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传奇事 精忠报国情——纪念屈武逝世30周年
发布时间：2022-06-16 08:46:21 来源：团结报
屈武
2022年6月13日是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民革中央原主席屈武逝世30周年的日子。屈武在长达7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始终贯穿着一条“爱国第一，精忠报国”的红线。沿着这条红线，我们可以看到，屈武爱国主义的深沉情感是一以贯之而从未消解的。
一、“青年英雄”
1919年五四运动中，21岁的屈武初露锋芒，作为陕西学生联合会会长，他于6月到北京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满怀爱国情怀的屈武，在会见徐世昌大总统时，为民请命，坚决反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以头撞壁，“血溅总统府”。这成为五四运动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屈武精忠报国的爱国壮举，深深打动了徐世昌，徐世昌“即电顾代表维钧，拒绝签字”，五四运动取得阶段性胜利。
屈武在五四运动中的行动，令孙中山盛赞他为“青年英雄”。1919年7月，屈武在上海见到孙中山，孙中山对屈武说：“你们在北京勇敢的、不怕牺牲的爱国行动和英雄行为是我国学生运动史上空前的壮举，是很值得称赞的。从你们青年人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不久，孙中山亲自指定于右任、邵元冲介绍屈武加入中国国民党。孙中山还派屈武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到西北宣传国民会议和三民主义。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对屈武也非常欣赏，他豪情赋诗称赞屈武的爱国行为，“忧同屈正则，事类申包胥”，并把自己的爱女许配给他。
1922年4月2日，屈武与于右任的大女儿于芝秀在北京举行婚礼。
二、怀军事救国之理想
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后，在北京成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北京市特别市党部，特别市党部由李大钊领导。李大钊推举屈武、陈毅担任党部核心成员，二人成为他的得力助手。
1924年8月，李大钊派屈武到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部任高级参议。屈武协助胡景翼积极响应孙中山的号召，联络冯玉祥、孙岳，趁直奉战争正酣之际，于1924年10月下旬，发动了“北京政变”（又称“首都起义”），活捉曹锟，推翻了北洋政府，占领了北京。在这期间，屈武不但参加了重大决议，也直接参加了战斗，其中，歼灭吴佩孚主力部队的杨村战役，屈武就是主要决策者和指挥者之一。
1925年1月中旬，屈武和刘天章陪同李大钊到河南开封视察，回北京后不几天，李大钊就指派王若飞和刘天章介绍屈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10月，28岁的屈武与毛泽东、邓演达、董必武、邓颖超等24人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候补委员。
李大钊深知屈武满怀军事救国的理想，对《孙子兵法》颇有研究，并有着在胡景翼的国民二军直接指挥战斗的经历，于是便委派屈武和刘伯承、左权等人，到苏联的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为中国培养高级军事将领。1926年3月下旬，屈武前往苏联留学，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政治和军事。屈武在中山大学的同班同学有蒋经国、邓小平、乌兰夫等22人。期间，屈武和后来成为苏军统帅的传奇英雄朱可夫结下不解之缘，朱可夫经常拿《孙子兵法》的俄译本向屈武讨教。
三、周恩来的“三同之友”
一九六二年春节前夕，周恩来邀请屈武（右一）、张治中（左一）、 傅作义（右二）共商国共第三次合作大计。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屈武给当时的苏共中央呈送了几份报告，而且一连给当时中共在共产国际的负责人王明写了几封信，强烈要求回国参加抗战。
屈武在信中写道：“日本帝国主义者这样凶狠地进攻中国，局势这样的紧张！稍富于血性的民族革命者已不能再坐视旁观，况且一个共产主义的信徒？我是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情愿回到中国的战场上去和日本的强盗及出卖民族的叛徒拼命，不惜自己的头颅和鲜血！”
在屈武的坚决要求下，经过多方努力，他终于在1938年10月初回到了阔别12年的祖国。1939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在重庆约见屈武。一见面，周恩来就称屈武为“三同之友”，即同岁、同学、同志。屈武向周恩来提了两条要求：一、恢复他的中共党籍；二、与刘伯承、邓小平、左权等同学上前线并肩抗日。但周恩来认为，屈武从事统战工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堪称最佳人选。屈武以党和国家利益为第一生命，坚决服从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安排。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屈武放弃了上前线的念头，安心在重庆住了下来，利用他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爱婿，以及与蒋经国是结拜兄弟的关系，同国民党上层广泛接触和交往，为党的革命活动带来了许多便利。
1939年3月，国民党中央干部训练团在重庆开办，轮训高级干部，每期一个月。经于右任、邵力子介绍，屈武到中央训练团第一期受训，结业后留在团部，任训育干事。
中央干训团开办第三期时，作为赣南行署专员的蒋经国也前来受训。屈武与蒋经国这对结拜兄弟又在重庆见面后，激动之心难以言表。二人互诉苏联的遭遇，竟有许多相似之处。
中央干训团这一期结业后，蒋经国盛情邀请屈武利用一个月假期访问了赣南。二人曾以建千秋伟业，为青史留名相期。
四、组织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同盟
屈武从事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参与组织和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
1941年夏，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的直接指导下，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在屈武的寓所——重庆领事巷10号康心之公馆正式成立。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区秘密组成的革命的政治工作团体。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起到了配合作用。
在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成立之际，正是苏德战争爆发，德军来势汹汹不可一世、苏军步步后撤大片领土被占之时。此时，“德国必胜，苏联必败”的论调甚嚣尘上。
为了促进国共合作、推动全民抗战，挫败德、意、日法西斯的威风，以取得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屈武在重庆及各大战区，利用各种机会，到处发表演讲，大讲苏德战争。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他所了解的苏联实际情况，从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力量的对比等方面，深刻分析了苏德战争的发展趋势，一开始就断言德国必败而苏联必胜。屈武的演讲，轰动一时，《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等报刊及电台连续报道，在国共两党和广大民众中多有口碑，被誉为“论断苏德战争之权威”。
1944年2月，屈武在重庆出版了《论苏德战争》一书。同年8月，又在西安再版。这是屈武一生中唯一的一部军事著作，由于右任题写书名，立法院院长、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和陆军大学教育长徐培根分别作序。
1945年8月31日，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与屈武、王昆仑、许宝驹、侯外庐等8位中国民主革命同盟领导人有过一次长达10个小时之久的彻夜长谈。谈话中，毛泽东对屈武说：“你的大著《论苏德战争》我拜读过了。这部著作在中国和国际现代军事史上具有重要价值。这是一部振奋军心、振奋民心的好书，抗战的胜利有你的一份功劳！”
重庆领事巷
五、“在新疆立了大功”
1945年10月，屈武作为国民党中央“赴新疆和谈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和张治中的得力助手飞往新疆。
屈武受周恩来之命，历经艰险、出生入死，协助张治中完成了两大壮举：第一，释放了马明方、高登榜、杨之华、张文秋等131名中共党员，并且派人安全护送回延安，谱写了“国共关系史上空前的、绝无仅有的”（周恩来语）光辉篇章；第二，策动新疆和平解放，使全国面积最大的一个省区没有经过战争，没有经过流血，没有被分裂出去，而是和平地回到人民的怀抱。这两大壮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高度赞扬。毛泽东说：“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两件大事，都是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值得大写一笔！”周恩来对屈武说：“你在新疆立了大功，我要感谢你，祖国和人民要感谢你！”
1949年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屈武为顾问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飞抵北平，与以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等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展开国共谈判。和谈破裂后，屈武受周恩来重托，立即再次赶赴新疆，解决复杂的新疆问题，最终成功完成了前述新疆和平解放的重任。
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成立，彭德怀任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任副主席，屈武和马明方、邓宝珊、潘自立、包尔汗等任委员。
1950年3月，屈武被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急电召至北京，担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工作。
周恩来即请李克农、徐冰二人介绍，经刘少奇批准，让屈武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六、“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
20世纪50年代，海峡两岸最高层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极其秘密的状态中，曾经策划过一次国共和谈。1958年，经毛泽东、周恩来议定，中共中央当时曾确定屈武和徐冰等人作为和谈代表，准备赴澳门与蒋介石钦定的国民党当局代表蒋经国等人进行谈判。遗憾的是由于其他原因，终未成行。
1975年9月4日，住在北京305医院、病危中的周恩来，仍以台湾问题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为念，仍以精忠报国、诚信重义的“三同之友”屈武为念。在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转载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9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旁边，周恩来用毛笔写下了他数十年革命生涯中的“绝笔批示” ：
请罗青长、家栋，将蔡省三评论的起初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彻底……
周恩来 九月四日 托
由于当时周恩来的手极度颤抖，“彻底”二字和最后一个“托”字，已不成形、很难辨认了。屈武手捧着罗青长递给他的周恩来的这一“绝笔批示”，一向熟悉周恩来手迹的屈武心领神会，一看便知。屈武晚年一直把周恩来的这一重托牢记心中，把周恩来的遗愿——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和和平统一当作他的头等大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80年3月12日，屈武给蒋经国写了一封长信，系统地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和平统一祖国的主张，对当时缓和两岸关系、开放相互探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为台湾回归、和平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
1987年，由邓颖超题签、习仲勋作序的《屈武文选》正式出版。习仲勋在序言中写道：“屈武同志是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在长达七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亲身经历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参与了许多重大事件。”习仲勋对屈武这位数十年的老友和陕西老乡评价道：“屈武同志坚强的革命意志，鲜明的原则立场，刚正不阿的性格，丰富的政治阅历，是我一向钦佩的。”
1988年1月3日，90岁高龄的屈武在民革六届五中全会闭幕式上表示：“我希望能够成为龙年第一个到台湾探亲访友的人。探望经国老弟，探望陈立夫先生、张群先生和各位老朋友。”
谁能料到，屈武的这番表白才过了10天，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于台北。屈武十分痛心地说：“经国一生爱国，夙怀大志，治台多年，政绩卓著。他的逝世，对台湾的繁荣和发展是一大损失，对国共第三次合作和祖国和平统一也是一大损失。如果蒋经国再多活十年八年，海峡两岸的形势将会是另一番情景。”
屈武为实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理想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1992年6月13日晚10时40分，屈武逝世。临终前，屈武带着深深的遗憾，向儿孙们留下了唯一的遗言：“我只有一个愿望，待到海峡两岸人民团圆那天，你们为我斟上一杯茅台酒，让我在九泉之下分享祖国统一的欢乐。”
纵观屈武浩瀚风云、波澜壮阔的一生，真可谓：百年传奇事，精忠报国情！
今天，我们纪念屈武逝世30周年，就是要传承屈武矢志不渝跟党走的精神，也让后代明白，国家的富强、和平和统一是多么值得珍视！我们盼望两岸能够早日统一，到那一天，我们一定会为屈老斟酒，让他在天堂开怀畅饮，与我们共同分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之乐！（陈江鹏 陈 曦）
[ 责任编辑：赵昕 ]
屈武
2022年6月13日是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民革中央原主席屈武逝世30周年的日子。屈武在长达7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始终贯穿着一条“爱国第一，精忠报国”的红线。沿着这条红线，我们可以看到，屈武爱国主义的深沉情感是一以贯之而从未消解的。
一、“青年英雄”
1919年五四运动中，21岁的屈武初露锋芒，作为陕西学生联合会会长，他于6月到北京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满怀爱国情怀的屈武，在会见徐世昌大总统时，为民请命，坚决反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以头撞壁，“血溅总统府”。这成为五四运动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屈武精忠报国的爱国壮举，深深打动了徐世昌，徐世昌“即电顾代表维钧，拒绝签字”，五四运动取得阶段性胜利。
屈武在五四运动中的行动，令孙中山盛赞他为“青年英雄”。1919年7月，屈武在上海见到孙中山，孙中山对屈武说：“你们在北京勇敢的、不怕牺牲的爱国行动和英雄行为是我国学生运动史上空前的壮举，是很值得称赞的。从你们青年人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不久，孙中山亲自指定于右任、邵元冲介绍屈武加入中国国民党。孙中山还派屈武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到西北宣传国民会议和三民主义。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对屈武也非常欣赏，他豪情赋诗称赞屈武的爱国行为，“忧同屈正则，事类申包胥”，并把自己的爱女许配给他。
1922年4月2日，屈武与于右任的大女儿于芝秀在北京举行婚礼。
二、怀军事救国之理想
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后，在北京成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北京市特别市党部，特别市党部由李大钊领导。李大钊推举屈武、陈毅担任党部核心成员，二人成为他的得力助手。
1924年8月，李大钊派屈武到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部任高级参议。屈武协助胡景翼积极响应孙中山的号召，联络冯玉祥、孙岳，趁直奉战争正酣之际，于1924年10月下旬，发动了“北京政变”（又称“首都起义”），活捉曹锟，推翻了北洋政府，占领了北京。在这期间，屈武不但参加了重大决议，也直接参加了战斗，其中，歼灭吴佩孚主力部队的杨村战役，屈武就是主要决策者和指挥者之一。
1925年1月中旬，屈武和刘天章陪同李大钊到河南开封视察，回北京后不几天，李大钊就指派王若飞和刘天章介绍屈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10月，28岁的屈武与毛泽东、邓演达、董必武、邓颖超等24人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候补委员。
李大钊深知屈武满怀军事救国的理想，对《孙子兵法》颇有研究，并有着在胡景翼的国民二军直接指挥战斗的经历，于是便委派屈武和刘伯承、左权等人，到苏联的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为中国培养高级军事将领。1926年3月下旬，屈武前往苏联留学，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政治和军事。屈武在中山大学的同班同学有蒋经国、邓小平、乌兰夫等22人。期间，屈武和后来成为苏军统帅的传奇英雄朱可夫结下不解之缘，朱可夫经常拿《孙子兵法》的俄译本向屈武讨教。
三、周恩来的“三同之友”
一九六二年春节前夕，周恩来邀请屈武（右一）、张治中（左一）、 傅作义（右二）共商国共第三次合作大计。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屈武给当时的苏共中央呈送了几份报告，而且一连给当时中共在共产国际的负责人王明写了几封信，强烈要求回国参加抗战。
屈武在信中写道：“日本帝国主义者这样凶狠地进攻中国，局势这样的紧张！稍富于血性的民族革命者已不能再坐视旁观，况且一个共产主义的信徒？我是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情愿回到中国的战场上去和日本的强盗及出卖民族的叛徒拼命，不惜自己的头颅和鲜血！”
在屈武的坚决要求下，经过多方努力，他终于在1938年10月初回到了阔别12年的祖国。1939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在重庆约见屈武。一见面，周恩来就称屈武为“三同之友”，即同岁、同学、同志。屈武向周恩来提了两条要求：一、恢复他的中共党籍；二、与刘伯承、邓小平、左权等同学上前线并肩抗日。但周恩来认为，屈武从事统战工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堪称最佳人选。屈武以党和国家利益为第一生命，坚决服从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安排。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屈武放弃了上前线的念头，安心在重庆住了下来，利用他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爱婿，以及与蒋经国是结拜兄弟的关系，同国民党上层广泛接触和交往，为党的革命活动带来了许多便利。
1939年3月，国民党中央干部训练团在重庆开办，轮训高级干部，每期一个月。经于右任、邵力子介绍，屈武到中央训练团第一期受训，结业后留在团部，任训育干事。
中央干训团开办第三期时，作为赣南行署专员的蒋经国也前来受训。屈武与蒋经国这对结拜兄弟又在重庆见面后，激动之心难以言表。二人互诉苏联的遭遇，竟有许多相似之处。
中央干训团这一期结业后，蒋经国盛情邀请屈武利用一个月假期访问了赣南。二人曾以建千秋伟业，为青史留名相期。
四、组织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同盟
屈武从事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参与组织和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
1941年夏，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的直接指导下，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在屈武的寓所——重庆领事巷10号康心之公馆正式成立。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区秘密组成的革命的政治工作团体。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起到了配合作用。
在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成立之际，正是苏德战争爆发，德军来势汹汹不可一世、苏军步步后撤大片领土被占之时。此时，“德国必胜，苏联必败”的论调甚嚣尘上。
为了促进国共合作、推动全民抗战，挫败德、意、日法西斯的威风，以取得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屈武在重庆及各大战区，利用各种机会，到处发表演讲，大讲苏德战争。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他所了解的苏联实际情况，从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力量的对比等方面，深刻分析了苏德战争的发展趋势，一开始就断言德国必败而苏联必胜。屈武的演讲，轰动一时，《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等报刊及电台连续报道，在国共两党和广大民众中多有口碑，被誉为“论断苏德战争之权威”。
1944年2月，屈武在重庆出版了《论苏德战争》一书。同年8月，又在西安再版。这是屈武一生中唯一的一部军事著作，由于右任题写书名，立法院院长、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和陆军大学教育长徐培根分别作序。
1945年8月31日，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与屈武、王昆仑、许宝驹、侯外庐等8位中国民主革命同盟领导人有过一次长达10个小时之久的彻夜长谈。谈话中，毛泽东对屈武说：“你的大著《论苏德战争》我拜读过了。这部著作在中国和国际现代军事史上具有重要价值。这是一部振奋军心、振奋民心的好书，抗战的胜利有你的一份功劳！”
重庆领事巷
五、“在新疆立了大功”
1945年10月，屈武作为国民党中央“赴新疆和谈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和张治中的得力助手飞往新疆。
屈武受周恩来之命，历经艰险、出生入死，协助张治中完成了两大壮举：第一，释放了马明方、高登榜、杨之华、张文秋等131名中共党员，并且派人安全护送回延安，谱写了“国共关系史上空前的、绝无仅有的”（周恩来语）光辉篇章；第二，策动新疆和平解放，使全国面积最大的一个省区没有经过战争，没有经过流血，没有被分裂出去，而是和平地回到人民的怀抱。这两大壮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高度赞扬。毛泽东说：“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两件大事，都是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值得大写一笔！”周恩来对屈武说：“你在新疆立了大功，我要感谢你，祖国和人民要感谢你！”
1949年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屈武为顾问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飞抵北平，与以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等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展开国共谈判。和谈破裂后，屈武受周恩来重托，立即再次赶赴新疆，解决复杂的新疆问题，最终成功完成了前述新疆和平解放的重任。
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成立，彭德怀任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任副主席，屈武和马明方、邓宝珊、潘自立、包尔汗等任委员。
1950年3月，屈武被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急电召至北京，担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工作。
周恩来即请李克农、徐冰二人介绍，经刘少奇批准，让屈武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六、“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
20世纪50年代，海峡两岸最高层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极其秘密的状态中，曾经策划过一次国共和谈。1958年，经毛泽东、周恩来议定，中共中央当时曾确定屈武和徐冰等人作为和谈代表，准备赴澳门与蒋介石钦定的国民党当局代表蒋经国等人进行谈判。遗憾的是由于其他原因，终未成行。
1975年9月4日，住在北京305医院、病危中的周恩来，仍以台湾问题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为念，仍以精忠报国、诚信重义的“三同之友”屈武为念。在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转载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9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旁边，周恩来用毛笔写下了他数十年革命生涯中的“绝笔批示” ：
请罗青长、家栋，将蔡省三评论的起初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彻底……
周恩来 九月四日 托
由于当时周恩来的手极度颤抖，“彻底”二字和最后一个“托”字，已不成形、很难辨认了。屈武手捧着罗青长递给他的周恩来的这一“绝笔批示”，一向熟悉周恩来手迹的屈武心领神会，一看便知。屈武晚年一直把周恩来的这一重托牢记心中，把周恩来的遗愿——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和和平统一当作他的头等大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80年3月12日，屈武给蒋经国写了一封长信，系统地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和平统一祖国的主张，对当时缓和两岸关系、开放相互探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为台湾回归、和平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
1987年，由邓颖超题签、习仲勋作序的《屈武文选》正式出版。习仲勋在序言中写道：“屈武同志是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在长达七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亲身经历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参与了许多重大事件。”习仲勋对屈武这位数十年的老友和陕西老乡评价道：“屈武同志坚强的革命意志，鲜明的原则立场，刚正不阿的性格，丰富的政治阅历，是我一向钦佩的。”
1988年1月3日，90岁高龄的屈武在民革六届五中全会闭幕式上表示：“我希望能够成为龙年第一个到台湾探亲访友的人。探望经国老弟，探望陈立夫先生、张群先生和各位老朋友。”
谁能料到，屈武的这番表白才过了10天，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于台北。屈武十分痛心地说：“经国一生爱国，夙怀大志，治台多年，政绩卓著。他的逝世，对台湾的繁荣和发展是一大损失，对国共第三次合作和祖国和平统一也是一大损失。如果蒋经国再多活十年八年，海峡两岸的形势将会是另一番情景。”
屈武为实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理想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1992年6月13日晚10时40分，屈武逝世。临终前，屈武带着深深的遗憾，向儿孙们留下了唯一的遗言：“我只有一个愿望，待到海峡两岸人民团圆那天，你们为我斟上一杯茅台酒，让我在九泉之下分享祖国统一的欢乐。”
纵观屈武浩瀚风云、波澜壮阔的一生，真可谓：百年传奇事，精忠报国情！
今天，我们纪念屈武逝世30周年，就是要传承屈武矢志不渝跟党走的精神，也让后代明白，国家的富强、和平和统一是多么值得珍视！我们盼望两岸能够早日统一，到那一天，我们一定会为屈老斟酒，让他在天堂开怀畅饮，与我们共同分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之乐！（陈江鹏 陈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