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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武在留苏回国前的一段经历

发布时间:2022-06-23 11:03:20 来源:团结报

屈武

今年是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民革中央原主席屈武逝世30周年的日子。笔者曾发表过一篇《屈武:威武不屈的一生》,其中提及屈武于1926年在北大毕业后曾被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至1929年毕业之后又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深造。关于这一段留学苏联的历史,一向甚少相关材料予以说明。笔者近日从彭军荣所著《红场记忆——中共早期留苏档案解密》一书中,查出屈武的一些相关历史资料,可为屈武的革命历史增添诸多内容。兹述如下。

一份履历

这一份履历是当时屈武所写的一份简历,其中说明了他赴苏联的缘由:

我的最简单的履历:我是1898年生于中国陕西渭南的一市镇叫下却镇,当我四岁时母亲死去,五岁时父亦死去,当时家中除七十岁祖母外只有姐一,妹一,兄弟叔伯均无。当我十五岁时祖母死去,姐妹先后出嫁,家中只剩我一人了。我幼贫失学,祖母死时遗命着乘父之业在一本镇小商店当学徒(原来我父曾在同一商店任商),又当邮童送信,后来因受苛待压迫不堪,出而求学,得亲友帮助在本镇高小学校肄业,未二年赴省考往成德中学。

五四运动起,我首先号召省城全体学生响应,罢课,示威运动……组织陕西学生会,我被选为会长。不久被推荐赴京请愿代表,并出席第一次全国学生总会代表。到京后与各省代表向政府请愿拒绝巴黎和约签字,曾见徐世昌,向之碰头流血以死胁之,后伤愈转上海出席学生总会。回陕后又组织全陕西学生总会被推为会长,后因教薪问题又鼓动起全体学生向省长示威,军阀督军大发雷霆,兵围学校,亲手以杖击我出血,随即将我拘囚,昼夜以兵监视。后同学报消息,谓形势非常严重,恐有判决死刑危险,他们在外帮忙,遂乘机破门逃去……出省数十里即为革命军势力范围,当时,总司令即为于右任……来年赴天津转入南开学校,肄业一年又赴京考往北京大学,于1923年加入共产青年团,同年加入国民党……1924年加入共产党……北京第一次国民党的组织,我曾担任文书部长……国民军倒戈,我曾参与机密,得以党命即在二军中做政治工作。孙中山北上委任我为陕西国民会宣传委员,曾回陕西做了一次广大的民众运动。回京后北方区命我赴库伦哈克图经管运输苏联供给国民军的枪械子弹,住库四月,因电召,顺乘苏联中俄飞行队由库回京,我党北区又继续特派赴国民二军做军事运动,以至二年在河南失败时止。

……国民党第二届代表大会选举结果,我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第二次会议又议决派我常驻西安办理陕西党务,但我因久事工作,感觉理论缺乏,又因特别机会及性情好,欲来苏联学军事,得北方区决定中央允许,先去欧洲一游,回头再到苏联学习军事,这是来莫的原因。

屈武的这一份履历,讲述了他贫苦的家庭背景,以及参加“五四”运动后名声大振,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弄潮儿”乃至北方中共党组织和国民党的重要干部的过程,最后是其所以留学苏联的动因,上述历史情境和情节,因是出于其自述,遂为难能可贵的文字。

申请入读伏龙芝军事学院

留学期间的1927年,屈武曾向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支部局上书,请求保留他在下一年入读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名额。他写道:

局诸同志:

我因为以前有点军事的经验,并且我的性情好,也近于指导军事,故……来此学高等军事知识。去年初到此间,第三国际也赞成我入陆军大学,不过要我先学习俄文,于是就把我介绍到‘孙大’(莫斯科中山大学)来,目的要补习俄文后再入‘陆大’,于右任来此时并向军事委员会代我及‘民校’二同志请求入‘陆大’,曾经军事委员会同意,但暑假后‘民校’二同志已入‘陆大’而我未能去。前此听说局决定下年送入‘陆大’的名单,已将我通知,后又因要我不久归国,故我入‘陆大’的名额又生动摇,据我最近得到陕西通知:1.陕西一切工作皆已就绪,工作的同志也不少。2.利亚波夫……不久又要来学军事,因其眼疾已愈(现在陕西)。故从1点看我现在不回去,莫有十分急需;从2点看我应顺便在此学习军事。

现在我的要求是:(1)把我下年入‘陆大’的名额保留。(2)速介绍我到基辅军事学校去,一方面做工作,一方面学习军事。能派我同杨大乾同去更好,因为那里与他有关系的人更多。听说以前在那里的工作做的非常坏,有许多和我们很熟的人,前在中国都很进步,但因工作做的不得法,引起他们很深的反感,他们学的是军事,要是他们的观点在此地不正确的确定,回国去是很危险的,所以我觉得很有去的必要。同时在这几月中我也可得到红军中相当的经验,要是那时陕西工作也不急需我回去,那么我就于下年再入‘陆大’。假若必需我回去,有这些日的军事经验,回去在西北军中的作用也就很大了。因此特向局请求决定。

屈武此前曾在国民军中从事军事工作,又有兴趣继续从事军事工作,在攻克了语言障碍后,遂要求赴苏联军事院校深造,其间过程等均在此申请书中得到反映,亦为难得的史料。

强烈要求回国参加抗日

屈武与于芝秀

屈武在苏联学习多年,而时光荏苒,相继经过了“大革命”的失败、国共内战以及国内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的几个历史阶段,彼时的屈武可谓心潮汹涌。这一期间,他曾多次向王明等中共负责人写信,强烈请求回国参加抗日。在这些书信中,不仅反映了屈武迫切要求回国投身抗战的决心,以及他一再希望王明等能够给他回信的焦急心情,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王明等领导人当时对他排斥和冷淡的态度。

保留下来的1936年2月18日屈武的第一封信写道:

敬爱的绍禹同志:

这是我第三次给你写信。我很不了解为什么你不肯答复我前二封信?难道我再不值丝毫的注意了!?固然我失掉了共产党员的资格;但我始终自以为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我并不期望你把我还看做一个共产主义者或共产党员,因为经过我六年前的不少的错误,目下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可是我只希望你把我看做一个革命的民族主义者也就够了。我想在客观上你至少也要把我这样看待。那么根据中共的新政策——统一民族反日战线——我也至少可以做一个民族统一战线上不怕软弱的战斗员。

日本帝国主义者这样凶猛的进攻中国,局势这样的紧张!稍富于血性的民族革命者已不再坐视旁观,况且一个共产主义的信徒?我是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亦请你们给我一个出路——到中国的战场上去。不然这更增加我对党对革命的罪过。因为我在苏联是一钱不值的,莫有丝毫的力量去帮助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但是在目下中国的环境的确是能产生不小的作用。

第一,藉和于右任旧日的关系对国共合作问题,相信能促其进步。第二,藉和冯玉祥旧日的关系,对北方军事合作(红军,冯军,其他北方军)反日问题,相信能有些许的贡献。第三,将来在过渡到第二个革命历史阶段的时候,相信能够发生更不少的作用。

……

我情愿回到中国的战场上去和日本的强盗及出卖民族的叛徒拼命,我情愿以自己的头颅和鲜血购买自己过去对党、对无产阶级的罪过,我情愿以革命的事实换得党的对我第二次信任,我情愿最后一回到自己的队伍里去。

我目下唯一所希望于你的,帮助我回中国去或者至少允许我回中国去。所最希望的是:和你一次的面谈。今年4月间由劳动政区营被释放,我曾一次到莫,去到国际请求和你会见,可惜未得如愿以偿!假若现在不再拒绝,请赐一字,当即来莫,以便当面贡献一切具体意见。

我的最低的希望是:无论你们对我的态度如何,请求明白的毫无隐藏的答复我一信。

此致,革命敬礼!

……

屈武连续上书三次,一再表述其愿意回国投身抗日的决心,但王明对于他的这次请求也没有给予回复,于是屈武只好1937年7月19日再次上书:

王明及其他中共负责诸同志!这是我最后的一次向你们请求,假若这一次再得不到你们的了解和同情,那么我可以明白是你们将我永远决定抛弃了!为此我只有永远做一个无党的布尔什维克了。

假若你们绝然不肯帮我回中国去作革命的斗争,那我可以不隐藏地向你们声明,我将要找别的途径回中国去奋斗。在苏联固然也可以尽一份责任去帮助共产主义建设的完成,但是在中国现在革命的阶段上,我自信能发生较大的作用。并且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样勇猛的进攻,亲日派这样的反动,反日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的这样迟缓种种情形之下,就是一个真正爱国主义者也要奋臂而起,挺身而斗,不使日敌占我河山;何况一个共产主义者,明白着国际上严重的形势,中国革命在此时进展的特别意义,焉能平心静气在苏联做每一个有知识苏联之人可做的文化工作,而不去跑到中国革命战场上去拼命呢?

第一,请你们不要怀疑我还是七年前那样可耻的怯弱,由这七年来特殊艰苦教育的结果,我自觉已经变成——不十分怯弱的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战士。

第二,请你们不要怀疑我将要跑到反革命的营垒里去,假若我有做反革命勾当的阴谋,那我早就不在苏联了,又何必再三向你们请求呢?

请你们相信我是不曾一日摒弃过共产主义怀抱!

请你们相信我准备了新的战斗的决心!

请你们相信我诚心的祈求回复到自己革命的队伍去!

请你们相信我至少要盼着能在共产党直接指导之下去活动!

可是未必你们能这样简单相信的。假若始终得不到你们丝毫的相信和了解,那我只有去做革命游击的行动了。

最后应当负责向你们声明的:

第一,自1924年加入党,后到1926年来苏联的期间不曾丝毫犯过党的纪律及政治的错误。

第二,1926—1927年,在‘孙大’学习期间积极的参加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

第三,1927—1930年,在‘陆大’学习时期也不曾犯过什么对于党的错误。

第四,1930年,中途反‘莫’的原因,曾经屡次坦白的声明:(一)由于家庭的关系;(二)由于怯弱心理,至于详细我的过去一切及具体的将来期间,已经两次陈述,用不着再写。

我这次来目的同去年一样,专为此事,我希望这次能够得到明白,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的答复。

希望你们指导胜利!

祝你们革命敬礼!

……

屈武“最后一次”的上书,仍然没有得到回应,不得已,他又只好多次“上访”,但又没能见到王明等,于是屈武又写信表白:

王明同志:

数次来访,不得会晤,怅甚!只得以笔墨叙述中(衷)怀及对于先生的请求。

我所写给先生的这封俄文信,只是站在一个中国人的立场上讲话,因为没有资格站在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上去讲。很明白的。先生是会不承认我是个共产主义者。但是我不能不再三声明(一个革命者应当光明磊落),我的共产主义的信仰,这数年来不仅莫有减少,并且特别加强起来。我自以为是个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信徒,不管任何人的不信……请不要阻止我的回国。

这里应公开所声明的:1.共产国际不肯派我回去;2.统一战线的形成;3.后种我认为这是表面上形式上的问题;4.我向公使馆和南京政府请求的出发点是完全站在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立场上去进行的。总之,我现在一切的行动是根据共产党员的路线去走的。

先生在最近关于中国问题的文字中所写的,共产党员的任务上我绝对认为是我个人现在和将来根本的任务。当然共产党是不会轻易相信我的,因为我在1930年失掉了党的信任。1930年的可耻的行动,变成了我一生的遗憾,所以我时常不觉地吟着了一失足成千古恨……但是另一方面,我总还希望共产党能以减少我自恨的悲痛,给以机会去改正和洗刷自己过去的耻辱。我想共产党是最能改正和教育每一个人错误的和盲目行动的。特别是现在,日本强盗将中国人民侮辱蹂躏到这步田地,眼看着日本将中国要变成自己的殖民地,眼看着日本帝国主义者将要由中国去进攻苏联……共产党还不肯忘记我七年前一个错的行动,而不肯使我回中国去和敌人去奋斗,这不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吗?不仅是一件可惜的事,并且我很公开的以为:

第一,我现在若不回去参加斗争,尽一个革命者的责任,这固然是我莫大的罪过,但是第二,先生及共产党假若不让我回去,那么这不能不算先生及共产党的一个错误;第三,阻止我回中国去参加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工作是先生和共产党对于自己光明磊落公开宣言的不忠实;第四,假若先生和共产党,以为我回国是对于反日斗争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利益是有损害的,那么在客观上是不可免的一个错误的估计。

不仅是为我个人前途计,而且还为着反日胜利计,为着中国革命的成功计,为着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计,我不得不向先生及共产党提出严重的请求。是否能以满意我请求,希望在最近的将来给我一个明白的答复。

此祝反日胜利

……

那么,屈武在上述信件中一再提到的“因为我在1930年失掉了党的信任”又是怎么回事呢?

屈武从入读莫斯科中山大学到抗战,恍然已有十年有余。其间,他与于芝秀早已劳燕分飞。于芝秀在1927年先期归国,翌年被国民党“清党委员会”逮捕,于右任对其被捕未加过问,幸得国民党元老李烈钧保释,于芝秀才得以出狱,条件是公开发表声明和屈武断绝夫妻关系。1930年4月,屈武与一位名叫尼娜的苏联姑娘结婚。

以屈武的身份和他的社会关系,在苏联,他是不被信任的,也是让王明等所嫉视的。就在屈武与苏联女子新婚未及一周时,屈武突然接到命令,要他与刘伯承等6人于翌日清晨即刻启程回国。当时,屈武决定服从命令,但当列车开动时,他看到新婚的妻子在站台上居然哭昏倒在地上,屈武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遂不顾刘伯承等人的劝阻,在离莫斯科最近的小站下了车,又于当日下午赶回尼娜的家中,准备安顿好尼娜之后再回国。次日,屈武向伏龙芝军事学院党委汇报了自己的情况,并表示愿意立即回国,但领导让他先回家等待。此后屈武多次催问,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不久,屈武被拘留,随即被关禁闭和讯问。半年之后,屈武以“违反军纪”罪,被判处赴摩尔曼斯克劳改场(在北冰洋附近)流放十年。从1930年11月到1937年1月,屈武忍辱负重,度过了“流放”的七年时光,其间,他因为表现优异,曾获“模范工作者”的称号,又先后被任命为“文化专员”“文化处”处长,负责整座劳改场十多万犯人的文化和宣传教育工作。1937年1月,屈武被提前释放,并被恢复联共(布)党籍,正式参加苏联内务部的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屈武多次向苏联北方区劳改场党委、内务部、苏共中央提交报告,要求回国参战。1938年春,苏联当局批准了屈武的请求,屈武乃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洽回国事宜,屈武的上述书信,即写于此前。

屈武最后通过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办好了归国手续,他还得知于芝秀一直在等他,于右任也写信来期待他早日归国和家人团聚。

1938年10月,屈武回到重庆,住在于右任家。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屈武随即去见周恩来,提出恢复自己中国共产党党籍的要求。周恩来劝说他留在党外,从事统一战线的工作。此后不久,屈武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顾问事务处处长、少将参议,专门负责苏联顾问事务。后来,屈武又当选为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并任中苏文化协会秘书长,在后来的历史岁月中,屈武在周恩来的嘱托下,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新中国的最后成立,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散木)

[ 责任编辑:闻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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