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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励:青春血沃自由花

发布时间:2021-08-19 08:51:00 来源:团结报

黄 励

南京市的雨花台,古称玛瑙岗和聚宝山,是一座美丽的山岗。然而,从1927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雨花台一度变成了国民党的刑场,约有10万名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在这里被杀害,其中就有年仅28岁的优秀女共产党员——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黄励。

黄励(1905-1933),女,又名黄丽,化名张秀兰,湖南益阳人。早年上学期间,她克服一切不利因素,在舅舅的资助下努力寻求真理、完成学业,并于1925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她被安排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留学苏联期间,她先后参加世界反帝大同盟会议和第二次太平洋地区职工代表会议,通过理论和实践上的训练,进一步锻造了其坚定的政治信仰。1931年秋,黄励回国后,出任上海全国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一职,投身工运,积极营救党内被捕同志。1932年7月,黄励又被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次年4月因叛徒告密在上海被捕,解至南京,同年7月在雨花台慷慨就义。

寻求真理,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05年,黄励出生在湖南益阳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她7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一直靠着母亲和姐姐给别人做鞭炮、洗衣服为生。后来在舅舅的资助下,她得以进入长沙益湘小学读书。但是,秉性刚强的母亲,不愿女儿长期寄住在哥哥家里,于是把黄励接回到自己的身边。

黄励回到家后,学习一度中断。白天,她帮助妈妈和姐姐做活,空闲的时候,就拿起读过的课本,在石板上练习写字、作文和做算术。妈妈将这些都看在眼里,很是心疼女儿。在东拼西凑解决了学费问题后,黄励又重新回到校园。她深知家庭处境的艰难,也更加坚定其努力学习的决心。

黄励小学毕业成绩优异,顺利考入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选修缝纫科。这项技术为她后来从事地下工作时,亲自缝制各种化装用的衣服提供了方便。从衡粹毕业,她一面到小学教书,一面坚持自学,准备投考大学。1924年,黄励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考上在武昌的中华大学文科。在这里,她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同时幼年的苦难生活发出新芽,她渴望能找到一条为祖国图富强,为劳苦大众谋求幸福的道路。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并随即席卷全国,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爱国运动的一大高潮。其间,武汉的广大工人、学生也积极支援这一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此时,在武昌求学的黄励,积极投身参加街头宣传,群众大会,游行示威。这次运动不仅开拓了她的眼界,而且使其对中国共产党这一组织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于是,她决心把身心献给中国人民,献给为劳苦大众谋解放的事业。不久,这个女青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之后,黄励在生活中处处都发挥着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学校里,她积极带领同学们进行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增大。学校对她的活动十分注意,扬言要开除她,甚至威胁说政府要逮捕她,但她毫不在乎地回答:你开除吧,反帝无罪,爱国也无罪。随后不久,为保存早期革命力量,培养革命干部,党决定送她和一批同志去苏联学习。

留学苏联,努力学习锻造坚定信仰

1925年10月,黄励只身一人从武昌秘密赶往上海,准备在这里搭乘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货轮。11月初,黄励一行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后又经过半个多月的辗转,他们成功地到达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们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第一批学生。黄励在领到学生证后深有感触地说:“祖国的同志在艰苦环境中战斗,我们幸运地来到这里,更应当刻苦学习,学好本领,回去战斗。”

在学校,黄励践行自己的初心与诺言,勤奋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锻造了坚定的政治信仰。校方第一学期每周安排6天,每天安排4个小时,采取教师授课、俄文读报、阅读名著等方法进行强化训练。第二学期转入理论学习和政治教育,必修课程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世界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她每天晚上把学校配备的小课桌放在寝室外宽大的走廊里,认真阅读俄文理论书籍到深夜,清晨又到校园的小树林里练习俄语发音,甚至去食堂的路上都在背诵单词。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学期结束时,黄励已经可以流利地用俄文会话。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制为两年,第一期留学生因报到耽搁等原因,在校实际只有一年半时间。1927年,黄励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学习。随后,她被分配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党的建设教研室工作。在这里,黄励进一步受到马列主义理论的熏陶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在此任职期间,她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毫不动摇地维护中共中央代表团的权威,深受瞿秋白的信任和重用。

1928年秋,世界反帝大同盟在柏林举行代表大会。瞿秋白率中国代表团参加,黄励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她帮助瞿秋白搜集材料,准备发言提纲,夜以继日地工作,圆满完成了任务。1929年9月,第二次太平洋地区职工代表会议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黄励与杨放之跟随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邓中夏参加会议,与会的美、日、中、朝等国代表一致认为,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制造白色恐怖,太平洋职工书记处无法在中国继续工作,决定由汉口迁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创办《太平洋工人》月刊,用中、日、朝三国文字出版。

会后,邓中夏决定黄励和杨放之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负责《太平洋工人》月刊中文版的编辑工作,杨放之任主编,黄励任编辑。他们每天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区工会办公和编辑刊物,黄励经常通宵达旦地伏案撰写文章,介绍中国红军在湖南、江西一带开展武装斗争的情况。有时也应邀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学校和工厂去介绍中国的革命斗争情况。他们编辑的刊物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中国东北几省流传,鼓舞了当地人民的斗争热情。

此时,黄励的心早就飞向了祖国,飞到革命斗争前线。她和杨放之商量,要求早日回国去参加革命斗争。1931年7月,组织上批准了他们回国的请求。同月,黄励和杨放之踏上回国的路程,并于9月回到了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领导机关所在地——上海。

投身工运,积极营救党内被捕同志

回国后,党组织安排黄励担任上海互济总会主任兼团书记。互济总会最重要的任务是营救被捕的同志,救济他们和烈士家属,但营救必须发动和依靠群众,尤其是广大工人群众。上海沪西区是日本纱厂集中的地方,五卅惨案就发生在这里。日本人开办的喜和纱厂从江苏、浙江、安徽农村招来一批女童工,她们工资少,每天吃不饱,却要干11个小时的活,下工后就被锁进又黑又潮湿的屋子里,禁止与外界接触。

黄励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自告奋勇地说:“我去试试看!”她很快就与喜和纱厂的女工杨阿姐熟识了,随后又通过杨阿姐的关系认识了这批女童工,动员她们到沪西区委举办的一所文化补习学校去学习,给她们解释工人为什么受压迫、受剥削,怎样才能使自己得到解放,这些革命道理通过小姐妹们在厂内秘密传播。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又妄图侵占上海,终于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事件。这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上海各界人民,团结起来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宣言,号召工人和一切民众“武装起来!实行决死抵抗!”,举行总同盟罢工,上海工人立刻带头行动起来。

其间,喜和纱厂的女工们,为了支援十九路军抗战,打着旗帜,喊着口号,走在上海街头,和广大工人一起坚持了两三个月的罢工。她们的行动使广大群众感到高兴,使日本资本家感到震惊,国民党反动政府更感到恐惧和恼怒。黄励和她的战友们撒下的革命火种,终于燃烧起来了。

与此同时,互济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营救被捕的同志,救济他们和烈士家属。黄励组织互济总会的同志,千方百计地开展营救工作。他们通过互济会会员寻找可靠的社会关系,动员被捕人员的家属或亲属出面,发动群众,用群众的力量迫使反动政府释放被捕的人。在营救过程中,她有时化装成工人,有时打扮成学生,有时又装成大学教授,在各阶层人士中间活动着。1932年7月17日,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共和大戏院召开全省“反帝代表大会”,支援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停战协定,号召同胞们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到会代表100余人。会议刚开始,会场就被国民党军警包围,当场被捕88人,后又被捕7人。

黄励闻讯后,立即赶到互济会机关给同志们布置任务,自己也化装进行营救活动。她到处宣传:“东北抗日义勇军是我们的兄弟,我们应当支援他们。参加大舞台群众大会的代表是我们选的,他们代表着我们的要求,如今他们被反动派逮捕了,大家应该团结一致,营救我们的代表。”经过党的宣传动员,义愤填膺的群众包围了上海市公安局。上海人民的革命斗争,一浪接着一浪,给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

被捕入狱,铁血红骨长眠于雨花台

1933年春,黄励调江苏省委任组织部部长一职。其间,江苏省委由于叛徒出卖,接二连三遭受破坏,黄励处境十分危险。此时,中共中央已经决定送她到中央苏区工作。但是,由于叛徒出卖,4月25日上午,黄励在法租界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住处被捕,特务在房内仅搜出“大洋一元,小洋六角,手帕一条,钢笔一支,眼镜一副”。

因案情重大,法租界巡捕房当天就应国民政府的要求,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将黄励移交给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第二天就开庭审理。黄励化名张秀兰,在法庭上同审判官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审判官最后只好让叛徒周光亚出庭作证。最终,审判官宣布:“根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七条,本庭决定被告张秀兰,将交由上海市警察局移提归案讯办。”第二天深夜,黄励被押上开往南京的火车,羁押在南京首都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邓中夏获悉后十分伤感地说:“济总营救都来不及,黄励同志已被押解到了南京。”5月3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了营救黄励的《紧急通知》,要求党组织应大力宣传黄励被捕后的英勇事迹,充分揭露叛徒周光亚及一切叛徒投敌的罪恶行径,进一步提高群众的觉悟,动员并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营救黄励。

在南京宪兵司令部,敌人对黄励采取了“优待”办法,让她住在所谓“优待”的牢房里,而且故意不锁门,常叫叛徒来谈“形势”劝降,企图诱降她。黄励看透了敌人的阴谋,她从叛徒劝降的恶毒谈话中分析革命发展的形势,利用有限的“优待”争取机会,把情况告诉难友,鼓舞大家的斗志,坚定难友们的信心。

宪兵司令部的看守所内,有一名年轻看守班长张良诚。原来是一个孤儿,为生活所迫,当了国民党机关的勤务兵,后来到了看守所。后来,在黄励等人的积极接触、宣传教育下,张良诚被感化,在狱中做起了“红色信使”。不料被叛徒告密,张良诚因此被捕。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听说后,十分震惊,他害怕共产党人宣传革命的威力,决定杀一儆百,张良诚被处死。

张良诚案件发生后,黄励估计到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仍然谈笑自若,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在牢房的墙上写下“雨花台,雨花台,红骨都在那里埋!”的豪言壮语。1933年7月5日,女看守敲打着牢门,大声地喊道:“黄励,黄励……”同牢的夏之栩听到叫声,伤心地推了推正在安睡的黄励说:“黄励,黄励,醒醒。看守叫你。”黄励把同志们送给她的衣服穿好,把自己的衣服留给钱瑛、夏之栩做纪念,然后从容地走出牢房,一面走一面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接着又唱《国际歌》。

在雨花台刑场上,执行官催逼着士兵们立即行刑。党的优秀女儿黄励倒在血泊之中,年仅28岁。黄励牺牲了,但她的形象矗立在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心中,鼓舞着无数青年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80多年后,当人们来到绿草如茵、鲜花盛开的雨花台烈士陵园悼念她,面对她那早已定格的充满朝气和青春的面容,仿佛又听到了她用生命承诺的誓言:“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为革命而奋斗,直到最后一秒钟!”

张保军,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责任编辑:赵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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