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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古代社会研究的精心之作

——《石刻中的山东古代社会》简评

发布时间:2022-08-04 10:26:46 来源:团结报

石刻作为历史文献的主干之一,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凭借着保真性与持久性等特点发挥着其他文献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齐鲁之地,历史悠久,古迹众多,石刻丰富。早在2000多年前,秦始皇东巡郡县,刻石纪功,留下七方刻石,其中位于山东境内的就有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芝罘刻石与芝罘东观刻石。在此后的历史岁月里,上到帝王官僚,下到普通民众,因歌功颂德、纪事立传、修庙建学、访胜吊古、立规定约等之需,立碑刻石,留下了大量石刻,数量多、种类全、分布广,时间跨度长,涵盖内容丰富。这些众多的石刻文献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忆,既体现了国家层面的史实,更反映了山东区域社会和民间生活,见证了彼时的社会历史变迁。所以,我们可以从具体的石刻资料出发,发掘其中所蕴含的历史信息,以补正史籍记载之阙略与讹误,重构历史,从而较为真实展现历史场景。

近年来,学界对于山东石刻的研究成果颇多,不过,或是对山东石刻进行整理汇编,或从考古、艺术角度进行阐述,或对石刻本身及相关内容进行介绍,而很少揭示山东石刻与山东社会历史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以及石刻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另外,目前对山东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所依据的史料过于偏重纸本文献,未能对石刻文献加以充分利用。不过令人欣喜的是,最近读到孟凡港新著《石刻中的山东古代社会》利用石刻来探析山东古代社会历史,为这一研究领域带来新气象。孟凡港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山东石刻文献的收集与研究工作,积数年之功,完成这部近40万字的著作。书中不仅资料丰富,论述精审,而且图文并茂,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作为同行,读到此书,不仅为作者锲而不舍的学术钻研精神而深感敬佩,而且有很多引起学术共鸣的地方,也确实是很令人开心的一件事情。《石刻中的山东古代社会》在充分借鉴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对石刻反映的山东古代社会历史作出了探讨。综观全书,大致有以下显著特色:

第一,在篇章结构方面,构思精巧,脉络分明,以点带面,匠心独具。石刻文献反映的社会历史是方方面面的,若全部罗列研究,不仅显得芜杂,而且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因此,如何采择,则体现了研究者的智慧。该书作者巧妙设思,化繁就简,选取山东石刻中最具代表性的曲阜儒家石刻、济宁汉代画像石、泰山封禅石刻、高密与淄川郑公祠石刻、邹平范公祠石刻、巨野屏盗碑、各地纪游石刻以及胶东道教石刻等,就石刻反映出的山东古代社会历史作深入解读。这些虽然作为古代石刻中的一个小点,但可反映山东古史研究的大面。如封禅石刻关涉封建神权政治,纪游石刻反映经济活动,儒家石刻承载儒家学说,汉画像石包涵社会文化,屏盗碑体现地方社会管理,郑公祠与范公祠石刻有关山东圣贤人物。

《石刻中的山东古代社会》结构分明,条理清晰。书中石刻大致以时代先后为序,自两汉至明清,循序渐进,每一章内容又自成体系,使人一目了然。“引言”统摄全书,概述山东古代石刻,使读者对于山东古代石刻的特色及学术价值有一整体认识。第一章《山东古代石刻的时空分布》,以《山左金石志》所录石刻为主要依据,对山东古代石刻的时空分布进行探析,以揭示其兴衰变迁的历史规律。第二章《曲阜石刻与崇儒尊孔》,对曲阜石刻的数量、时空分布、类型加以概述,并就反映出的崇儒尊孔内容予以深入阐释。第三章《济宁画像石与汉代社会》,探析济宁画像石兴盛原因、时空分布、建筑形式及典型遗存,并对画像石的内容与价值加以系统论述,再现了两汉社会的生产与生活状况、思想意识、鬼神信仰、风俗习惯等。第四章《泰山石刻与唐宋封禅》,对《纪泰山铭》与《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之铭》的文本作了考辨,并对碑文反映的唐玄宗与宋真宗封禅活动背后的政治、文化、宗教因素以及封禅始末、仪节、参与人员等加以疏证,同时解读出帝王们的性格心志与政治宏图。第五章《石刻中山东古代先贤——郑玄与范仲淹》,依据高密、淄川郑公祠及邹平范公祠中的碑刻,探析郑玄与范仲淹的历史形象变迁及其深层次的社会原因。第六章《〈济州刺史任公屏盗碑〉与五代地方贼患治理》,以《济州刺史任公屏盗碑》为主要依据,对五代地方社会的贼患治理加以管窥。第七章《纪游石刻与山东古代旅游》,以纪游石刻为主要依据,对山东古代旅游活动的缘起及特点进行考察,真实揭示了古代游观的经历与感受。第八章《胶东石刻与金元时期全真教》,依据胶东石刻,细致考察了全真教对山东地方社会秩序的重建与维护以及全真教团与山东官僚士绅的交往互动等。

第二,在石刻资料的搜集与采择方面,来源广泛,种类多样,慎择细辨,无征不信。一般而言,学术研究要在前代和当代学者研究成果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大致有两个渠道:一是新材料的发现与运用;二是新方法和新视角的选择与使用。该书对山东古代社会历史的考察,便是采用前一种渠道。书中所用石刻资料虽然并非新被发现,但鉴于以往学界在研究山东古代社会历史时的忽略与无视,仍可在一定意义上称之为“新材料”。这部专著建立在扎实的一手材料之上,石刻资料来源广泛。作者亲赴山东多地考察,潜心搜集,获得了大量实物及拓本资料。难能可贵的是,对于石刻资料的搜集并未局限于山东地域范围内,而是扩及山东之外的其他省市甚至海外的文博机构,前者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琅琊刻石,后者如东京国立博物馆之东洋馆藏山东汉代画像石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碑刻拓本等。书中所用石刻资料种类多样,既有石刻实物与拓本,又有金石志、史籍、方志、文集等,作者必区分其价值高下而后择。石刻实物与拓本是不二之选,若残泐或亡毁,金石志便成第二选择,再次是史籍、方志、文集等文献。不管何种资料,作者无不先考辨而后用。

第三,在碑文内容的挖掘与分析方面,剖解深入,多有创获。作者依靠扎实的碑刻学功底,对碑文加以释读、训诂、考证,深入挖掘其中所蕴含的史料信息,分析鞭辟入里,见解独到。如关于宋真宗东封的缘起,以往史书、学者多持“雪澶渊之盟之耻说”,但作者依据《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之铭》,认为以往认识失之偏颇,洗雪澶渊之盟的屈辱只是激起宋真宗东封的直接原因或导火线,而非根本原因,依藉东封之礼治国安民,并证明赵宋皇朝奉天承运,才是宋真宗东封泰山的真正初衷所在。又如,对于碑刻中郑玄历史形象的演变,作者认为:“由唐代的集经学之大成的先师纯儒,到元明时期的由人而神,再到清代去神化而回归于单纯的儒学先师,人们对他的认识更加理性,更为看重其经学成就及学术影响。”书中还指出碑刻中所反映的高密与淄川两地民众心目中郑玄的历史形象的差别:前者仅是将之作为古代圣贤加以祭祀,而后者将之神化,纯儒兼具稼穑之神。为何有如此差别呢?作者认为:“第一,高密郑公祠建在郑玄墓前,让人感觉到郑玄的真实存在,让人意识到他只是一位经学成就极大的普通‘凡人’;相反,淄川民众则不能感觉到郑玄的真实存在,遂沿袭了中国古代既定的思维方式,由最初的‘有功于民则祀之’,到最终将之神化,并与郑玄曾任职东汉大司农相联,如此便成为掌管农事的民间神灵。第二,淄川具有更为浓厚的地方鬼神文化。”这些论说令人耳目一新。

作者还将石刻资料与史籍记载作互证研究,其间订正旧说之误、补充史载之阙,考辨了诸多学术问题,得出了许多新的结论。如作者依据《韩敕造礼器碑》《史晨奏祀飨庙碑》《太(泰)山都尉孔宙碑》《博陵太守孔彪碑》,订正《阙里志》《山堂肆考》将孔子十九世孙“孔彪”误记为“孔震”,将孔宙为兄误记为孔宙为弟。又如丘处机是全真教发展史中一个关键人物,关于其生平事迹,《元史·释老传》虽然有传,但记载十分简略,惜墨如金,而本书依据胶东丰富的全真教碑刻,补充了史籍记载丘处机事迹之阙略。类似问题的考辨还有许多,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依据石刻资料进行历史考证,虽然显得零散、琐碎,但见微知著。如作者利用纪游石刻,对山东古代旅游作了初步探析,其中所用史料很多仅寥寥数字,多被人忽略,而在作者笔下却成为重要资料。又如,透过《济州刺史任公屏盗碑》一碑,可见彼时地方社会治理之一斑。这些问题小中见大,有着不小的学术价值。

另外,本书图文并茂,丰富多彩,书中数十幅石刻实物与拓本图片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不仅有着宝贵的资料价值,而且极具观赏性。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对古代石刻加以宏观与微观考察,运用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图像学、宗教学、艺术学等多种理论和方法,辅助史志记载,在纷繁凌乱的石刻史料中勾勒出山东古代社会的基本面貌,是值得赞赏的一部精心之作。

《石刻中的山东古代社会》一书的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当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在此书整体布局上,既有构思之精巧,亦有过简之缺憾。如书名为“石刻中的山东古代社会”,但实际内容有些单薄,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涉及,如山东古代的文化教育、灾害救济、婚姻家庭、世风民俗等,这些内容在石刻文献中都有反映。又如,全书平面论述有余,而理论深度不足。再如碑文的句读与考辨,有些需要再加以斟酌。尽管如此,以上问题的存在并不影响此书的价值。但愿此书能对学界有所启发,同时,也期待作者能有更多的石刻研究成果问世。

张英聘,作者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 责任编辑:赵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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