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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可夫在苏区的文艺开拓

发布时间:2022-06-23 10:54:49 来源:团结报

沙可夫

沙可夫出生于1903年,1961年去世,浙江海宁人。原名陈维敏,曾用过笔名微明、克夫等,是我国革命文艺事业的重要开拓者。沙可夫少年时期热爱文艺、渴望改造旧社会,青年时期曾赴法国和苏联游学,进行系统的艺术和革命理论学习。到苏区后,沙可夫在文艺教育宣传、创作及文艺理论等方面进行众多探索和实践。这些积累为他之后在延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开展文艺工作奠定了基础。

从富家少爷到革命青年

1903年,沙可夫出生于浙江海宁钱塘江边的新仓镇(现丁桥镇)。在他的少年时期,父亲陈抑生因谋得“上海海关靖江分关总办”的差事而发迹,陈家因此逐渐成为海宁大户。渴望延续家族荣耀的父亲用传统封建教育思想培养沙可夫,却遭到了从小热爱文艺、渴望用先进知识改变旧社会的沙可夫的抵触。1917年,沙可夫决定不再去私塾学习,转而要求到一所新式学校——袁花镇海宁县第三高等小学求学。

在学校里,通过广泛学习英语、文学、钢琴等课程,沙可夫不仅拥有了弹钢琴、戏曲表演、唱歌等文艺特长,还在老师娄少卿的引导下,逐渐了解了十月革命和列宁,接受现代思想的启蒙。

1920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之后,沙可夫如饥似渴地学习进步思想,并在经历五卅运动及参与各种进步游行示威活动后,更加确定了自己投向革命的想法。于是,沙可夫一方面利用在上海青年会担任英文中国年鉴译员和在美专担任英文、音乐教师的机会,培养进步青年;另一方面,工作之余,沙可夫还在《洪水》等杂志发表《慈爱毁灭后》《拆穿西洋镜》等文章,广泛传播新思想,鼓励大家“做一个从事社会改造运动的青年”。为进一步鼓动青年打破封建枷锁、走出家门,1924年沙可夫利用暑假回乡之际,创办了“晦鸣社”和报刊《红花》,呼吁“读书是我们的修养功夫,革命是我们的实际事业”,希望有识之士能够在风雨如晦的中国挺身而出,为民族复兴而奋斗。

随着涉世越深,沙可夫愈发感觉到要救中国,就应该去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经验,并逐渐萌生出国留学的念头。虽然他的这一想法遭到了家人的反对,但沙可夫却不为所动,在与家人反复沟通后,于1926年初踏上了远航的邮轮,开始了他近5年的海外游学之旅,并逐步实现了从传统封建大家族的富家子弟向革命青年的蜕变。

海外红色游学

1926年至1931年,沙可夫分别在巴黎和莫斯科游学。这段宝贵的海外学习经历,为之后他在苏区探索、实践革命文艺打下了重要基础。

1926年,初到巴黎的沙可夫为了适应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就先随私人音乐教师学习,课程内容包括乐理、作曲、钢琴、小提琴等,同时补习法语。等到有了一定学习基础之后,他又转入当地一所音乐学校继续深造。

在系统学习音乐之余,沙可夫还阅读了大量中国进步青年在海外创办的报刊,如《少年》《赤光》等,并积极参与革命活动。由于北伐期间积极组织学生声援革命,沙可夫被选为旅法华侨北伐后援会委员,并很快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底,经熊禹九、肖振汉介绍,沙可夫转为中共党员,并担任中共旅法总支书记和《赤光》的编辑,开始全身心为党工作。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政府驻法使馆加紧了对旅法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学生的迫害。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党组织安排沙可夫等人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老师给每位中国学生都取了俄文名字,亚历山大·阿列克赛·沙可夫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由于在巴黎系统学习过音乐,具有较高的文艺修养,因此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沙可夫很快成为学校的文艺骨干,并担任校俱乐部负责人。由于大多数同学没有系统学习过文艺,因此,在最初组织文艺活动时,沙可夫带领同学们从练习最简单的合唱开始,然后进一步尝试戏剧表演和创作。《破坏》(又译为《决裂》)是苏联戏剧家拉甫列尼约夫创作的戏剧,沙可夫将其翻译之后,组织了李伯钊、沈泽明等同学进行排练。经过努力,不仅大家的表演得到广泛好评,还逐渐使戏剧演出成为影响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的重要文艺活动。当同学们因为大革命失败和思乡而情绪低落时,1928年沙可夫创作的戏剧《明天》,帮助大家树立了革命必胜的信心,将大革命失败带来的阴云一扫而尽。此外,为了提高大家的艺术素养,沙可夫还鼓励同学们广泛涉猎苏联及世界文学名著,认真观摩学习苏联等国的戏剧和歌舞,提高艺术修养。

虽然沙可夫在文艺领域投入了大量精力,但却没有放松政治理论学习。李伯钊曾回忆,“尽管他对文学和音乐饶有兴趣,但对政治学习还是丝毫不苟且,服从了党的要求,完成了学业。”可以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4年,不仅锻炼了沙可夫的文艺才干,也进一步提高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为他在苏区开展革命文艺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苏区文艺管理与宣传

《红色中华》创刊号

由于1930年底开始,反动势力对苏区开始了猛烈“围剿”,许多干部在战斗中牺牲。为了补充革命力量,大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被陆续召回,沙可夫就是其中一员。1932年四五月间,沙可夫途经闽西苏区,来到瑞金。考虑到沙可夫具有文艺才干,中央苏区任命他为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兼艺术局局长和《红色中华》主编。在此工作岗位上,沙可夫主要做了以下几件大事:

一是参与创办了多个艺术学校和剧团。一苏大会召开之际,负责会务中表演工作的文艺组排演了《最后的晚餐》《黑奴吁天录》等戏剧。为了将这些优质演艺资源延续下去,会议结束后,参演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组成了“八一剧团”,并随着各种巡回演出而逐渐在群众中有了很大的影响力。为了促进文艺演出工作规范化,更好引导文艺事业发展,1932年9月,在沙可夫等人的主持下,成立了工农剧社。该剧社虽然在1933年3月以后归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领导,但业务方面一直受艺术局指导。同时,为提高表演水平和技巧,1933年4月,沙可夫还组建了蓝衫团学校,也就是后来的高尔基艺术学校。这些艺术学校剧团的建立和规范管理,对逐步建立健全苏区文艺管理体制机制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是培养了众多苏区文艺人才。沙可夫主要参与培养了两类文艺人才:一是专业文艺人才。在高尔基艺术学校等沙可夫参与创办的艺术学校剧团里,沙可夫都兼任教职并一丝不苟地对待教学工作。李伯钊曾回忆,“沙可夫同志还间周步行10多里路到瑞金城郊高尔基戏剧学校为同学们上课”。沙可夫授课的主要内容是音乐、舞蹈和戏剧等,深受学生们喜爱。二是业余文艺人才。由于苏区文艺演出、创作的工作量比较大,人手经常比较紧缺,为了加强文艺事业的发展,沙可夫经常鼓励党政干部和普通民众参与各类文艺事业,何长工、罗瑞卿等就经常在沙可夫的邀请和鼓励下参与文艺演出。此外,沙可夫还倡导建立报刊通讯员制度,鼓励、指导各个工作战线的干部群众进行文艺创作。

三是开展广泛的文艺宣传。任职期间,沙可夫利用《红色中华》等报刊平台,登载了大量文艺作品,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加强了苏区文艺宣传,为苏区革命文艺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在沙可夫主持下创办的苏区第一个副刊——《红色中华》副刊《赤焰》,更是成为苏区开展文艺宣传的重要阵地,实现这一副刊创刊的初衷“为着抓紧艺术这一阶级斗争武器,在工农劳苦大众的手里,来粉碎一切反革命对我们的进攻,我们是应该来为着创作工农大众艺术发展苏维埃文化而斗争的”。

四是促进文艺工作制度化。任职期间,沙可夫负责了《苏维埃教育法规》《苏维埃剧团组织法》《消灭文盲决议案》等法律文件的起草和修订工作,这些工作的开展使苏区各级教育工作,尤其是文艺课程教学,不断规范化,也让文艺剧团及其演出活动等纳入法治化管理。此外,沙可夫还制定了一系列规范文艺作品编辑出版的规章制度,为苏区更好开展文艺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苏区文艺创作

1940年,话剧《母亲》剧组合影。该剧由沙可夫、侯金镜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

沙可夫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文艺管理者,还是一位出色的文艺创作者。他在苏区创作的20多首歌曲,8部话剧、活报剧、喜剧以及众多杂文,不仅丰富了苏区文艺,也为苏区革命和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开展戏剧创作。沙可夫在苏区创作的戏剧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既有为纪念九一八事变而写的,讲述东北军撤回关内后,士兵反对国民党投降主义,要求回东北抗战的戏剧《北宁铁路的退兵》,也有为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而创作的戏剧《纪念三八》,更有反映铁路工人奋起反抗的戏剧《我们自己的事》。其中,沙可夫创作的戏剧《我——红军》因内容与苏区军民产生强烈共鸣,成为深受大众喜爱的戏剧,并被《红色中华》评价为“开辟了苏区文化教育……是苏维埃文化与工农大众艺术的开端”。

其次,书写苏区歌谣。歌谣是苏区民众最喜爱的本土文艺形式之一,并且具有易于传唱的特点。为了更好地动员群众,沙可夫创作了大量歌谣。这些歌谣内容丰富,大体有三类:一是描写革命战争,动员群众参加革命的,如《红军歌》《我们红军》《反帝前进歌》等;二是赞美苏区社会建设的,如《查田歌》《分田歌》《春耕歌》《消灭文盲歌》《帮助红军家属》等;三是展现妇女儿童生活的,如《欢迎小同志》《儿童园游戏歌》《都娘歌》等;此外,还有围绕一些特定节日写的歌谣,如《纪念广州暴动歌》《纪念十月革命》《“五一”斗争曲》。沙可夫创作的这些歌谣较为全面地展现了苏区战争和社会生活建设,是了解苏区历史的活化石。

再次,撰写大量杂文。沙可夫在苏区发表了大量杂文,如《纪念广州暴动与宁都暴动》《消灭苏区内外的敌人》《革命的热情》《给以铁锤的痛击》等。这些文章基本上是沙可夫根据苏区战争和社会建设的进程,为鼓励、号召广大苏区军民积极投入战斗和工作而撰写的。这些文章不长,但笔调普遍较为激昂、奋进,极具感染力,就像一把把匕首,插在敌人身上,为苏区社会动员作出了重要贡献。

探索、实践大众文艺理论

苏区时期是中国现代文艺走向大众的重要时期,沙可夫基于自身的文艺工作和创作经历,对文艺应该如何大众化,作了较多思考。

一是鼓励大众参与,创作属于民众自己的艺术。在沙可夫看来,只有群众广泛参与,文艺才能真正走向大众。为此,沙可夫一方面呼吁提高群众自主创作文艺的积极性,并为此开展了大量征文活动,如《征求诗稿启事》一文就介绍,“为了要开展苏区的文艺运动,为了要使得革命诗歌深入到广大工农群众中去,本报最近决定于十月革命节以前编印革命诗集一册,现特向各地爱好文艺的同志征稿”;另一方面,他又引导群众写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将现实生活融于创作之中,让文艺作品充满鲜活的生活气息和生命力。正如沙可夫在《小小的意见》一文当中提出的“我希望,在火线上,在工场里,在田野间,在工作室里的青年,把你们的实际斗争生活写成文艺作品,为创作工农大众艺术而努力”。

二是探索民族的艺术。沙可夫在开展苏区文艺创作之初,模仿借鉴了较多苏联歌曲、戏剧形式,如《春耕歌》就模仿了苏联“为什么”调。但随着对苏区群众和生活的深入了解,沙可夫开始主张向苏区本土的民间艺术学习,鼓励大家搜集民谣、方言和民间传说,通过将各种民间艺术精粹融入苏区的文艺创作、演出和教育之中,探索真正适合苏区民众的民族艺术形式。

三是政治学习与文艺实践并重。在沙可夫看来,文艺工作者开展工作不应脱离时代环境,而应勇于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因此,沙可夫要求在艺术学校和剧团的学习课程中增加政治理论课,并经常开展对时事的讨论。正如他经常说的,“文艺工作者不了解形势与任务,就很难做好工作,就像盲人骑瞎马找不到正确的方向”。

四是提倡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开展文艺创作。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沙可夫曾尝试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指导戏剧创作。来到苏区之后,他就大范围地进行了实践。例如,沙可夫在《<谁的罪恶>的演出及其脚本》一文中进行了自我批评,提出“《谁的罪恶》的剧本中最大的缺点,我们在剧本(特别是第三幕)只看到从陆连的口里说出关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话,而表示这一斗争的实际行动的‘动作’是丝毫没有的”,认为缺少对阶级问题的深刻理解;再如,《红色中华》刊登的《提高戏剧运动到列宁的阶段》一文则指出要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来理解艺术,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我们只有从开展文艺上的思想斗争中,提出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方能把我们的文艺(包括戏剧运动)提高到列宁的阶段”。

沙可夫的这些真知灼见在延安时期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为延安文艺乃至新中国文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徐佳佳  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 责任编辑:闻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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