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昆仑：纵思为党竭忠诚
发布时间：2022-08-04 09:38:09 来源：团结报
【编者按】
王昆仑是有名的“江南才子”，是才华横溢的作家和诗人，更是追求真理、为理想奋斗的战士和斗士。1922年，王昆仑由孙中山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1933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王昆仑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市副市长，民革中央副主席、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副主席，《团结报》首任社长等一系列职务。
2022年8月7日，适逢王昆仑120周年诞辰，值此之际，策划《王昆仑：纵思为党竭忠诚》一文，邀请相关专家撰文纪念，以飨读者。
王昆仑
一、临水登山节士心
王昆仑，1902年8月7日生于河北保定，少年时期随父母寓居北京，1917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王昆仑在北大学习期间正是蔡元培任校长的时期，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健将为王昆仑以后走上致力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革命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1919年，当时只有17岁的王昆仑，是北京大学五四爱国运动的风云人物和学生领袖之一。
1922年，王昆仑作为学生代表南下，在上海三次拜见孙中山并亲聆其教诲，并于当年底在孙中山介绍下加入国民党，成为北方第一批国民党党员，也由此被视为“国民党元老”。
1923年夏，王昆仑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应聘为天津南开中学国文教员，在此与老舍、范文澜等共事，著名戏剧作家曹禺和著名学者冯至等则是他那时教过的学生。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王昆仑作为孙中山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参与治丧活动。是年王昆仑在北京中山公园与邓颖超初次谋面，从此开始了与邓颖超、周恩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交往。
1926年初，王昆仑南下从军，担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政治部总务科科长兼政治教官，被授予中校军衔。当时蒋介石任潮州分校校长，周恩来任该校政治部主任。那时的王昆仑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追随者，在校主讲三民主义兼校刊主编，曾发表文章强调“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同年7月，王昆仑加入北伐军，在攻克南京后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王昆仑认识到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已经彻底背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愤而辞职，投奔孙科、李济深，从那时起王昆仑被国民党内外视为“太子派”。后王昆仑返回江苏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并奔走于南京、无锡、上海之间，开始在国民党内部从事反蒋斗争。
1928年初，在胡汉民、孙科、李济深等人的扶持下，由王昆仑任主编的《再造》旬刊和《民生日报》在上海创刊，王昆仑撰写了两万余字长文，希望再造国民党为真正践行三民主义的政党，但《再造》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刊物，王昆仑的梦想破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为探索拯救中华民族的道路，1932年王昆仑回到故乡无锡，在潜心学习、认真研读马列主义著作的同时，出资创办了进步报刊《人报》，亲撰发刊词并以“大鱼”等笔名发表文章，宣传抗日爱国思想，其中《问无锡青年》《朝鲜的光荣与中国的耻辱》等影响较大。
国民党反动集团的不抵抗政策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鲜明对比，使王昆仑认识到，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拯救中华民族。1933年，王昆仑冒着巨大的风险毅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光荣道路，成为直接接受周恩来、董必武领导的，长期战斗在国民党高层的中共党员。时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王昆仑，以自己的合法身份、社会交往和历史关系，为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掩护和营救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以及进步青年等做了大量工作。
“在家忧国书生事，临水登山节士心”，是王昆仑当时的自我认识和定位，是他对理想信念和追求的抒发与表达。
万方楼会议旧址
位于鼋头渚太湖别墅七十二峰山馆的王昆仑故居
二、组织万方楼会议
王昆仑出生时王家是无锡八大望族之首。1926年王昆仑的父亲王心如在鼋头渚充山南麓购置土地72亩，建造太湖别墅。20世纪30年代初，王昆仑在这里寓居长达10个月，潜心研读国内外革命著作，联络进步青年建立“读书会”，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万方楼背山面湖，依山而筑，上下两层，面阔三间，顶如三只方亭屹立于崖旁，四周绿树掩映，幽雅宁静。站在二楼平台眺望，远处隐约可见湖中七十二峰，近处秀丽的三山薄雾缭绕，当年于右任赋诗描绘这里的奇妙景观，“月从水底出，船自天上来”。万方楼原是王家休养和接待宾客的居室，1931年，王昆仑引用杜甫《登楼》中“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之意，将此楼命名为“万方楼”，饱含了忧国忧民之情。以贯彻中共中央《八一宣言》、推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为主题的“万方楼会议”就在这里召开。
1935年8月下旬，经中共中央文委决定，上海、南京两地的读书会骨干等抗日救国活动分子在无锡鼋头渚万方楼召开会议，出席者有钱俊瑞、王昆仑、孙晓春、曹亮等，无锡读书会也派代表参加。参会人员以王昆仑的亲朋好友来此避暑消夏、品尝水蜜桃为由，三三两两从江浙沪一带陆续抵达，与会者共30余人。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和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精神，交流了各地读书会等进步团体的活动情况，一致同意在上海、南京筹备成立救国会，以推动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
参加万方楼会议的人员没有料到，他们的行踪早已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王昆仑更是被列入了监视、暗杀的黑名单。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命沈醉率领一个行动小组，早早赶往无锡布置、监控，妄图伺机一网打尽。沈醉在《我这三十年》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这位王委员（指王昆仑）将在无锡的鼋头渚太湖别墅请客，他名义上是请客游园，实际上是要召开一次秘密反蒋的重要会议。去的客人都是反蒋革命人士，并有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参加。这在当时是相当重要的情报，也是戴笠认为最适合逮捕王昆仑的时候。”幸好沈醉未能进入他们的活动范围，难以探及真实情况，再加上王昆仑在国民党内的特殊身份，参会其他人员也都是当时的社会名流，沈醉未敢轻举妄动。
王昆仑作为万方楼的主人很好地组织了这次会议，三天的会议虽然遭到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跟踪，但始终未受到干扰破坏，取得了预定的效果。“万方楼会议”为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兴起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因此被载入史册。
三、投身抗日救亡大潮
全面抗战爆发后，王昆仑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大潮。9月，他和潘汉年陪同沈钧儒参加南京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成立大会，随后在无锡举办讲座，掀起无锡抗日救亡热潮。南京沦陷后王昆仑随国民党政府迁到武汉，1938年初，他同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等联名发起创办《全民抗战》三日刊，以鼓舞全民斗志。
1938年，因受时任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器重，王昆仑担任协会常务理事并任秘书主任主持协会工作。在重庆他直接领导了《中苏文化》的复刊工作，自任会刊委员会主任并发表了《论抗争的五月》等政论文章。
1941年1月，王昆仑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与王炳南、许宝驹、屈武等同志在重庆发起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推进民主革命。他还秘密筹办并主编了《人民观察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主张。
1943年，王昆仑与谭平山等同志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国民党内部广泛联络国民党上层爱国人士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昆仑与蒋介石集团坚持独裁和准备内战的路线，进行了一次轰动一时的公开斗争。在审议军事报告时，王昆仑站起来连提三条质询，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勾结日伪、制造分裂、策划内战的阴谋，引起很大震动。台下的特务们应声高喊：“他在作共产党的传声筒，轰他下去！”“拉出去枪毙！”接着，场外还有人朝天鸣枪。王昆仑不慌不忙、义正词严地大声说：“我为谁张目？我为全国四万万同胞张目！为中华民族团结抗战夺取最后胜利而呼号！你们是什么人？要枪毙我？好啊，有种走上来！”说完王昆仑昂首走出会场。但大会选举时，王昆仑的名字却从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候选人的名单中被勾去。
这件事轰动了整个社会，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诗赞其“十年中委无人知，一骂成名天下闻”，毛泽东也赞扬其“言人之不敢言，为人之不敢为，殊可钦佩”。
王昆仑的行动使蒋介石集团非常忌恨，将其列入黑名单。经组织同意，1948年1月王昆仑带着女儿王金陵赴美，名为考察，实为避难。在美期间，他一直协助冯玉祥在旅美华侨和留学生中开展反蒋民主活动。1949年，王昆仑回到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四、革命建设重团结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王昆仑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新中国成立伊始，王昆仑被任命为政务院政务委员，直接参与政府的工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努力发挥作用。他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市副市长，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副主席，民革第二、三、四届中央常委和第五届中央副主席、代主席、主席及第六届中央主席等职务。
1953年下半年起，王昆仑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讨论修改工作。1955年起王昆仑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并长达12年之久，为北京市的文化、卫生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积极支持和推动下，北京京剧工作者联合会成立，梅兰芳、马连良等一流艺术家和许多戏剧工作者参与其中。王昆仑对北京的文物发掘和整理工作也倾注了大量心血，明十三陵定陵发掘时他多次到工地召开现场办公会议。王昆仑重视调查研究，曾多次到北京郊区通县的张家湾镇调查，帮助当地发展经济和文化，帮助张家湾镇建立文化馆，还把自己的一些图书无偿赠送。
王昆仑作为民革中央领导，一直十分关心和重视民革的自身建设。他在一次讲话中强调，必须坚守《共同纲领》，划清敌我界限，吸收进步分子，拒绝反动分子，充实骨干组织，继承和发扬中山先生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把民革建设成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新型政党，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王昆仑还指出，巩固与发展组织应坚持相一致与相结合的原则，不巩固就不能发展。这篇讲话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为民革制定正确的组织方针奠定了基础。
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主席提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时任民革中央宣传部部长王昆仑的提议下，《团结报》问世。王昆仑担任《团结报》首任社长，他在谈到给报纸取名为“团结”的意义时说：“‘团结’是毛主席的一贯战略思想，干革命，搞建设，总是团结的人越多越好。”他要求报社编辑人员从爱国主义入手，以爱国主义为基调，办好报纸。
1981年12月，79岁高龄的王昆仑当选民革中央主席，在他的主持和领导下，民革认真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制定和实施了以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以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为重点的工作方针。王昆仑十分关心祖国统一大业，他通过撰写诗文、发表谈话、接待回国探亲观光的海外故旧等，呼吁台湾和海外的老同事、老朋友为完成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伟业积极贡献力量。
五、扩大中华文化影响
王昆仑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政治活动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和学者。他在文学方面造诣深厚，颇有建树，特别是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在文化界、学术界很有影响。
王昆仑对文学的浓厚兴趣，源于母亲侯受真（江南才子侯翔千之女）的熏陶。他的旧体诗词和新诗都很出色：长诗《歌唱东西长安街》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狱中吟诗“纵思为党竭忠诚”（《纵思为党》）、“革命许身终不二”（《心上人间》）、“秋深明艳向朝阳”（《书愤》）等，体现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哭董必武老》《悼念周恩来总理》《悼念朱德总司令》《悼念老舍先生》等，表达了对老领导、老战友的痛悼；《送爱女金陵下放扬州农村诗三首》，表现出革命的乐观主义；发表在《北京日报》的绝句十四首《山河新貌》，笔墨中流淌着对家乡的怀念和对家乡人民的深情。这些诗多由其女王金陵编入《王昆仑文集》。
邓颖超为《王昆仑文集》作序：“王昆仑同志是个斗士，也是才华横溢的作家、诗人。从金陵编选的《王昆仑文集》中，不仅可以看到昆仑对真理的一往情深、执着追求，还可以读到《红楼梦人物论》等潇洒风流的文学作品。尤其重要的是反映了一个共产党员甘做无名英雄，长期埋头工作，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热爱祖国和人民的心路历程，对于当代青年，对于后人，都是不无教益的。”
王昆仑是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论红楼梦人物的人。20世纪40年代，他在重庆以“太愚”为笔名，在《现代妇女》杂志上陆续发表了一组评论红楼人物的文章，受到周恩来的关注和赞赏，《新华日报》作了报道，这让王昆仑很受鼓舞，在其后的四年内继续陆续发表。这组文章共19篇，1948年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以《红楼梦人物论》出版发行，后修改合并为14篇在《光明日报》上重新发表，1983年再次修改并增补为17篇由三联书店出版，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在《红楼梦人物论》中，王昆仑从政治、思想、历史、道德、美学等角度，对《红楼梦》中的人物进行全方位分析和描绘，视角独特、剖析深刻，文辞精当、惟妙惟肖，其深刻的思想性、精湛的艺术性，深深吸引了一大批读者，也一举奠定了王昆仑在中国红学研究和在近代文坛上的地位。毛泽东对王昆仑关于红楼梦人物的研究评价甚高，他不仅在重庆谈判时当面赞扬王昆仑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写得好，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谈到《红楼梦》的研究时曾说，历史上研究《红楼梦》的著名专家有蔡元培、胡适等人，如今又有新“红学”家王昆仑、何其芳、周汝昌等人。
王昆仑致力于将《红楼梦》搬上舞台和银幕。应北方昆剧研究院之请，他和女儿王金陵合作创作了昆曲剧本《晴雯》，反映《红楼梦》中反奴性、争民主的精神。1963年8月周恩来亲往观看试演并提出修改指示，同年9月《晴雯》一剧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公演，获得文化界人士的赞赏和观众的好评。
王昆仑曾任《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顾问和中国红学会名誉会长，20世纪80年代初《红楼梦》电视连续剧开拍时被推举担任总顾问，还推动了曹学（曹雪芹）的研究。1962年周恩来任命王昆仑作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系列活动的负责人，1963年下半年王昆仑与何其芳共同倡议并举办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系列活动，扩大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增进了与外国文化艺术界的交流。
王昆仑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是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不懈奋斗的一生。如今，在无锡太湖鼋头渚风景区里，太湖别墅的七十二峰山馆和万方楼作为“王昆仑故居”布展对外开放，设“王昆仑生平事迹展览”“万方楼会议旧址”“王昆仑与红楼梦”三个展馆。作为民革党史教育基地、江苏省统一战线传统教育基地、无锡市党史教育基地和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王昆仑故居这一宝贵的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正以其独特的优势和作用，激励人们继承和发扬前辈的优良传统，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王 晋，作者单位：民革无锡市委会）
[ 责任编辑：赵昕 ]
【编者按】
王昆仑是有名的“江南才子”，是才华横溢的作家和诗人，更是追求真理、为理想奋斗的战士和斗士。1922年，王昆仑由孙中山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1933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王昆仑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市副市长，民革中央副主席、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副主席，《团结报》首任社长等一系列职务。
2022年8月7日，适逢王昆仑120周年诞辰，值此之际，策划《王昆仑：纵思为党竭忠诚》一文，邀请相关专家撰文纪念，以飨读者。
王昆仑
一、临水登山节士心
王昆仑，1902年8月7日生于河北保定，少年时期随父母寓居北京，1917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王昆仑在北大学习期间正是蔡元培任校长的时期，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健将为王昆仑以后走上致力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革命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1919年，当时只有17岁的王昆仑，是北京大学五四爱国运动的风云人物和学生领袖之一。
1922年，王昆仑作为学生代表南下，在上海三次拜见孙中山并亲聆其教诲，并于当年底在孙中山介绍下加入国民党，成为北方第一批国民党党员，也由此被视为“国民党元老”。
1923年夏，王昆仑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应聘为天津南开中学国文教员，在此与老舍、范文澜等共事，著名戏剧作家曹禺和著名学者冯至等则是他那时教过的学生。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王昆仑作为孙中山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参与治丧活动。是年王昆仑在北京中山公园与邓颖超初次谋面，从此开始了与邓颖超、周恩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交往。
1926年初，王昆仑南下从军，担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政治部总务科科长兼政治教官，被授予中校军衔。当时蒋介石任潮州分校校长，周恩来任该校政治部主任。那时的王昆仑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追随者，在校主讲三民主义兼校刊主编，曾发表文章强调“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同年7月，王昆仑加入北伐军，在攻克南京后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王昆仑认识到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已经彻底背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愤而辞职，投奔孙科、李济深，从那时起王昆仑被国民党内外视为“太子派”。后王昆仑返回江苏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并奔走于南京、无锡、上海之间，开始在国民党内部从事反蒋斗争。
1928年初，在胡汉民、孙科、李济深等人的扶持下，由王昆仑任主编的《再造》旬刊和《民生日报》在上海创刊，王昆仑撰写了两万余字长文，希望再造国民党为真正践行三民主义的政党，但《再造》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刊物，王昆仑的梦想破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为探索拯救中华民族的道路，1932年王昆仑回到故乡无锡，在潜心学习、认真研读马列主义著作的同时，出资创办了进步报刊《人报》，亲撰发刊词并以“大鱼”等笔名发表文章，宣传抗日爱国思想，其中《问无锡青年》《朝鲜的光荣与中国的耻辱》等影响较大。
国民党反动集团的不抵抗政策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鲜明对比，使王昆仑认识到，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拯救中华民族。1933年，王昆仑冒着巨大的风险毅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光荣道路，成为直接接受周恩来、董必武领导的，长期战斗在国民党高层的中共党员。时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王昆仑，以自己的合法身份、社会交往和历史关系，为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掩护和营救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以及进步青年等做了大量工作。
“在家忧国书生事，临水登山节士心”，是王昆仑当时的自我认识和定位，是他对理想信念和追求的抒发与表达。
万方楼会议旧址
位于鼋头渚太湖别墅七十二峰山馆的王昆仑故居
二、组织万方楼会议
王昆仑出生时王家是无锡八大望族之首。1926年王昆仑的父亲王心如在鼋头渚充山南麓购置土地72亩，建造太湖别墅。20世纪30年代初，王昆仑在这里寓居长达10个月，潜心研读国内外革命著作，联络进步青年建立“读书会”，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万方楼背山面湖，依山而筑，上下两层，面阔三间，顶如三只方亭屹立于崖旁，四周绿树掩映，幽雅宁静。站在二楼平台眺望，远处隐约可见湖中七十二峰，近处秀丽的三山薄雾缭绕，当年于右任赋诗描绘这里的奇妙景观，“月从水底出，船自天上来”。万方楼原是王家休养和接待宾客的居室，1931年，王昆仑引用杜甫《登楼》中“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之意，将此楼命名为“万方楼”，饱含了忧国忧民之情。以贯彻中共中央《八一宣言》、推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为主题的“万方楼会议”就在这里召开。
1935年8月下旬，经中共中央文委决定，上海、南京两地的读书会骨干等抗日救国活动分子在无锡鼋头渚万方楼召开会议，出席者有钱俊瑞、王昆仑、孙晓春、曹亮等，无锡读书会也派代表参加。参会人员以王昆仑的亲朋好友来此避暑消夏、品尝水蜜桃为由，三三两两从江浙沪一带陆续抵达，与会者共30余人。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和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精神，交流了各地读书会等进步团体的活动情况，一致同意在上海、南京筹备成立救国会，以推动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
参加万方楼会议的人员没有料到，他们的行踪早已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王昆仑更是被列入了监视、暗杀的黑名单。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命沈醉率领一个行动小组，早早赶往无锡布置、监控，妄图伺机一网打尽。沈醉在《我这三十年》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这位王委员（指王昆仑）将在无锡的鼋头渚太湖别墅请客，他名义上是请客游园，实际上是要召开一次秘密反蒋的重要会议。去的客人都是反蒋革命人士，并有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参加。这在当时是相当重要的情报，也是戴笠认为最适合逮捕王昆仑的时候。”幸好沈醉未能进入他们的活动范围，难以探及真实情况，再加上王昆仑在国民党内的特殊身份，参会其他人员也都是当时的社会名流，沈醉未敢轻举妄动。
王昆仑作为万方楼的主人很好地组织了这次会议，三天的会议虽然遭到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跟踪，但始终未受到干扰破坏，取得了预定的效果。“万方楼会议”为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兴起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因此被载入史册。
三、投身抗日救亡大潮
全面抗战爆发后，王昆仑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大潮。9月，他和潘汉年陪同沈钧儒参加南京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成立大会，随后在无锡举办讲座，掀起无锡抗日救亡热潮。南京沦陷后王昆仑随国民党政府迁到武汉，1938年初，他同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等联名发起创办《全民抗战》三日刊，以鼓舞全民斗志。
1938年，因受时任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器重，王昆仑担任协会常务理事并任秘书主任主持协会工作。在重庆他直接领导了《中苏文化》的复刊工作，自任会刊委员会主任并发表了《论抗争的五月》等政论文章。
1941年1月，王昆仑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与王炳南、许宝驹、屈武等同志在重庆发起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推进民主革命。他还秘密筹办并主编了《人民观察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主张。
1943年，王昆仑与谭平山等同志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国民党内部广泛联络国民党上层爱国人士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昆仑与蒋介石集团坚持独裁和准备内战的路线，进行了一次轰动一时的公开斗争。在审议军事报告时，王昆仑站起来连提三条质询，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勾结日伪、制造分裂、策划内战的阴谋，引起很大震动。台下的特务们应声高喊：“他在作共产党的传声筒，轰他下去！”“拉出去枪毙！”接着，场外还有人朝天鸣枪。王昆仑不慌不忙、义正词严地大声说：“我为谁张目？我为全国四万万同胞张目！为中华民族团结抗战夺取最后胜利而呼号！你们是什么人？要枪毙我？好啊，有种走上来！”说完王昆仑昂首走出会场。但大会选举时，王昆仑的名字却从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候选人的名单中被勾去。
这件事轰动了整个社会，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诗赞其“十年中委无人知，一骂成名天下闻”，毛泽东也赞扬其“言人之不敢言，为人之不敢为，殊可钦佩”。
王昆仑的行动使蒋介石集团非常忌恨，将其列入黑名单。经组织同意，1948年1月王昆仑带着女儿王金陵赴美，名为考察，实为避难。在美期间，他一直协助冯玉祥在旅美华侨和留学生中开展反蒋民主活动。1949年，王昆仑回到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四、革命建设重团结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王昆仑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新中国成立伊始，王昆仑被任命为政务院政务委员，直接参与政府的工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努力发挥作用。他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市副市长，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副主席，民革第二、三、四届中央常委和第五届中央副主席、代主席、主席及第六届中央主席等职务。
1953年下半年起，王昆仑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讨论修改工作。1955年起王昆仑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并长达12年之久，为北京市的文化、卫生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积极支持和推动下，北京京剧工作者联合会成立，梅兰芳、马连良等一流艺术家和许多戏剧工作者参与其中。王昆仑对北京的文物发掘和整理工作也倾注了大量心血，明十三陵定陵发掘时他多次到工地召开现场办公会议。王昆仑重视调查研究，曾多次到北京郊区通县的张家湾镇调查，帮助当地发展经济和文化，帮助张家湾镇建立文化馆，还把自己的一些图书无偿赠送。
王昆仑作为民革中央领导，一直十分关心和重视民革的自身建设。他在一次讲话中强调，必须坚守《共同纲领》，划清敌我界限，吸收进步分子，拒绝反动分子，充实骨干组织，继承和发扬中山先生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把民革建设成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新型政党，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王昆仑还指出，巩固与发展组织应坚持相一致与相结合的原则，不巩固就不能发展。这篇讲话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为民革制定正确的组织方针奠定了基础。
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主席提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时任民革中央宣传部部长王昆仑的提议下，《团结报》问世。王昆仑担任《团结报》首任社长，他在谈到给报纸取名为“团结”的意义时说：“‘团结’是毛主席的一贯战略思想，干革命，搞建设，总是团结的人越多越好。”他要求报社编辑人员从爱国主义入手，以爱国主义为基调，办好报纸。
1981年12月，79岁高龄的王昆仑当选民革中央主席，在他的主持和领导下，民革认真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制定和实施了以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以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为重点的工作方针。王昆仑十分关心祖国统一大业，他通过撰写诗文、发表谈话、接待回国探亲观光的海外故旧等，呼吁台湾和海外的老同事、老朋友为完成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伟业积极贡献力量。
五、扩大中华文化影响
王昆仑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政治活动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和学者。他在文学方面造诣深厚，颇有建树，特别是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在文化界、学术界很有影响。
王昆仑对文学的浓厚兴趣，源于母亲侯受真（江南才子侯翔千之女）的熏陶。他的旧体诗词和新诗都很出色：长诗《歌唱东西长安街》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狱中吟诗“纵思为党竭忠诚”（《纵思为党》）、“革命许身终不二”（《心上人间》）、“秋深明艳向朝阳”（《书愤》）等，体现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哭董必武老》《悼念周恩来总理》《悼念朱德总司令》《悼念老舍先生》等，表达了对老领导、老战友的痛悼；《送爱女金陵下放扬州农村诗三首》，表现出革命的乐观主义；发表在《北京日报》的绝句十四首《山河新貌》，笔墨中流淌着对家乡的怀念和对家乡人民的深情。这些诗多由其女王金陵编入《王昆仑文集》。
邓颖超为《王昆仑文集》作序：“王昆仑同志是个斗士，也是才华横溢的作家、诗人。从金陵编选的《王昆仑文集》中，不仅可以看到昆仑对真理的一往情深、执着追求，还可以读到《红楼梦人物论》等潇洒风流的文学作品。尤其重要的是反映了一个共产党员甘做无名英雄，长期埋头工作，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热爱祖国和人民的心路历程，对于当代青年，对于后人，都是不无教益的。”
王昆仑是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论红楼梦人物的人。20世纪40年代，他在重庆以“太愚”为笔名，在《现代妇女》杂志上陆续发表了一组评论红楼人物的文章，受到周恩来的关注和赞赏，《新华日报》作了报道，这让王昆仑很受鼓舞，在其后的四年内继续陆续发表。这组文章共19篇，1948年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以《红楼梦人物论》出版发行，后修改合并为14篇在《光明日报》上重新发表，1983年再次修改并增补为17篇由三联书店出版，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在《红楼梦人物论》中，王昆仑从政治、思想、历史、道德、美学等角度，对《红楼梦》中的人物进行全方位分析和描绘，视角独特、剖析深刻，文辞精当、惟妙惟肖，其深刻的思想性、精湛的艺术性，深深吸引了一大批读者，也一举奠定了王昆仑在中国红学研究和在近代文坛上的地位。毛泽东对王昆仑关于红楼梦人物的研究评价甚高，他不仅在重庆谈判时当面赞扬王昆仑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写得好，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谈到《红楼梦》的研究时曾说，历史上研究《红楼梦》的著名专家有蔡元培、胡适等人，如今又有新“红学”家王昆仑、何其芳、周汝昌等人。
王昆仑致力于将《红楼梦》搬上舞台和银幕。应北方昆剧研究院之请，他和女儿王金陵合作创作了昆曲剧本《晴雯》，反映《红楼梦》中反奴性、争民主的精神。1963年8月周恩来亲往观看试演并提出修改指示，同年9月《晴雯》一剧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公演，获得文化界人士的赞赏和观众的好评。
王昆仑曾任《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顾问和中国红学会名誉会长，20世纪80年代初《红楼梦》电视连续剧开拍时被推举担任总顾问，还推动了曹学（曹雪芹）的研究。1962年周恩来任命王昆仑作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系列活动的负责人，1963年下半年王昆仑与何其芳共同倡议并举办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系列活动，扩大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增进了与外国文化艺术界的交流。
王昆仑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是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不懈奋斗的一生。如今，在无锡太湖鼋头渚风景区里，太湖别墅的七十二峰山馆和万方楼作为“王昆仑故居”布展对外开放，设“王昆仑生平事迹展览”“万方楼会议旧址”“王昆仑与红楼梦”三个展馆。作为民革党史教育基地、江苏省统一战线传统教育基地、无锡市党史教育基地和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王昆仑故居这一宝贵的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正以其独特的优势和作用，激励人们继承和发扬前辈的优良传统，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王 晋，作者单位：民革无锡市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