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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归国途中的外交活动

发布时间:2021-11-25 08:56:33 来源:团结报

孙中山研究

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武昌新军发动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起义爆发,起义军迅速占领了武汉三镇,推新军第二十一混成旅协统黎元洪为都督,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这时,中国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还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

在随后的两个半月时间里,武昌响起的革命枪声,获得各省纷纷响应。清王朝虽然重新起用袁世凯,企图扑灭遍地燃起的革命火焰,但是,革命洪流势不可挡,清王朝面临覆灭的危险。而在这段时间中,孙中山在从美国经过欧洲的返国途中,配合国内革命形势,繁忙地开展了宣传和外交活动。

1911年12月下旬,孙中山(前排左四)一行由香港乘船前往上海

上海各界人士在车站欢送孙中山赴南京就任

在美国活动

曾想会晤美国国务卿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穿行在美国。他于1911年3月由加拿大进入美国后,一直从事革命宣传和募集革命资金的活动。

10月11日,孙中山行抵科罗拉多州的丹佛(Denver)。他谈起当年的经历时说:“武昌起义之次夕,予适抵美国哥罗拉多省之典华城。十余日前,在途中已接到黄克强(黄兴)在香港发来的一电,因行李先运送至此地,而密电码则置于其中,故途上无由译之。是夕抵埠,乃由行李检出密码,而译克强之电。其文曰‘居正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等语。时予在典华,思无法可得款,随(遂)欲拟电覆之,令勿动。惟时已入夜。予终日在车中体倦神疲,思虑纷乱,乃止。……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时。起后觉饥,先至饭店用膳。道经回廊报馆,便购一报携入饭堂阅看。坐下,一展报纸,则见电报一段曰:‘武昌为革命党占领。’如是,我心中踌躇未决之覆电,已为之冰释矣。”原来,孙中山是在10月12日上午11时,在饭馆用餐时,方从当地报纸读到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信息。自然,他非常高兴。

孙中山随即考虑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是否立即从太平洋返国。他说:“时予本可由太平洋潜回,则二十余日可到上海,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乃以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他认为,外交活动非常重要,自己应在这方面着力。他分析:当时美国、法国朝野同情中国革命;德、俄两国,反对中国革命;英国、日本两国,则民间同情中国革命,而政府反对(日),或态度未定(英)。他感到,外交的关键在英国,因为只要英国同情于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于是,他决定“起程赴纽约,觅船渡英”。

13日,孙中山经圣路易市抵达芝加哥。他为同盟会芝加哥分会代拟举行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的通告。他过圣路易城时阅报云:“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孙中山说:“予得此报,于途中格外慎密,避却一切报馆访员,盖恶虚声而图实际也。”15日,芝加哥举行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他即未参加。

据清廷驻美使馆书记生周本培记录:10月间,孙中山接受了法国朝日新闻记者采访。孙曰:“吾敢谓,斯举(武昌起义)当有成矣。”他回顾自己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之由来,并说明,他的革命同志均不排外,拟在中国试行联邦制,设议院,行各种改革。“苟吾革命之旗,飘飏于北京城内,则吾族之新花重发矣”。

据《孙逸仙先生传》说:孙中山到达华盛顿后,18日曾致函美国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Knox),希望秘密会晤,但未能如愿。20日,孙中山赴纽约,秘密与一些外国人会见。

31日,孙中山致电时在伦敦的咸马里(一译荷马李,美国人,孙之军事顾问)表示:如得财力支持,他绝对能控制革命局势。次日,他又致电咸马里,告知汉口革命形势,并告,他将乘“毛里塔尼亚号”轮离美赴英。

11月2日,孙中山离开纽约赴英。

在英国活动

委托代表与英国外相晤商

11月11日,孙中山横渡大西洋,抵达英国伦敦。

孙中山希望得到欧洲国家的借款,支持革命。据载:孙中山还在美国时曾致函英国金融界代表,谋求经济援助。10月14日的柏林报纸刊登过这样的信息。

在英国,孙中山由咸马里代约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主任会谈,磋商停止向清廷借款(川汉铁路借款、币制借款)之事。“银行团主干答以:对于中国借款之进止,悉由外务大臣主持”,他“不能自由作主”。孙中山乃委托维加炮厂(一说马克沁机枪厂)经理道生与英国外务大臣格雷磋商,要求英国政府三事:“一,止绝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处英属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予取道回国。”三事皆得英政府允许。关于贷款给中国革命政府,须中国新政府成立后开议。银行团派某行长与孙中山回国同行,以便就近磋商。据《孙逸仙先生传》记载:14日,孙中山委托道生会见英国外相格雷送一文件,希望成立一盎格鲁撒克逊联盟,联合英美。孙中山希望英国能借一百万英镑,允诺将给英美若干优先权利。

11月中旬,孙中山接受英国《滨海杂志》(The Strand Magazine)记者采访。他讲了自己的革命经历;清政府排外;满人对中国260年的统治:侵犯人民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未经人民同意征收重税,压制言论自由,实施野蛮酷刑。他说:“中国人民已经下定决心”,“一个新的、开明而进步的政府必定要取代旧政府”,“人民已为驱除鞑虏作好准备”。他表示:“不论我将成为全中国名义上的元首,还是与别人或那个袁世凯合作,对我都无关紧要。”“中国,由于它的人民性格勤劳和驯良,是全世界最适宜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在短期间内,它将跻身于世界上文明和爱好自由的国家的行列。”这次谈话以《我的回忆》标题在该刊物发表。该刊还发表了孙中山的一函稿(“告世界书”),提到拟筹款,希望得到50万英镑。

据载,武昌起义后不久,各国驻北京代表收到由旧金山邮寄的中国革命党人的宣言三份。第二份是以孙文名义发表的宣言,表示革命政府将承认以往中外条约中的外债,但不承认现在起清廷与外国协定的债务;革命政府保护在华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革命政府将感谢各国对革命的帮助,并与之建立友好关系,对真正援助民国的国家给予优惠待遇;中国共和政体建立后,将与各国签订贸易协定,建立邦交。后来,香港《南清早报》发表了孙中山《通告各国书》(上海《民立报》11月16日译载)。此文表示:中华国民,“推翻恶劣之政府,驱除暴戾,而建立共和国”,承认这次起事前清政府以前与各国之条约和外债,各国租界和外人及财产一律保全,如助清政府攻我军,即视为敌人。

11月中旬,孙中山还与英国记者谈话,表示:“今此满廷忽有讲和之意。特以衰败无力之皇室,已无谈判之价值。”

在法国活动

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会谈

11月21日,孙中山从伦敦来到巴黎。

孙中山在巴黎曾会见法国政界人士,访问议院。他见过法国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委员克利孟梭(后来任过法国政府总理),会晤参议员毕盛(毕恭)和文学家米尔。孙中山还请米尔致意于当时在巴黎之俄国外交大臣柴苏诺夫,但柴氏未与孙相见。孙中山与法国下院议员马塞、于贝尔、博雷尔会晤时,探询法国愿否承认将成立之中华民国。几位议员均表示,当竭力促成。

孙中山在巴黎还访问过《欧洲信使报》,接受《政治星期报》、巴黎《日报》记者采访,表示:“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他表示,欢迎外资到中国开矿筑路,中国将实行关税自主,保护本国实业。法报报道了孙中山的观点。

11月22日(或23日),孙中山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S.Simon)会谈,希望给予中国革命政府贷款。但西蒙表示,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完全一致,严守中立,既不帮助革命一方,也不帮助清政府。故目前无法给革命临时政府贷款,此事须待为全国接受和各国承认之政府成立之后。孙中山表示,革命成功是毫无疑问的。

孙中山提出:能否同意商谈一笔借款,使中国能够偿还庚子赔款,而以矿税、部分土地税等取代由海关所设立的担保。我们希望收回海关的征税和控制权。西蒙表示,绝对不可能,因为这里存在一个双向信用的合同问题:公众认购债票,是因为相信合同是任何人都无权改变的合同。一旦中国的信用牢固地建立起来,为了偿还有关借款,或许可以发行新的债票,不用关税作担保。但目前,现有借款不能作任何改变。

孙中山希望与法国政府一位阁员联系,请求法国劝阻俄国与日本结盟。西蒙表示,这超越了他的能力范围。孙中山提出未来中国借款问题,西蒙表示,各国将会有规模甚大的大借款,各国可分摊。

11月24日,孙中山离开巴黎由马赛乘船回国。行前,他委派留法学生胡秉柯为代表,访问法国外交部,询问法国对中国革命的态度。法方表示,法国最关心的,是在华法国人的安全,需要估计一下中国当局对此的保证。

与日人交往曾探询不更名登陆日本之可能

1897年后,孙中山曾长期流亡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日本有些民间人士与孙中山交往,支持孙中山的革命。1907年春,因清政府的要求,日本政府劝告孙中山自动离境,允许三年后可以返回居住。但日本政府并未践诺。直到1911年,孙中山都无法进入日本。

1911年10月,孙中山还在美国时,曾致电宫崎寅藏,探询日本政府能否允其登陆。24日接到萱野长知复电,略谓:须更名方可。而孙欲以公开身份赴日停留,目的是藉以表明日本寄予同情态度,可鼓舞革命军士气,消除外界认为日本暗中庇护清政府的疑虑。大约在10月25日左右,日本驻纽约总领事永野幸吉,安排与萱野有交谊的日人鹤冈永太郎密访孙中山,孙告知其上述情况,请他转告日本驻美代理大使埴原,电请日本政府考虑。如允其不更名登陆日本,他打算经欧洲回国途中,再取道美国,由西雅图赴日。永野幸吉随即报告日本外务省,但无下文。

事实上,当时日本政府是支持清廷,并无支持中国革命党之意,它关心的是攫夺中国的权益。中国武昌起义爆发,日本政府于10月24日决定:“关于满洲问题根本解决,专待对我国家有利之时机到来。今后应着力于在清国本土培植势力,并努力设法使其他各国承认其在该地区的优势地位。”日本内阁和元老都不赞成中国实行共和政体。川岛浪速等人积极策划“满蒙独立”,日本军部图谋对中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

12月21日,孙中山抵达香港时,在港的日本人宫崎寅藏、池亨吉,“满铁”山田纯三郎,“东亚同志会”的绪方二三,高田商会的郡岛忠次郎,退役海军大佐太田三次郎等人参加迎接,并与孙中山一同回上海。这时,日本一些军人不同程度地介入中国南方起义各省的军事活动。许多浪人到中国举办展览。头山满、犬养毅、北一辉相继来华。25日,孙中山到达上海后,国际人士对孙中山与日本人的关系颇为注意。美国人在上海办的《大陆报》记者曾询问孙中山:“与君同来之日本人,果系何人?”“此类日本人,与组织民主政府有关系否?”“君与日本政府有关系否?”

与孙中山交往的日本民间人士中,有可通过曲折的途径与日本政府联系者。孙中山因与日本多人有旧交,又希望从日本方面获得支持援助,故他始终未中断与日本人士的交往。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财政困难,孙中山就曾向日本方面接洽借款。这是后话。

孙中山在美欧外交活动的作用

孙中山11月24日离开法国,29日抵达埃及塞得港,途经亚丁、科伦坡,12月14日抵槟城,15日抵新加坡,21日到香港,25日到达上海。从10月12日获悉武昌起义之信息,到抵达上海,孙中山途中历经七十余日,才踏上祖国的土地。

武昌起义爆发后,欧美各国政府对革命军和清政府双方,采取了中立立场,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对于孙中山要求会晤,都采取回避态度。孙中山希望各国能对革命政府贷款,也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孙中山在美国与欧洲的外交活动,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他通过报纸反复宣传中国革命,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对清政府的专制统治的暴戾,和中国革命的正当性加深了了解。他的努力,终止了清政府续借外债的可能。

孙中山阐明:中国革命成功后,将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新政府将保留原先的中外条约和债务,并采取开放政策,欢迎外资开发中国资源,参加中国建设。这使各国政府消除疑虑,理解并支持新政府,对中华民国成立后的外交打下了基础。

孙中山在欧美的外交活动,显示了他的外交才干,和对财政金融的熟悉,提升了他在中国革命阵营中的地位和声望。武昌起义后,各省独立,新的统一的共和政府正在筹建中。作为同盟会领导人的孙中山,是众望所归的总统人选。他归国前在欧美的外交活动,增强了他的领袖地位。

就在孙中山回国到达上海前夕,12月20日,马君武发表文章,论述孙中山在欧美的影响:“孙君具一种魔力,能使欧美人士无论其居何等地位,一接谈之后即倾倒赞美之。故欧人前此惟知中国有李鸿章;李死,惟知有袁世凯;今则惟知有孙逸仙,而袁世凯次之。……与革命事业相联系者有三事:曰军事,曰财政,曰外交。孙君虽非军事专门家,然其最近十年间所专研究者,为战术学,又屡起举行革命,富于经验。至于财政及外交问题,则吾敢断言,通计中国人才,非孙君莫能解决矣。”

孙中山回到上海,受到热烈欢迎。当时,关于如何结束清王朝帝制统治的南北会谈正在进行,起义各省代表也正研商如何成立全国统一的民国政府。孙中山回国,使辛亥革命之中坚同盟会精英们齐聚一起。在确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体制架构后,12月29日,起义十七省代表选举临时大总统会议在南京举行,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曾景忠

[ 责任编辑:赵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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