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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与中共早期机关刊物

发布时间:2021-11-25 09:01:22 来源:团结报

瞿秋白

《布尔塞维克》

布尔什维克是俄文“多数派”的意思。从1903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列宁这一派称为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少数派称孟什维克。1912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两派公开分裂。1918年3月,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改称俄国共产党(布),直到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时才决定拿掉(布),称苏联共产党。在我国,布尔什维克一词的使用并没有就此为止,20世纪60年代,许多人写信时仍用“致以布礼”(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结尾。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1917年考入北洋政府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读书。1920年初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去莫斯科采访,著有《俄乡纪程》《赤都心史》,宣传社会主义与苏维埃俄国。在苏俄期间,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四大以及远东人民代表大会。1923年春回国。1925至1927年,当选为第四、第五届中央局委员。1927年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成为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7年10月上旬,陆续迁沪的中央常委与中央机关在上海驻留,中央机关散布于公共租界沪中区一带。10月2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通过决议,决定出版综合的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布尔塞维克》报当为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思想之机关,当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及一切反动妥协思想之战斗机关。《布尔塞维克》报并且要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指针——反对帝国主义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领导者,当做工农群众革命行动的前锋。”瞿秋白任主任,代表中央常委主持召开党报编辑委员会,指导工作。同日发出的《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一号》具体规定了《布尔塞维克》的性质与宣传任务、编辑方针及所设栏目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被迫停刊。10月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到上海,决定重新出版刊物《布尔塞维克》。编委会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组成,后扩大为蔡和森、张太雷、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任弼时、李富春等26人,瞿秋白为编委会主任。

《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旧址,设在上海市愚园路亨昌里418号(今长宁区1376弄34号),一幢假三层砖木结构新式里弄住宅,是郑超麟租赁的住房。每星期,瞿秋白照例要来一次亨昌里,代表党中央具体指导编务,与大家商量选题。

《布尔塞维克》于1927年10月24日创刊,刊名由瞿秋白题写。一开始为周刊,后改为半月刊、月刊,时出时停,到1932年7月1日停刊,前后共出版52期。发行期间,为迷惑当局,刊物封面先后印有“少女怀春”“中央半月刊”“新时代国语教授书”“中国文化史”“中国史考”等名称,并冠以“中央执委宣传部”“商务印书馆”“历史研究学会”等字样。1928年12月,随着郑超麟的离开,《布尔塞维克》编辑部也迁出了愚园路1376弄34号。自1928年11月党中央的另一机关报《红旗》创刊后,《布尔塞维克》遂成为理论指导性刊物,以刊载理论性文章为主。

瞿秋白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先后为刊物写社论、专论、评论等50余篇。瞿秋白在《布尔塞维克发刊露布》中宣告:“国民革命因为国民党领袖的背叛革命而受着非常严重的打击……此后中国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起领导的责任。革命思想方面……只有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无产阶级坚决的向国内外资产阶级实行阶级斗争,勇猛的领导农民及一般贫民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封建的剥削,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群众的革命独裁,铲除一切反动分子,下层民众直接起来行使民权,实行苏维埃的政治制度。只有本着这种精神……才能彻底的完成中国之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任务,亦就是真正推翻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

瞿秋白主编的《布尔塞维克》旗帜鲜明,坚持布尔塞维克主义即列宁主义。1927年11月28日在《布尔塞维克》第6期“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大会议特刊”发表《布尔塞维克主义万岁》的社论。1927年12月26日社论《只有工农兵政府能解放中国》,发表在1928年1月2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12期上。同期发表的还有瞿秋白写的《悼太雷同志》。1928年1月21日瞿秋白写的《民权主义与苏维埃制度》,分别刊于1月30日、2月6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15、16期上,文章认为只有建立苏维埃制度,才能“实行最彻底最真实的民权主义,然后才能最彻底扫除帝国主义的统治,真正解放中国民族”,并且在民权主义革命完成之后,“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进于社会主义的建设”。

1927年11月26日,有一位署名志益的同志写信给瞿秋白,就党内民主和纪律等问题,提出了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为此,12月2日,瞿秋白写信予以答复,并把这两封信同时在《布尔塞维克》上发表。瞿秋白在信中指出:“布尔塞维克的党,没有铁的纪律和集权的行动,是不能成功的……党内民主,对于建设一个好党,具有重要意义……在严酷的地下斗争条件下,党的秘密会议,是党的斗争行动机关,不是小资产阶级学生教授的雄辩会,可以容忍长篇阔论的空谈。党的统一集中领导,不是封建式的集权。”

作为主编,瞿秋白始终掌控着《布尔塞维克》的立场与口径。中央宣传部干部郑超麟为《布尔塞维克》第11期写的题为《苏维埃政权万岁!》的社论,未经瞿秋白审阅便发表。文中认为:“或者是蒋介石白崇禧的豪绅资产阶级共和国,甚至于是张作霖的大龙帝国,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除此以外,中国不能有另一种的国家形式”。这一论断对解释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后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一般是对的。但是,说当时中国的苏维埃政权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对了。为此,瞿秋白专门写《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一文,纠正郑超麟的错误观点。他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革命并没有完结,最主要的是因为它的现时客观上的任务在要解决土地问题……苏维埃不一定是无产阶级独裁制的表演,他在中国可以是工农革命民权独裁制的表演,而且必定是工农革命民权独裁制的表演。

毋庸讳言,从1927年年底到1928年4月底,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的错误是存在的。因此,瞿秋白在《布尔塞维克》发的不少文章,不可避免地带有“左”的倾向或影响。他后来在《多余的话》中写道:“当我不得不担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行到了最巨大的转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激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难任务……在最初,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所决定的政策一般的是正确的……我在一九二八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然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盲动主义路线了。”

这多少反映了他的自知之明,也可以认为是他的自我批评。

1935年,瞿秋白在就义前写的《多余的话》,自称“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我们认为,他主编《布尔塞维克》的实践正是这种尝试的开端,就主流与本质来说是符合马列主义的。瞿秋白做过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1923年6月起改为季刊)的主编,在该刊9期中他主编了7期,发文27篇。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他火线创办了《热血日报》,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两年后,他主持《布尔塞维克》同样得心应手,笔端常带感情,爱憎分明、立场鲜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引领全党。后来在上海大学主持社会学系的教学、指导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等等,无不显示了他的文采、文才与文笔。可以这样说,从事党的文化工作最符合瞿秋白的“兴趣和性情”,而担任全党的最高领袖实在是力有不逮。正如他自己所说:“党的统一集中领导,不是封建式的集权……谁能真正勇猛无畏刻苦的在布尔塞维克政策之上,率领起群众奋斗,谁便是新的领袖。”即便是共产国际指定的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也不一定能够完全胜任。

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应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请求,为《瞿秋白文集》出版题写一段话,充分肯定瞿秋白同志“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为人民工作的精神”;充分肯定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的“英雄的立场”和“临难不屈的意志”。毛泽东指出,“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这些评论,当然包括瞿秋白在《布尔塞维克》上发表的文字。从他对郑超麟的错误观点的及时纠正就可知道,他并不是只会照抄照搬马列主义一般原理的人,而是在考虑如何结合中国实际国情,来加以运用。在今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党史学习中,重温瞿秋白发表在《布尔塞维克》上的文字,同样“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

邵 雍,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 责任编辑:赵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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