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贵州地下党的统战工作
发布时间：2022-05-19 09:14:17 来源：团结报
贵州抗日救国军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各地响起振聋发聩的救亡呼声，消息传到贵州后，各界进步人士和学生青年走上街头，掀起了贵州抗日救亡运动的序幕。长征时期红军转战贵州，开展了广泛的革命宣传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深入贵州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南京政府迁至重庆，贵州成为大后方重要的后勤保障基地，其战略地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按照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指示，贵州地下党通过开展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团结了一大批爱国仁人志士，争取了一大批进步力量，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争取国民党上层官员和地方乡绅
巩固统一战线基础
在国统区开展统战工作，必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指引下，从有限的斗争范围内取得最大化的统战效果为前提，这就需要地下党员具备顽强的斗争精神、娴熟的交往策略、以及一定程度的伪装意识。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贵州地下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以交朋友的方式，与国民党上层官员和地方乡绅展开接触，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援。
遵循开展统战工作“不仅应在文化教育部门，而且更应到军事、政府、党务、经济等各种部门活动。不仅要在在野的士绅名流中进行，还要在当权的人士中活动”的指示，在对国民党贵州当局的一些高层人物的统战工作中，党组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省参议员刘聘臣，经过党多方面的工作，不仅支持学生的救亡活动，还亲自参与‘读书会’的授课，并对镇压学生运动的反动派据理力争，当面指责”。
娴熟的交往策略也就是交朋友要掌握的，地下党员以公开合法的身份为掩护，进行党的活动。张立利用家乡关系结识了地方知名绅士陈亮卿、易晋侯、任敏之，普安县县长车祖瑜、驻军团长刘鹤鸣等人，还被任命为县财委会的会计，利用公开的合法身份开展革命活动，争取到一批上层人物。中共思南县委书记肖次瞻，“通过与邮政局长孙华山、代明修以及邮递员李光华的关系，使地下党的来往书信不受检查，还利用商人龙正武的书店从重庆、贵阳等地购买进步书籍”。
贵州地下党临时负责人邓止戈利用县长张有年秘书的关系，将在外地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集中起来，开展统战工作，将他们安排到文化教育系统内任校长、督学、馆长等，通过这些公开的合法身份，控制了县城的文化、教育等部门。
这些充分显示了在党的方针指导下，贵州地下党的统战工作取得实效，扩大了统一战线的基础，团结了大批先进积极分子，在孤立顽固势力、发展进步势力方面取得的进步。
团结内迁贵州高校
发挥学生青年的先锋作用
抗战爆发后，处在沦陷区的众多高校面临严峻的斗争环境，为了保存教育资源，他们被迫西迁至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地。迁入贵州的主要包括大夏大学、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国立湘雅医学院、国立浙江大学等高校。在艰苦的环境下，这些学校并没有中断教学活动，贵州地下党不失时机，与部分内迁高校的党员建立联系，推动了贵州抗日救亡运动的进程。
当时，国立交通大学的地下党员通过各种途径与贵州省工委接上组织关系，成为省工委单线联系的高校单位并指导其活动，通过创办壁报《呼声》进行广泛宣传，还利用演唱抗日歌曲的形式，激起民众的抗战热忱，与地方群众合办了民众夜校，既帮助民众了解抗战形势，又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在扫除文盲方面起到一定作用。
大夏大学在贵州地下党的领导下，作为合法的学生组织公开活动，“以贵阳基督教青年会的名义到贵阳北郊狗场一带农村进行抗日救亡活动，表演抗日歌曲《黄花曲》《送郎出征》，还广泛举行群众集会，画壁画、写标语等”，利用歌曲、话剧等形式，得到民众的积极响应，为构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国立浙江大学迁入遵义，通过各种途径得到中共南方局的引导，在进步团体拓荒社的组织运作下，开展民众夜校、义卖捐献、街头宣传等活动，并在1942年举行声势浩大的“倒孔运动”，这是对国民党当局在消极抗日形势下继续采取腐败统治的一次坚决回应。
团结青年学生这一策略，不仅响应了当时贵州本地各级学校的救亡宣传活动，更是在国民党监视之下利用高校的特殊身份作掩护，通过进步青年学生的先锋力量，间接帮助贵州地下党在秘密工作中不便深入的地区开展宣传，扩大了统一战线基础，帮助民众坚定抗战胜利的信心。同时，为本就薄弱的贵州高等教育注入了新鲜活力，贵阳师范学院（今贵州师范大学）、国立贵州大学（今贵州大学）、贵阳医学院（今贵州医科大学）三所高等院校在此时诞生。
领导统战组织和文艺团体
扩大统一战线覆盖面
通过总结党在国统区的工作经验，并结合当时抗战形势，周恩来提出了“三勤”方针，即勤学、勤业、勤交友。其中勤交友一条，就是党在国统区开展统战工作所应遵循的准则。贵州地下党通过广交朋友，直接或间接的领导社会团体，利用社会团体的影响力扩大统一战线的覆盖面。这一时期，贵州地下党不仅直接领导了“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农村助理员讲习所”等社会团体，还派地下党员进驻“筑光音乐会”“沙驼话剧社”“合群体育会艺术部”等文艺团体。
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简称“社座”，其发起人邵公文为中共党员，并由共产党员王启霖、武纡生、蒋蔼如负责联络工作。“社座”开会的时间、地址、组织形式都不固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旨在团结一批中上层知识分子，扩大党的影响。它以邀请上层知识分子举办座谈会的形式为主，以举办若干次公开活动为辅开展工作，“利用教育界抗敌后援会的名义召开近千人大会，暗讽国民党的投降政策；另一次则是利用‘中苏文化协会贵州分会’的名义开展‘宪政运动’，实则是为民主活动而发声。”
筑光音乐会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歌咏活动，对驻扎在图云关陆军医院的伤员进行慰问。为了扩大影响，筑光音乐会联合了贵阳多个歌咏队开展音乐演奏会，不仅联合了社会各界人士，而且在群众中形成广泛影响。筑光音乐会在当时中共贵州地下党领导下的进步团体中，参加人数最多、活动面最广、影响也最大。
1938年，中共贵州省工委指派党员于蕴、冉隆英等进入沙驼话剧社，成立党小组。时值七七事变一周年纪念日，“到民教馆演出《有力出力》《二升米》等独幕剧和哑剧，还在暑假期间到国民党军营中慰问，教唱《救亡抗日曲》《大刀进行曲》和《救国军歌》”。伴随抗战时期文艺戏曲组织的内迁，戏剧表演在贵州虽未像桂林、重庆那般火热，却也是其革命特征所在，一定程度保存了曲折发展的文艺事业。
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开展救亡宣传，极大调动了贵州民众的抗战积极性，利用社团组织的灵活性、渲染性、多样性，适应了不同统战人群的接受度，保存了有生革命力量。
适应贵州少数民族特点
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
独特的历史境遇和地缘结构造就了贵州少数民族的特点，贵州地下党开展统战工作，以调动全省民众积极性为前提，凝聚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力量，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
贵州地下党长征时期在遵义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建立起领导全省革命活动的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1938年，中共贵州省工委建立工作委员会，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研究部署以贴近少数民族的语言特色和风俗习惯，开展广泛的统战宣传。
在贞丰县，苗族青年王凯，布依族青年王由植、向仕义，与当时在周边活动的地下党员陈汉民取得联系，商议组织队伍举行抗暴运动，于1943年4月率领千余苗族农民举行暴动，取得了武装斗争的成功。
总而言之，贵州地下党领导下的统战工作突破了对原有统战对象、统战阶层的局限化，并且兼容了贵州独特的地缘环境及政治状况，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战工作方面取得积极成效，汇聚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力量，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并构筑起全方位的统一战线格局。
（沈 港，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责任编辑：赵昕 ]
贵州抗日救国军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各地响起振聋发聩的救亡呼声，消息传到贵州后，各界进步人士和学生青年走上街头，掀起了贵州抗日救亡运动的序幕。长征时期红军转战贵州，开展了广泛的革命宣传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深入贵州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南京政府迁至重庆，贵州成为大后方重要的后勤保障基地，其战略地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按照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指示，贵州地下党通过开展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团结了一大批爱国仁人志士，争取了一大批进步力量，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争取国民党上层官员和地方乡绅
巩固统一战线基础
在国统区开展统战工作，必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指引下，从有限的斗争范围内取得最大化的统战效果为前提，这就需要地下党员具备顽强的斗争精神、娴熟的交往策略、以及一定程度的伪装意识。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贵州地下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以交朋友的方式，与国民党上层官员和地方乡绅展开接触，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援。
遵循开展统战工作“不仅应在文化教育部门，而且更应到军事、政府、党务、经济等各种部门活动。不仅要在在野的士绅名流中进行，还要在当权的人士中活动”的指示，在对国民党贵州当局的一些高层人物的统战工作中，党组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省参议员刘聘臣，经过党多方面的工作，不仅支持学生的救亡活动，还亲自参与‘读书会’的授课，并对镇压学生运动的反动派据理力争，当面指责”。
娴熟的交往策略也就是交朋友要掌握的，地下党员以公开合法的身份为掩护，进行党的活动。张立利用家乡关系结识了地方知名绅士陈亮卿、易晋侯、任敏之，普安县县长车祖瑜、驻军团长刘鹤鸣等人，还被任命为县财委会的会计，利用公开的合法身份开展革命活动，争取到一批上层人物。中共思南县委书记肖次瞻，“通过与邮政局长孙华山、代明修以及邮递员李光华的关系，使地下党的来往书信不受检查，还利用商人龙正武的书店从重庆、贵阳等地购买进步书籍”。
贵州地下党临时负责人邓止戈利用县长张有年秘书的关系，将在外地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集中起来，开展统战工作，将他们安排到文化教育系统内任校长、督学、馆长等，通过这些公开的合法身份，控制了县城的文化、教育等部门。
这些充分显示了在党的方针指导下，贵州地下党的统战工作取得实效，扩大了统一战线的基础，团结了大批先进积极分子，在孤立顽固势力、发展进步势力方面取得的进步。
团结内迁贵州高校
发挥学生青年的先锋作用
抗战爆发后，处在沦陷区的众多高校面临严峻的斗争环境，为了保存教育资源，他们被迫西迁至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地。迁入贵州的主要包括大夏大学、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国立湘雅医学院、国立浙江大学等高校。在艰苦的环境下，这些学校并没有中断教学活动，贵州地下党不失时机，与部分内迁高校的党员建立联系，推动了贵州抗日救亡运动的进程。
当时，国立交通大学的地下党员通过各种途径与贵州省工委接上组织关系，成为省工委单线联系的高校单位并指导其活动，通过创办壁报《呼声》进行广泛宣传，还利用演唱抗日歌曲的形式，激起民众的抗战热忱，与地方群众合办了民众夜校，既帮助民众了解抗战形势，又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在扫除文盲方面起到一定作用。
大夏大学在贵州地下党的领导下，作为合法的学生组织公开活动，“以贵阳基督教青年会的名义到贵阳北郊狗场一带农村进行抗日救亡活动，表演抗日歌曲《黄花曲》《送郎出征》，还广泛举行群众集会，画壁画、写标语等”，利用歌曲、话剧等形式，得到民众的积极响应，为构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国立浙江大学迁入遵义，通过各种途径得到中共南方局的引导，在进步团体拓荒社的组织运作下，开展民众夜校、义卖捐献、街头宣传等活动，并在1942年举行声势浩大的“倒孔运动”，这是对国民党当局在消极抗日形势下继续采取腐败统治的一次坚决回应。
团结青年学生这一策略，不仅响应了当时贵州本地各级学校的救亡宣传活动，更是在国民党监视之下利用高校的特殊身份作掩护，通过进步青年学生的先锋力量，间接帮助贵州地下党在秘密工作中不便深入的地区开展宣传，扩大了统一战线基础，帮助民众坚定抗战胜利的信心。同时，为本就薄弱的贵州高等教育注入了新鲜活力，贵阳师范学院（今贵州师范大学）、国立贵州大学（今贵州大学）、贵阳医学院（今贵州医科大学）三所高等院校在此时诞生。
领导统战组织和文艺团体
扩大统一战线覆盖面
通过总结党在国统区的工作经验，并结合当时抗战形势，周恩来提出了“三勤”方针，即勤学、勤业、勤交友。其中勤交友一条，就是党在国统区开展统战工作所应遵循的准则。贵州地下党通过广交朋友，直接或间接的领导社会团体，利用社会团体的影响力扩大统一战线的覆盖面。这一时期，贵州地下党不仅直接领导了“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农村助理员讲习所”等社会团体，还派地下党员进驻“筑光音乐会”“沙驼话剧社”“合群体育会艺术部”等文艺团体。
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简称“社座”，其发起人邵公文为中共党员，并由共产党员王启霖、武纡生、蒋蔼如负责联络工作。“社座”开会的时间、地址、组织形式都不固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旨在团结一批中上层知识分子，扩大党的影响。它以邀请上层知识分子举办座谈会的形式为主，以举办若干次公开活动为辅开展工作，“利用教育界抗敌后援会的名义召开近千人大会，暗讽国民党的投降政策；另一次则是利用‘中苏文化协会贵州分会’的名义开展‘宪政运动’，实则是为民主活动而发声。”
筑光音乐会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歌咏活动，对驻扎在图云关陆军医院的伤员进行慰问。为了扩大影响，筑光音乐会联合了贵阳多个歌咏队开展音乐演奏会，不仅联合了社会各界人士，而且在群众中形成广泛影响。筑光音乐会在当时中共贵州地下党领导下的进步团体中，参加人数最多、活动面最广、影响也最大。
1938年，中共贵州省工委指派党员于蕴、冉隆英等进入沙驼话剧社，成立党小组。时值七七事变一周年纪念日，“到民教馆演出《有力出力》《二升米》等独幕剧和哑剧，还在暑假期间到国民党军营中慰问，教唱《救亡抗日曲》《大刀进行曲》和《救国军歌》”。伴随抗战时期文艺戏曲组织的内迁，戏剧表演在贵州虽未像桂林、重庆那般火热，却也是其革命特征所在，一定程度保存了曲折发展的文艺事业。
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开展救亡宣传，极大调动了贵州民众的抗战积极性，利用社团组织的灵活性、渲染性、多样性，适应了不同统战人群的接受度，保存了有生革命力量。
适应贵州少数民族特点
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
独特的历史境遇和地缘结构造就了贵州少数民族的特点，贵州地下党开展统战工作，以调动全省民众积极性为前提，凝聚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力量，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
贵州地下党长征时期在遵义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建立起领导全省革命活动的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1938年，中共贵州省工委建立工作委员会，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研究部署以贴近少数民族的语言特色和风俗习惯，开展广泛的统战宣传。
在贞丰县，苗族青年王凯，布依族青年王由植、向仕义，与当时在周边活动的地下党员陈汉民取得联系，商议组织队伍举行抗暴运动，于1943年4月率领千余苗族农民举行暴动，取得了武装斗争的成功。
总而言之，贵州地下党领导下的统战工作突破了对原有统战对象、统战阶层的局限化，并且兼容了贵州独特的地缘环境及政治状况，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战工作方面取得积极成效，汇聚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力量，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并构筑起全方位的统一战线格局。
（沈 港，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