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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深的风雨抗战路

发布时间:2021-11-25 09:03:15 来源:团结报

李济深

李济深故居

李济深作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爱国是其一生的行为准则。以其抗战期间为例,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李济深高举反蒋抗日的旗帜,并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初步联合。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李济深饱经风雨,始终致力于维护国共合作抗战,积极参与和推动各项抗战工作,努力保护和帮助爱国民主人士,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公开举起反蒋抗日的旗帜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迅速沦陷。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弃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毅然支持19路军奋起抵抗,有力地阻滞了日军的侵略步伐。蒋介石对19路军不满,命令其围剿红军,企图在内战中瓦解这支抗日力量。李济深得知后十分愤慨,对蒋介石领导中国抗战的前途深感担忧,坚决支持19路军将领与蒋介石据理力争。1932年5月,蒋介石的“蓝衣社”特务将李济深外派视察工作的人员杀害,李济深极为不满,不久后出走香港,公开站到反蒋的一边。

李济深虽然挂冠而去,但对抗战局势始终保持密切关注,求索良策为国纾难。李济深的老部下陈铭枢出国考察后,提出要串联各方抗日反蒋力量建立联合阵线,有组织地发动抗日反蒋运动。李济深深以为然,并与陈铭枢共同制定行动方案,积极构建民主联合阵线。在联合两广的计划失败后,李济深把目标转向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联共反蒋抗日,李济深积极奔走各方,于1933年10月力促19路军与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随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在福建发动反蒋事变,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以下简称“福建人民政府”),李济深被推选为主席。福建人民政府在政治上主张打倒帝国主义,大力支持抗日运动,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给予人民充分的民主权利;在经济上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发展民族工商业,进行现代化建设。然而,福建人民政府维持了不到3个月,就遭到蒋介石的血腥镇压,李济深、陈铭枢等人被永远开除国民党党籍,不得不离闽去港。 

福建事变失败后,李济深更坚定了反蒋抗日的决心。1935年,华北危机日益深重,李济深准备采取新的抗日救国行动。同年7月,李济深等人在香港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以下简称“大同盟”)。大同盟以“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为基本政治目标,广泛吸纳爱国民主人士,大力开展反蒋抗日的宣传工作。在此过程中,李济深对国内局势变化始终保持高度关注。随着中日民族矛盾超越国内阶级矛盾,迅速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李济深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及时调整了对蒋介石的政策,从“反蒋抗日”转向“逼蒋抗日”。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与蒋介石具有颇多恩怨纠葛的李济深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致力维护国共合作抗战

随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合作抗日局面逐渐明朗。1937年春,李济深多次主持召开大同盟会议,讨论巩固国内联合抗日局面问题。随后,李济深代表大同盟发表《解决时局抗日救亡之意见》,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开放政权、肃清亲日派”等主张。李济深还会见了共产党派来宣传政治主张的秘密党员杨德华,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共抗日主张的了解和认同。此前,李济深就盼望与共产党进行深入抗日合作,此次还趁机委托杨德华将自己的亲笔信转送延安,并提出要亲自到延安与中共领导人商讨抗日救国大计。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局面迅速形成。为了支持蒋介石联共抗日,李济深重新回到国民党。1938年1月,李济深准备帮助新四军收编地方抗日武装,但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和支持。同年7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召开,李济深满怀热情参与其中,举荐了大量爱国民主人士参会,蒋介石却千方百计地限制爱国民主人士的活动。李济深对蒋介石的行为深感失望,但考虑到国共合作抗日大局,还是情真意切地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建议改组国民党的领导机构,并托人带话劝告蒋介石:“一不要怕共产党,二不要怕民众,抗战前途才有希望。”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坚持“防共”“限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对共产党的发展百般刁难,致使国共两党合作矛盾重重。1939年,为缓和国共两党紧张关系,蒋介石决定在重庆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并任命与共产党关系良好的李济深主持战地党政委员会的工作。李济深虽然对蒋介石不满,但为了推动抗战工作,还是接受了这一任命,并经过斗争掌握了用人方面的主动权,以此广纳抗日英才。在李济深的领导下,战地党政委员会积极开展抗日民主运动,灵活运用创办刊物、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广泛宣传“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等主张。

抗战期间,李济深在处理国共关系时以民族大义为先,多次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设计的反共阴谋。例如,1939年6月,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兼民军总司令张荫梧趁日军扫荡之机,企图偷袭八路军队伍,结果未能得逞,竟然反咬一口,向蒋介石诬告八路军。李济深接到中共关于事实真相的报告后,以战地党政委员会的名义向国民政府据实相报,迫使国民政府免去了张荫梧的职务。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李济深接到国民参政员王葆真的一则电报,得知蒋介石准备派卫立煌攻打晋城的八路军,立刻帮助王葆真联系卫立煌,大力支持王葆真的调停活动,从而为中共粉碎第一次反共高潮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战大局。

积极推动广西抗日活动

李济深在战地党政委员会工作期间,尽管受到颇多限制,但其凭借一腔爱国热血和卓越的政治才华,使战地党政委员会充分发挥了支持团结抗战、保护进步力量的作用,受到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广泛拥护,却也招致了蒋介石的猜忌。1940年春夏之交,李济深被调离重庆派往桂林,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对此,李济深认为,自己在重庆既不能发挥多大作用又没有自由,到桂林实是得其所哉。 

在桂林工作期间,李济深继续致力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护民主进步人士。当时,宋庆龄和陈嘉庚等人为八路军募集抗战物资,运到桂林需要得到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批准,李济深排除各种阻挠力量,以最快速度批示放行。1941年,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国统区迫害共产党人、民主人士和左翼文化人士的状况愈演愈烈。为避免迫害,许多人纷纷离开国统区撤往香港,途经桂林时,向李济深寻求帮助。当时,李济深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掩护张友渔、夏衍等中共党员以及邹韬奋、梁漱溟等大批民主人士安全脱离险境,顺利到达香港。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后,众多爱国青年被广西警察机关暴力关押,李济深得知后立即将他们安全释放。

为解决抗日物资匮乏、国民党官场腐败成风的问题,李济深还在广西发起“饮食节约运动”,大力宣传节约理念,严格限制官僚地主和资本家的浪费行为。李济深以身作则、厉行节约,全家人经常以稀粥度日。不过,李济深对抗日活动从不吝惜,在次子李沛金结婚时,公开声明不摆喜酒,把酒钱和礼金都捐赠军队,以支持他们的抗日活动。 

李济深还努力推动桂林进步文化工作发展,改善当地文化界进步人士的生存状况,帮助他们顺利开展抗日文化活动。当时,冯玉祥为了更好地宣传民主与抗日,开办了“三户图书社”,李济深极力为他掩护,防止有关方面的搜查。陶行知在桂林开办的育才学校,也得到李济深的保护。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迅速沦陷,许多文化人士从香港逃往桂林避难。李济深了解到他们在桂林的生活十分窘迫,特地申请了一笔救济费,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并努力为他们找工作,以渡过难关。

正因如此,李济深再次引起蒋介石的猜忌和不安。1943年底,蒋介石撤销了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要把李济深调到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一职,实际上是想将李济深置于他的监控范围内。李济深断然拒绝了,继续留在桂林开展抗日活动。

1944年8月,在日军猛烈进攻下,桂林告急,李济深邀请多位民主人士商讨日后行动方向,决定以养病名义回到家乡,组织武装力量,继续支持抗战。11月,李济深举家回到苍梧。不久,苍梧亦被日军攻陷。面对家乡水深火热的局势,李济深进一步意识到,必须组织一支当地抗日武装力量,来保卫家乡、保护人民。但这时的李济深,武器装备及经费都不足,也没有实际的军事指挥权,蒋介石的严加防范,使李济深的抗日活动一度陷入困境。李济深曾作诗表达那时内心的苦闷:“舆马分驰到北流,两旁父老尽凝眸。时人哪解余心苦,惆怅将军已白头。”在此困难时刻,李济深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鼓励,并于1945年春到达与广西交界的广东罗定,积极收编当地抗日武装力量,组织起了一支抚河支队。这支队伍也不枉费李济深的心血,在与驻广西梧州的日军宪兵队、密侦队作战过程中,俘虏日军曹长和士兵各一人,自己队伍无一伤亡,取得了梧州沦陷以来唯一的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当地抗日军民的士气。

风风雨雨十几载,无法阻挡李济深坚持抗战的决心和步伐。在此期间,尽管抗日行动受到蒋介石的猜忌和阻碍,但李济深没有因为遇到困难而退缩,也没有因为遭受打击而消沉,始终不忘爱国初心,坚持抗战到底,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魏羽彤,作者单位: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责任编辑:赵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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