚、坚贞的爱国民主人士。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里,她始终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联系,为共和国的独立、解放、建设、改革各项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她在自传《我的一个世纪》里称自己“是个自愿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了六十多年的人,做了些应做的事情,起了一颗螺丝钉的作用”。董竹君还是中国近代较早觉醒的女权主义者,被时人誉为“中国的娜拉”,以实际行动有力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初五,董竹君出生于上海洋泾浜(今上海市延安东路)旁的一个贫苦家庭,小名阿媛。父母都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者,靠出卖苦力为生。正如她自己所说:“从幼年起,自己像是在梦魇中度过。童年时代,就失去了欢乐。”尽管父母亲脾气不好,一家人又生活困顿,但父母还是坚持送她到附近的私塾念书。在她9岁那年,父亲罹患风寒,且病情每况愈下,从此几乎无法正常工作,这使原本十分贫寒的家庭雪上加霜。董竹君在如此困窘的现实境遇中初尝了人世艰辛。或许正因经历过这段在底层生活的岁月,她在日后的人生中内心始终保有高尚的人道主义情怀,憎恨邪恶,同情弱小。“看到的始终是国内外劳苦大众和苦难深重的双亲以及许多亲友们的悲惨生活。想为他们干些事,是我从青年时起一直追求的目标。”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那年的董竹君只有11岁。当时的她当然无法理解这场革命将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深远影响,但通过与父亲的一段谈话,心里还是隐约涌起一丝朴素的爱国情感。“等自己长大了,谁要再欺负中国人的话,我一定要像这些爱国的人一样拼命报仇。”父亲的身体依然不见好转,一家人的生活愈发糟糕。不久,母亲要按照社会旧俗给她缠小脚。但因为疼痛难忍,董竹君几次三番将缠足布剪掉,拒绝接受缠足。早在1896年,维新志士梁启超就在《时务报》发表《戒缠足会叙》一文,将缠足称为“残忍酷烈、轻薄猥贱之事”,倡导痛改积习。在父亲的开明劝说下,缠足一事才得以作罢。经过这件事,董竹君认识到“虽然改朝换代,成立了“中华民国”,但几千年形成的封建意识的习俗太深了。尤其是妇女受到种种旧礼教的束缚,‘三从四德’等等枷锁套在她们的脖子上,压得她们抬不起头来”。

1912年,董竹君的家里已经欠下不少外债,生计再难支撑下去。1913年冬,在生存的压力下,父母只得将她送到长三堂子里做了“清倌人”(旧时青楼中卖唱不卖身的女子)。少女时期的这段特殊经历对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她一生的性格,影响了她一生的命运。据董竹君后来回忆,她当时卖唱的青楼在五马路(今上海市广东路)上的一栋石库门里,叫“清河坊”。在青楼里,董竹君顶着“杨兰春”的名字开始了凄苦、沉闷的卖唱生涯。有一位心地善良的孟阿姨给她讲了很多青楼里的事情。董竹君在心里为青楼女子的悲惨境遇抱不平。“为什么有这么多不知道的黑暗的事?女人吃这样的苦,到底是怎么回事。”在青楼,她也通过客人间的谈话、闲聊增长了一些新见闻。对鸦片战争、三民主义、袁世凯称帝等国家大事渐渐有了认识。这时,她还接触了一些思想进步的革命党人,其中就有她后来的丈夫夏之时。

董竹君在青楼中与时任四川副都督的革命党人夏之时产生了感情。当夏之时决心为她赎身时,她却态度坚决地表示:“我又不是一件东西,再说以后我和你做了夫妻,你一旦不高兴的时候,也许会说‘你有什么稀奇呀!你是我拿钱买来的!’那我是受不了的。”从这件小事中可以看出董竹君作为女性的独立人格与平等意识。

1914年春,董竹君伺机逃出青楼,并在上海与夏之时结婚。不久即东渡日本生活。在日本,她刻苦学习各种新知识,希望学成后为祖国的独立、富强贡献力量。具体而言,她想“为男女平等、争取女权多做些事。亦想创办事业,从经济上开路”。考察董竹君后来的人生轨迹,我们会发现她不仅一一实践了自己的初心,并且每项事业都做得风生水起。面对一些官太太对她出身卑贱的嘲讽,她反而觉得“她们中间有些女人一字不识,全依靠家庭或丈夫的权势,过着寄生虫的生活,除了给人当传宗接代的工具,此外还有什么?”

在日本学习期间,除了广泛阅读书籍,她还常翻看《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进步刊物,更增强了头脑中争取民族独立、妇女解放的观念。感受到日本社会中女性地位的低下,她认为“男女应该平等,才能共同组织一个互敬互爱的美满家庭,男人为什么就应在家中享有特权?”在与进步留日学生的广泛接触中,她初次听闻了马克思列宁的社会革命学说,对社会主义充满了好奇。这时大约是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不久,1917年秋,本想赴法国继续学业的董竹君因家事被迫归国,随丈夫夏之时回到四川老家。夏家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大家庭,不仅家里的各种复杂关系、陋习陈规让她不胜其烦,两人的关系也在这一时期逐渐产生裂痕。董竹君开始越发觉得“他不信任我,不尊重我,怕我变心。不是平等、互敬互爱,而是把妻子当做奴隶……这样的所谓‘爱’我是绝对受不了的。”

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四川虽然当时是相对闭塞的内陆省份,革命的新思潮还是很快涌入。董竹君在这一时期阅读了大量进步报刊,常在书刊上看到谈论女权、女子职业等问题的内容。她对旧礼教受到冲击、新思潮渐入人心感到异常振奋,希望“妇女们能摆脱各种封建恶势力的束缚。在家庭中、社会上能得到平等的地位,通过就业能够得到经济独立。使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能够普及到每个人。”创办实业是董竹君在日本留学时就有的想法。在她看来,“生活在这种男子为中心的社会里,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女人总是没有真正地位的。如果经济不独立,就谈不上什么‘女权’。”1923年前后,董竹君在成都东胜街一带创办了“富祥女子织袜厂”,招收贫困家庭出身的女子当工人。她经常向女工们灌输男女平权、独立自强的新思想。1926年前后,她又在成都少城桂花巷一带创办“飞鹰黄包车公司”,低价出租黄包车。直到1929年春,因四川时局混乱,董竹君才被迫关闭了这两家工厂。

1928年秋,董竹君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16日,四川反动军阀刘文辉等人以反共分子杨廷铨被爱国学生殴打致死为由大肆搜捕学生,14名爱国青年未经审判就遭到枪毙,酿成了震惊四川的“二一六惨案”。当时被捕的学生中有一名青年叫文兴哲。董竹君受其母亲所托,动用各种关系最终将他营救出来,并收留在家中。文兴哲经常和董竹君谈论共产主义思想,使她对共产党有了更深的认识。实际上,此前董竹君已经对中国共产党有一定的了解。她当时就觉得“共产党和工人、学生、青年以及广大贫苦群众在一起,搞爱国运动,赶走洋人收回租界,使国家能够独立自主。这是爱国行动,有什么不好呢?”认为共产党人是一群“为国为民,能够以身作则,联络工农大众的进步青年、进步的知识分子”。可见,中国共产党在那时对青年人具有强大的道义感召力。

在文兴哲的推荐下,董竹君还阅读了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她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才是人类社会的真理,真正能够给穷人找出路的”。经过女儿的音乐教师张景卿介绍,董竹君接触到两位女共产党员,并希望尽快加入党组织。但考虑到她的孩子都还年龄尚小,母子在上海维持生活仍然十分艰难,党组织希望她先设法经商维持生活,同时帮助革命。1930年春,董竹君在上海闸北创办了群益纱管厂。1931年,工厂在日本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中被炸毁。这一时期,她接触了许多进步青年、共产党员,思想日益趋左,与丈夫夏之时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丈夫大男子主义的脾气、作风又一直令她不堪忍受。事实上,自1929年起,两人就一直处于分居状态。

经过种种挽回的努力,董竹君与夏之时的婚姻还是走到了尽头。1934年,两人在上海正式离婚。离婚后,董竹君“顿时感觉自己如穿着五彩缤纷的外衣,而实是遍体鳞伤的小鸟,又悲又喜地再次跳出牢笼,能按自己所选择的方向,自由地飞翔了”。不久,董竹君受邀到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家中小住,戴季陶及夫人纽有恒力劝她加入国民党,但董竹君并不情愿,入党一事最终不了了之。1934年冬天,董竹君的父亲病重去世。在一位义士的鼓励和资助下,她准备重新开办实业。当时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妇女办企业往往被人轻视。“不论是受过西方教育或者纯粹东方文化的人士,都认为妇女在任何方面的能力总比男子差得多,管理企业更不如男子,尤其是东方女子更不在话下。”董竹君对这种论调非常不以为然,决心一定要办好实业,为妇女争口气。

1935年3月15日,董竹君在上海华格臬路(今上海市宁海西路)31号开办了一家名为“锦江小餐”的川菜馆。后来在杜月笙的帮助下,川菜馆得以扩建,正式更名为“锦江川菜馆”,生意蒸蒸日上。她说“我办‘锦江’,不仅是纯商业性为赚钱,而且是想把它当成文化事业来经营。”为了给共产党员、左派人士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联络地点,1936年1月28日,董竹君又在上海华龙路(今上海市雁荡路)82号开设了一家“锦江茶室”。当时上海的服务行业中女招待员很少。即使有,老板通常也是将她们作为招揽生意的“花瓶”。女招待们经常不被客人尊重。为了争取男女平等,提高女性地位,董竹君在报纸上刊登消息,招聘了一批女招待员。应聘的多是毕业的女中学生。除了培训她们的业务能力,董竹君还经常教导她们:“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赚钱养家,而且要为妇女的社会职业开辟道路,提高妇女社会地位。”

自从1937年8月上海淞沪战役后,上海的各类刊物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但到了11月中国军队逐渐退出上海,上海成为“孤岛”后,这些刊物又都很快销声匿迹了。1938年4月20日,董竹君与《大公报》记者蒋逸宵、姜平、许广平、王季愚、杨宝琛、戚逸影、沈德均、黄碧瑶、朱文央等12人共同发起创办《上海妇女》半月刊。蒋逸宵任总编辑,姜平任副总编辑,许广平任理事长,董竹君负责对外事务。该杂志希望“讨论些妇女自身的问题,贡献点妇女治家处世应有的智识,报道着时代影响到各阶层妇女生活的实情,暴露出一般被扔到黑暗角落里的妇女们的惨痛,刊载几篇妇女青年们写的关于文艺的或学术的创作。”这份进步刊物以其形式活泼、内容充实、敢言的特色成为“孤岛”时期上海妇女的喉舌,有力促进了广大妇女的觉醒与解放。1940年2月左右,《上海妇女》被迫停刊。 

此后,董竹君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地下宣传、策反、营救等革命活动做了许多有益的努力。新中国成立后,董竹君继续和中国共产党保持精诚合作,为新中国的民主、进步事业贡献力量。1951年,她欣然接受上海市委的建议,将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迁移扩建为“锦江饭店”,使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第一家可供外宾们食宿和召开重要会议的场所。1952年,董竹君当选为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1953年,周恩来在家中宴请董竹君,对她在革命事业中做出的积极贡献给予充分肯定。1957年-1991年,董竹君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至七届委员,积极参政议政,为国家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1997年12月6日,董竹君在北京离世,结束了她和中国共产党数十年命运交织的不凡岁月。

董竹君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也是爱国的一生,是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与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的一生。她一生始终坚信女性应取得独立、自强的社会地位,为推动妇女的觉醒和解放不懈努力。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男女平权终将成为现实。但无论何种性别,凡有志于为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国家的富强与繁荣,民族的振兴而矢志奋斗者,都应铭记董竹君最后的话: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方华康)

[ 责任编辑:刘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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