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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道路 艰难求索: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运动

发布时间:2021-10-14 08:26:12 来源:团结报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武昌起义

辛亥年八月十九(公历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党人振臂一呼,四个月后(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轰然倒塌。

清王朝的倒塌是革命党人不懈奋斗的结果。自孙中山于1894年创立兴中会开始,到辛亥武昌起义之前,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孙中山直接参与领导的武装起义就有10次,其他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还有多次。17年里,革命党人越来越多,革命党的组织不断扩大,起义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辛亥年黄花岗之役(1911年4月27日),七十二烈士(实际牺牲者尚不止此数)碧血横飞,“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对辛亥年革命风潮的形成,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这十多年中,起义的主力逐渐由会党转变为新军。直到武昌起义,以新军为主力,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

清王朝的倒塌也是自由、民主、平等、革命等学说广泛传播的结果。“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严复于甲午战后如梦初醒的中国思想界中,提出了自己对西方富强本源的看法。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传播,使压迫和奴役变得不可忍受。邹容将国民与奴隶对立,认为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而“宴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者,无所往而非奴隶”。正是在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影响下,革命成了“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

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传播,与晚清“群学”的兴起相表里。继《原强》之后,严复写作了《辟韩》一文。其中讲到,君臣之伦,“盖出于不得已也”“不足以为道之原”“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而民之所以有待于卫者,以其有强梗欺夺患害也。”而之所以有“强梗欺夺患害”,是因为“化未尽而民未善”,这就预示了君主制可能有消亡的一天。陈炽在《庸书》中也讲道:“君者,群也,所以为民也。”一旦晚清士人从功利的角度去看待君主制,君主制便不再是天经地义的了,君主专制制度也变得越发不可忍受。

值得注意的是,武昌起义后,如北洋集团的创立者袁世凯等人,之所以接受共和体制,更多的是时势使然。这种复杂的思想状况,决定了当时民主共和体制虽然在中国得以建立,其实施的道路却很难是一帆风顺的。近代中国引进的西方民主制度,以宪法、国会、政党、内阁为入手渠道。正式宪法颁布前,中华民国的宪法性文件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下文简称《组织大纲》)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下文简称《临时约法》)。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同盟会高层曾讨论中国未来的制度设计。宋教仁力主责任内阁制,孙中山表示反对,认为“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但是,当南北议和,革命派以袁世凯接受共和为条件,表示愿意选举其为临时大总统时,为了保障共和制,制定了《临时约法》。与此前的《组织大纲》倾向于总统制不同,《临时约法》体现了责任内阁制的精神,总统权力受内阁和参议院极大制约。但《临时约法》又非纯粹的内阁制,比如《临时约法》规定:“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而《临时约法》所规定的参议院权力过于广泛、总统与总理权限不明,皆为以后行政权反抗立法权、总统与总理争权留下了隐患。

国会是立宪、民主制度的重要体现,为实现速开国会的目标,清末士绅曾发起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1913年4月8日国会开幕时,梁士诒代表大总统致颂词,其中特别指出:“今日国会诸议员,系国民直接选举,即系国民直接委任,从此共和国之实体,藉以表现;统治权之运用,亦赖以完满进行。”

刚刚建立的第一届国会所处的形势异常险恶。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两日后身亡。随着证据陆续发现,找到幕后主使者为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从而牵涉到国务总理赵秉钧。在当时国民党人看来,此事必定是由袁世凯主使。刺宋案发生时,孙中山正在日本访问。他于当月25日回到上海后,即召集国民党高层,商讨应对策略,并主张武力讨袁。黄兴主张按法律程序解决,与孙中山产生了分歧。此后,国民党人对用武力讨袁还是用法律解决,徘徊不定,直至7月12日由李烈钧在江西发起讨袁,即“二次革命”。在这种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国会内部情景可想而知。经过宋案,国会中的国民党人敌视袁政府,有意推倒,拥袁派则针锋相对,国会内部政争激烈。为抵制国民党,袁世凯一方面支持组织进步党,与国民党相抗衡;另一方面则对国会内部的国民党员加以收买、分化,以分国民党之势。随着国民党势力因“二次革命”失败在国内被基本消灭,国会已缺乏有力后援。

没有了国民党人的威胁,袁世凯在国内愈发肆无忌惮。他于1913年11月4日以李烈钧与议员徐秀钧往来密电为借口,下令取消国民党籍国会议员资格,国会无形中即归于停闭。接着,袁世凯组织约法会议制定了《中华民国约法》,并于1914年5月1日公布。根据《中华民国约法》,大总统“总揽统治权”,有权任免文武官吏、统率全国海陆军,并有权经参政院同意后解散立法院。同年12月28日,约法会议议决修正了前国会于1913年10月5日制定的《大总统选举法》。根据《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大总统任期十年,得连任”;届选举之期时,时任大总统可以推荐有被选举为大总统资格者三人,“书于嘉禾金简”“于大总统府特设尊藏金匮石室藏之”。袁世凯“假总统政治之名,而行独裁政治之实”,成为时人对《中华民国约法》制定后中国政治的判断。

袁世凯的权势日渐增加,殊不知社会上积聚的不满也与日俱增。早在袁设法使国会停闭之时,已有舆论讽刺袁政府“较亡清之进步,何可以道里计”。参议院在质问政府书中也提道:“令下之日,举国慌骇,人心骚动。”在海外,“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组织了中华革命党,不懈讨袁。在国内,随着筹安会公开活动,云南中下级军官开始酝酿讨袁。此外,梁启超与蔡锷也酝酿反袁,并在1915年10月与戴戡、汤觉顿等定下计策。12月中旬,李烈钧、蔡锷等到达云南后,唐继尧召集诸人及云南军政要员在寓所集会,议定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12月23日,最后通牒发出。25日,护国运动爆发。

护国运动的发动,是国人对辛亥革命所追求的民主、共和体制的维护,是国人对“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袁世凯步步推进的复古逆流的反抗。在护国军的英勇斗争下,北洋系内部四分五裂,内部离心,陈宧、汤芗铭反叛。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去世。

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运动,我们看到,民主、共和这一世界潮流,自辛亥革命之后已是国内民心所向。虽然其实行的道路并不平坦,甚至需要国人进一步的探索,但是,在此过程中,若是有人妄图复辟帝制,则一定会被时代的车轮碾得粉碎。正如孙中山先生在护国战争结束后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承红磊,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 责任编辑:赵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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