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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独秀等人发起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组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俞秀松:从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发布时间:2021-11-25 08:59:18 来源:团结报

俞秀松

俞秀松(1899-1939),原名俞寿松,俄文名鲁宾·那利曼诺夫,浙江诸暨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之一。1916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创办《浙江新潮》。1920年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该社会实验失败后,本计划南下另寻救国出路,但在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留在上海,参与《星期评论》杂志社的工作、“改名换服”深入厚生铁厂、参与工人运动、进行农村调查、确立党的名称、组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至此完成了从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

在杭州,创办《浙江新潮》

创办刊物是当时爱国学生参与社会救亡的方式,他们把学到的、看到的、想到的通过媒介传播给劳动者,使改造社会的目标逐步实现。发刊词最能说明报刊的宗旨,俞秀松明确指出《浙江新潮》的四大旨趣:“第一种旨趣是‘谋人类——指全体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化’(也可作为本周刊的宗旨);第二种旨趣是改造社会(也可作为本周刊的目的);第三种旨趣是促进劳动者自觉和联合(也可看作本周刊的方阵);第四种旨趣是对于现在的学生界、劳动界加以调查、批评和指导(也可看作本周刊的方法)。”

正如它的名字,《浙江新潮》准备掀起一场新的思想浪潮,它的文章总是带有独特视角,给封建主义当头一棒。比如刊登在第2期的施存统的《非孝》,讲的是母亲病危,父亲藏钱不肯救助,家庭破灭,于是他主张“家庭中用平等的‘爱’来代替不平等的‘孝道’”,因此他认为改造社会应该从改造封建家庭入手。这篇文章推开了青年建设新社会的大门。随之而来的不只是群众的觉醒,还有守旧派的打压,他们以为查封报刊社、摧毁报纸等就能让进步青年打退堂鼓……当即,俞秀松立刻与同伴商议,决定将第3期《浙江新潮》带到上海原封不动刊印,再寄送回浙江。新一期的《浙江新潮》仍同往期一样,引起了巨大反响,陈独秀很是喜欢,形容“我这班可敬的小兄弟”的文章实在是“天真烂漫,十分可爱”。反动当局勃然大怒,将矛头直指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进步学生掀起“一师风潮”。此时已在北京的俞秀松给学生们提了建议:“学校万一被官厅解散,我们同学千万不要就此纷纷走散。学校里虽然不能住宿,我们的同学不妨你抱我,我抱你,宿在露天之下;校里虽则不能进去听课,我们的同学不妨在宽空马路之中,聚立听讲。我们倒有这样的精神,官厅于我何哉?”

俞秀松等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办刊等进步行为充分体现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时代精神。以俞秀松为代表的近代中国青年敢于思考、敢于行动,在实现自身觉醒的同时也影响着更多的人。

在北京,参与无政府主义的“实验”

1920年,俞秀松参与北京工读互助团,完成了从“学问家”向“革命家”的转变。“人人工作,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以“绝对自由”的形式建立社区北京工读互助团,这一想法得到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支持,同时也吸引了包括俞秀松在内的愿为祖国探索出路的有志青年。面对新尝试,俞秀松是兴奋的,“实验我的思想生活,想传播到全人类,使他们共同享受这甘美、快乐、博爱、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定事”。社团初始,资金充足、安排紧凑、青年兴致高涨,但是不久后,募捐的资金已经耗尽、工作不合理且所得十分微薄、团员思想分歧等问题暴露出来,与最初设想的“城市中的新生活”已经南辕北辙,仅存在3个月的北京工读互助团不得不宣告失败。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国内的各个工读互助团也相继宣告破产。工读互助团昙花一现,它的开始和结束都伴随着广泛的讨论。短短3个月时间里,俞秀松认识到脱离社会的空想是注定失败的,他“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情愿做个被‘举世唾骂’的革命家”,随后毅然离开北京,南下寻找新出路。

在上海,参与创党建团实践

俞秀松正是在上海才真切认识到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从而转向马克思主义信仰。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实验失败后,俞秀松和施存统等人原打算前往福建漳州,或再下南洋,但同在上海的陈独秀、沈玄庐、戴季陶纷纷劝其留下,他也认识到此时的上海在帝国主义的压制下最具有前瞻性,正是有志之士大有作为的地方。

不久后,俞秀松进入《星期评论》社工作。在调查中国工人的情况时,俞秀松切身体会到工人阶级将是推动中国社会转变的加速器。《星期评论》的工作使俞秀松在思想上慢慢与马克思主义靠近,于是他计划到工人中去,在戴季陶的帮助下,到厚生铁厂工作。在这里,他目睹了工人每天有三分之二的时间被劳动压迫,为了使工人摆脱旧观念的束缚,俞秀松晚上为工人讲课,向工人传达报刊上的时事新闻,主张通过培养工头和大司务或组织工人俱乐部的方法拯救工人。由此,他也真正与工人站在一起,忠贞不渝地投身于工人解放事业。

中国共产党人的创党实践是由一批志同道合的有志青年共同推进的。正是陈独秀、李达、俞秀松、陈望道等人的努力,催化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创党实践的理论基础。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派遣维经斯基分别到北京和上海拜访李大钊和陈独秀,讨论中国如何建党等问题是现实条件,基于此建党工作逐步开展。5月,陈独秀筹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座谈会、翻译和撰写文章等活动中,李达、陈望道、俞秀松、沈雁冰等人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坚定地选择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6月,陈望道将在寒假期间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带到上海,再由俞秀松送至陈独秀处校对并最终发表,为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成长提供肥沃的“土壤”。8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早期的发起人之一,在其他几人离开上海后,俞秀松实际上承担着全部的工作,不仅需要完成日常工作,还因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全国建立同一政党的中心,也负责着联系各地早期党组织的工作。至此,北京等地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建党做进一步准备。

党的后备力量尤为重要,建团能够为党储备优秀青年人才。青年才俊俞秀松参与了筹备成立共青团的工作。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就认识到吸收优秀青年的重要性,在新思潮的推动下,有些进步青年被迫离校、渴望学习新知识,若能够将青年们聚集起来成为有规模的组织,必将成为一股热血且激昂的巨大力量。陈独秀便将这一任务指派给了俞秀松。经过一番努力,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成立,俞秀松任书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仅聚集了有抱负的青年,也承担着团中央的职能,帮助联络各地青年团组织。当时,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作为共产党的后备军,青年团承担了很多公开的工作,保证了党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建团后,许多不得志的青年纷至沓来,在团里学习理论知识、参与领导工人运动,在俞秀松的带领下,众多青年伙伴的心紧紧相连,短短几周内,团员已达到40多人。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格林肯定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这与俞秀松日日夜夜的工作是分不开的。他也因此被邀请参加于1921年7月在莫斯科举办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为国际社会认识中国青年运动以及中国青年运动同世界青年运动架起了桥梁。

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残缺不全的国家版图,进步青年们主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俞秀松则无愧是时代青年里的杰出代表。

林卓虹 高福进,作者林卓虹系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高福进系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责任编辑:赵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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