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文史E家  >  

抗战爆发前后陈铭枢对蒋介石态度的转变

发布时间:2021-11-25 09:04:34 来源:团结报

陈铭枢

全面抗战爆发后,迫于各方压力,国民党当局取消了对参加福建事变有关人员的通缉,爱国将领陈铭枢踏还故土,一时颇为振奋。但曾经的政治嫌隙不能骤除,振奋之余隐忧潜伏。1937年9月4日,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请教陈铭枢治粤之法后建言,“恢复对蒋昔日之关系,将有大助于国家”。陈氏动色之余,亦深知“恐未易也”。不过当时正逢国家危难,报国热忱激荡于内,陈铭枢矢志抗战大局,遂不避风险重与政坛。在此过程中,个人观感与抗战形势时有起伏,政治主张与现实状况常难相符,为此后陈铭枢再次走向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埋下了伏笔。

1937年9月11日,陈铭枢不顾自广州、桂林经长沙、武汉奔赴南京的舟车劳顿,多次在旅途中将重与政坛的诸多思考以诗言明,可谓“征途甫几日,已吐百十词”。在此前后,“荡寇、破虏、射日、歼寇”“齐赴阵、在齐众、融一体”等诗句频繁出现。综合以往政治经验和中日实际对比,陈氏认为中国必须坚持抗战到底,取得最后胜利,而坚持持久战、开放民众、联合苏联等则是实现目标的重要路径。围绕这一目标和路径,他和同仁通过观察朝野动态、联系故旧知交、沟通党派团体等方式,进行宣传鼓动、促进合作、推动革新,力图凝聚全面抗战的强大合力。

随着抗战形势恶化,陈铭枢于9月下旬主动向蒋介石请缨,赶赴上海先战一着。28日抵沪后,迅即开始“在沪与各方面接洽,推动贯彻抗日中心工作”。10月17日夜晚,陈铭枢偕友自上海取道嘉兴返南京,途中意外被军警拦截。对方喧嚷“后面空中许多火点,是不是敌机来追你们的车?”众人回望,“果见远处空中有多点火星忽明忽灭,灭了又生”“立辨其非飞机之火,细审又不像火箭(按:汉奸到地常为敌放火箭)”,随从解释说,“这是鬼火(按:即磷火),在乡间常见,即是这样形状,乃共恍然”。

在10月以前的日记中,陈铭枢极少记录自己对蒋介石的直接批评语句,对他人基于党派分别、个人观察等发出的恶评,也不轻易表态。对当时政治军事的不满,多以“当局”“军政当道”等代称,鲜有指名道姓,甚至多次在私人谈话场合和日记中警醒自己,“只谈军事,不参加别种意见”“余仅表示我们纯洁赴艰的职志及不作团体的活动,务求免除政府对我们之顾虑外未及其他”。

10月1日,郭沫若代《救亡日报》求字,陈铭枢借以表态,书曰“专以纯洁热诚拥护政府抗战,只有抗战到底始可解决一切”,仍以拥护政府抗战到底,获取当局信任,维护民族利益为考量。次日,《救亡日报》记者袁碧泉等邀请发表谈话,陈氏谢绝。记者又坚持发表对陈印象记,陈氏违拗不过,以“只可作为在战地上访谈,并不可涉及政治上谈吐”为要求。复于10月4日跟进阅读《救亡日报》所刊文章,自认“尚属得体”。此事方才告结,其顾虑顾忌可见一斑。

陈铭枢寄望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能够公开抗战到底宣言、开放民众、革新政治,团结各方以凝聚抗战力量。为此不惜以身示范,于10月30日正式解散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在其修订发布的宣言书中坦露公心,“自卢沟桥及上海事变发生后,在蒋委员长领导下,中央政府已发动全面之伟大抗战。该同盟认为当前全国民众均应各尽其力,拥护政府在最高领袖领导之下抗战,方能达到最后胜利”。在陈铭枢看来,通过抗战领袖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统一领导,是实现抗战到底、获取最后胜利的关键。

曾经的政坛对手,如今携手抗战,似乎是国难背景下同舟共济的双向选择。9月初见时,蒋介石设宴招待,“谈话中表现彻底抗敌决心”,陈氏“极为欢欣”。10月22日,陈铭枢向蒋呈递《政府对外发表宣言》,面陈了宣言作用和效果,并再三表明自身态度,“我们因抗日主张已实现,早已声明取消团体作用,纯洁自动来投效政府,故这些朋友都在候政府驱策。”蒋介石说:“往后有所见,可随时来说。”陈答:“我的智虑浅,不易有补于高明,不过愿委员长鉴察我一向是愚直的,中间不幸虽乖背了多年,乃纯出于政见的不同,并非为私,今日朝野一致都会合了,只有拥护委员长彻底抗日之一途,再无政见分歧可说,所以今日之事委员长,犹如昔日一样愚直,望委员长亦如昔日一样视我。”蒋颇动容说:“是的”。11月6日,李济深、陈铭枢拜见蒋介石,复将政治主张以“意见书”的形式系统整理,当面呈蒋。事后,两人展开对话,陈氏颇为感慨。蒋介石感叹说:“你们在福建所做的事,反对我个人事小,但国家损失太大了!你们怎样反对我,我亦不至怀恨,当然我亦有不对的地方。实在我们在党国相处有这样长的关系,你们离了我,不会做得成事,我舍了你们,亦不能做得好。”李、陈闻言,以为“中情切至之言”,表态“往事不堪追恨了,只求从此尽心做补过的工夫!”

几番晤对,合作、忆往之外,当有政治场上彼此应酬的成分。京沪奔波之中,陈铭枢及同仁在时刻注意自身行为之外,更扮演着居中沟通国民党内部派系,协调国共关系、中间力量的角色。这种苦心经营,在推动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转变方面始终缺乏成效,导致陈氏对蒋再次失望的情绪逐渐从隐到显,继而频繁形诸笔端,与此前记而不评,以当局、党政等代称截然两异。

10月7日,陈铭枢与“民众救国运动七领袖”之一的章乃器长谈。两人“彼此思想主张素同,行事亦互悉”,陈铭枢因而一改往日谨慎顾虑之态,直抒胸臆道:“蒋先生一切作法,仍未变旧调。政府的机构把持于某系,党的全权,操诸某派,两者均起了雍塞包围的作用,是众所共知的了。至外交的国策之决定,民众开放之急要,这两者为抗敌胜利之最重条件,当局都尚徘徊顾忌。”

11月2日,陈铭枢在寓所与李公朴等相商,对蒋介石的政治手腕及其效果进行评论,“这是非一朝一夕之故,乃蒋公一向的策略;利用各种矛盾,或制造矛盾以便从中取利易于应付与控制,或消灭甲的矛盾解决了乙时,又重新造出丙对甲的矛盾,辗转相箝,以至完全纯化了在自己掌握中方止。这是他八九年来军事统治上的成功的要诀。然这都属于对内的。海内诸雄才智权势都在他之下,所以国家元气虽受伤甚大,而终达到目的。不过现在是对外了,且全国都一致拥护团结统一政府了,若仍师故智,内徒启国人之疑,外难安友邦之信,则其损失将有不及挽救之危。”

12月18日,蒋介石再次约谈陈铭枢,此次谈话相当不快。陈铭枢在日记中详载了这一会面。“谈到内政时,他仍固执一向意见,益使我不能再说下去,我只好云:‘委座威严太峻,使我不能自畅其辞。’他云:‘你可用书面写来。’后又谈到中共,他怪中共于合作抗日后反不如前之态度,如不接受中央派大员之类。我云:‘如需我居中说话,公有命,愿努力。’他云:‘可以的。’旋说到私事告辞。此为我最后之陈说,这场谈话观察得他:怙过、饰非、主观,比前更狭隘而强固,从此一错到底,一败涂地矣。如何!如何!”

在数月奔走呼号中,陈铭枢及同仁主张的公开抗战到底宣言、开放民众、革新政治、联络苏联等大多缺乏成效。陈铭枢仍因时而变,曾尝试通过调整应对策略,以外交问题促动民众问题解决。他曾向钱俊瑞分析道:“目前宜集中于外交问题之主张,警告与提供,此比较民众问题容易堂皇说话,且尤感觉迫切……我们必须认明:政府必须有积极对日的提出和决定,不为列强所迫压。倘政府能向世界表示彻底抵抗图存的决心和确定了外交国策,则抗战到底方有十足把握;抗战到底已有把握,则民众开放问题,即跟着逐渐解决了。这就是最有效的一方面。”

所谓“向世界表示彻底抵抗图存的决心”,即陈铭枢面蒋时所陈,以最高领袖或中央党部的名义,“发出全国抗战到底的宣言,以坚全国之信而破国际之疑”。陈铭枢视此甚高,曾感慨记道:“月余以来的最要的主张,至此已贡献了。我所能尽的心力,实现与否,当视此为彻底抗日与外交政策的试金石。”但在错综复杂的政治角逐中,昔日的名将如今不过军事参议官,在抗战最高领袖和派系林立的国民政府中显然缺乏话语权。

1937年底,自南京西撤武汉途中,司机误入黄山,耽误了时间和行程,陈铭枢当即大怒。同行的田寿昌在和诗叙语中借事劝慰,“西行车误入黄山,真如先生在逍遥亭声色俱厉,国事如此,急待贤者料理,愿先生善养其气也”。司机理解有误,事发偶然,陈铭枢突然发作,实与国势阽危、己志难伸的现实状况有关。书写日记追忆之时,他继而反思道:“余近六年来,公私之恨,百苦备尝,每静心检抑平生浮浅与燥急之病,革除不稍假借,自以为粗有素养的人。自入京后遇事感触,进言无补,复悠悠靡所寄力,浮燥之性,犹春草怒生,发之者屡矣。这次表露,一如十年前带兵时发怒的神气。”

自东北沦陷到1937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六年公私之恨郁积于内。自取消通缉重回政坛,顾忌重重中建言献策,蒋介石及国民政府鲜有采纳,失望之情久成胸中块垒。当然,陈铭枢的部分主张带有“理想”色彩,显然具有思想阶段过渡的特征。1937年7月18日夜,陈铭枢与胡秋原等聚会,陈铭枢旧话重提,自陈“计全国政治结合中无如我辈之纯洁者”,胡秋原答称,“诚然,但失亏和不能发展正坐此”,在座诸人一致同意后者看法。然而,出于维系最高领袖凝聚抗战力量的考量,陈铭枢并没有直接与蒋决裂,而是采取继续向蒋及军政要人呈递意见书,联合形成统一战线,劝告叶剑英、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注意消弭摩擦以“将就政府的意旨”,组建壮大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和国民外交协会等方式,继续为抗战大局出谋划策,践行“愿披肝胆作前驱”的宣言。

陈铭枢归国之初,正是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共赴国难的关键时刻。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和政治判断的深化,陈铭枢对蒋氏和国民政府的政治预期逐渐下降,从抱有较大希望到严重失望,前后不过数月。因为抗战大局,这种形诸日记的心绪变化在私人印象中呈现,正从微观视角呈现了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国民政府政策的人心向背,也为日后陈铭枢再次走向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埋下了伏笔。

康定宾,作者单位:巩义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 责任编辑:赵昕 ]

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