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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危言》救亡图存的先声

发布时间:2022-09-13 09:47:41 来源:团结报

致辞

中山市档案馆原副馆长、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原副主任、中山市郑观应文化学会第二届理事会会长吴冉彬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要努力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现精神魅力。要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起来,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

中山市郑观应文化学会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团结报“团结读书会”活动,这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等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之一。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最早揭开中国“民主”与“科学”有机联系的启蒙思想家,中国现代化运动思想的代表和先驱。郑观应一生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洋务”为核心的社会实践和其名著《盛世危言》所展现的以推动近代中国全面向“现代化”转型为核心的思想创造上。在社会实践方面,他参与创建中国现代企业并使其健康发展,为中国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积累了丰富经验,提供了一系列规程,培养了大批人才;在思想创造方面,他结合近代中国国情,提出了改革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整个社会管理的切实可行的方案,努力推动中国社会由封闭的封建社会向开放的现代社会全面转型,其“商战”等思想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影响深远。

经典品读

盛世危言(节选)

横览环球各邦,其国运之隆替,莫不系乎人材,而人材之盛衰,莫不关乎教化。其教养有道者,勃然以兴;教养失道者,忽然以亡。试观英德法美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庠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有所教。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于学校之中,使通国之人童而习之。各就性质之所近而肆力焉。又各设有专师,循循指导。虽理至幽微,事至奥妙,皆能有法以晓喻之,有器以窥测之。其所教由浅而深,自简及繁。

故人之灵明日启,智慧日积。而人材济济,国势以强也。

是故人材众则百事兴。举凡机器制造,轮船火车,皆巧夺天工,日新月盛。

……

我中国生齿四万万人民,甲于五大洲。子此元元,可不亟图教养之方哉?

今日之计,宜变制艺之科,兴格致之学,多设学校,广植人材,遍兴工艺厂,收养穷民,开诚布公,与民更始。庶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复还也。

《盛世危言》:发出救亡图存的先声

【领读人】 邵雍,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分中心研究员、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上海市毛泽东思想研究会监事、上海市宋庆龄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先后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500余篇,出版著作30部。

1894年春出版的《盛世危言》是早期维新思想的力作。其历史背景是中法战争后,一直到19世纪90年代初,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日益加深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客观形势的变化,早期的维新派应运而生。他们积极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求改革君主专制制度,同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对外交、经济、文化、政治方面具体改革的措施。郑观应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的《盛世危言》对近代思想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危境与对策

郑观应1842年出生于广东香山,1858年放弃科举到上海经商。此后20年,郑观应先后在英资企业任买办,热心西学,研究时政,两度进轮船招商局担任要职,对于中外利弊得失有着深入观察与亲身体验。

清朝兵部尚书彭玉麟为《盛世危言》五卷本作序时介绍作者郑观应说:“庚申之变,目击时艰,遂弃学业,学西人语言文字,隐于商,日与西人游,足迹半天下。考究各国政治得失利弊,凡有关安内攘外之说者,随手笔录,积年累月,成若干篇,皆时务切要之言……当今日之时势,强邻日逼,俨成战国之局,虽孔孟复生,亦不能不因时而变矣。”江苏布政使邓华熙在1895年春向光绪帝推荐《盛世危言》的奏折中也说:“自海禁开而外夷麇集中华,目睹彼族之炮利船坚,所向无敌,何尝不规规仿效振作于前……然马江之役兵船灰烬,蕃服终属于他人。今以倭奴蕞尔小邦,步武力西法仅十余年,竟借无端之衅,强据我属国,虔刘我边陲,攻夺我海军……堂堂中土,竟示弱于三岛之区。”他认为 《盛世危言》“语皆征实,说集众长”“于中西利弊透辟无遗,皆可施诸实事。”

郑观应目睹清朝自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的失败,民族危机逐步加深,对于列强的侵略表示强烈愤慨,“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郑观应对于国防十分上心,明确指出:“古之边患不过一隅,今则南北东西几成四逼矣……是以边防之道,虽以防俄为急,而英法亦不可不防。”这个认识还是比较全面的。

郑观应还大胆揭露外国资本主义公法的虚伪性及其以强凌弱的本性。他看到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种种不公平,“种种不合理,公于何有?有法于何有?”,认为中国“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阂隔,志必乖违,力以权分,权分而力弱,虽立乎万国公法之中,必至有公不公、法不法,还起交攻之势”。因此必须以富强为后盾,“势强则理亦强,势弱则理亦弱,若势均力敌,方可言理言公法。”

甲午中日战争后,郑观应在1896年出了《盛世危言》的增订新版本,共十四卷,在新的形势下对防务问题有了新的看法。郑观应为了强调英国在我国西南境外的扩张,专门新增了《边防四》《边防五》两篇。他认为,英国对于中国包括西藏在内的西南边疆有领土要求,不得不防。在《边防六》篇中,郑观应展现了对中国在甲午战后东亚国际关系军事格局中地位的深深忧虑。他力主中国应该更广泛地发展与各国的关系,使各国之间能够互相牵制,以防止某一特定国家对中国展开更大侵略。

郑观应是有抱负、有理想的。《盛世危言》的总体思路是“西人立国资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他在《学校》篇中介绍说:“大抵泰西各国教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曰学校,曰新闻报馆,曰书籍馆。”在《道器》篇中,他明确提出要“博采泰西之技艺”“设大、小学馆以育英才,开上、下议院以集众意,精理商务,借植富国之本”等。郑观应写下《教养篇》,为维新变法论建构理论依据。他认为学校教育应以解决民生、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根本出发点。“庠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有所教。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于学校之中。”

郑观应在《道器》篇的结尾描绘了中国变法以后的美好前景:“由强企霸,由霸图王,四海归仁,万物得所,于以拓车书大一统之宏规而无难矣”。在《弥兵》篇中,郑观应认为,如果变法成功,将来“六合之外,八荒之内,礼齐德道,偃武修文,合天下万国含生负气之伦,无一物不得其所,然后天下之心始大安,圣人之心始大慰。上揆天道,下察民情,酌古准今,见微知著,四夷宾服,来享来王,五百年名世之生其期亦不远矣!”这是他的最高理想。

这与彭玉麟在前引书序中说的若采择力行《盛世危言》,“将见孔孟之道风行海外,莫不尊亲;彼族之器我能制造,日新月异。自然国富兵强,四夷宾服”的美好愿景不谋而合。这说明了在当时情况下,朝野有识之士对民族复兴的良好愿望。

商战固本与改良政治

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与商战固本的思想。他的基本观点是,资本主义国家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皆商人为之先导”,其对外政策的原则是“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因此,应对之策是兵战与商战并举,并以商战为主,以商战固本,“此之谓决胜于商战”。《商务》篇中论述了中国由农本社会向商业社会的转化:“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但在当今中西交往无法回避的情况下,“中国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他以国家“用出于税,而税出于商,苟无商何有税”为由,婉转否定了视“商务为末务”的旧说。

十四卷本新写的《商务一》大力伸张商权,开篇就说:“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舒畅其血脉也”,直接否定了以往“农本商末”的陈说。《商务二》则为商人正名请命,其中讲“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伤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郑观应还专门述及西方商会的历史沿革及其在西方社会的职能发挥,以此作为论述商务体制、政商关系的基础。《商务二》明确提到商人与议会的关系,西方“各国每埠皆设有商会,京都设商务总会,延爵绅为之领袖。其权与议院相抗,如有屈仰,许诉诸巴力门衙门,故商人恃以无恐。”如此间接表达了对于建立西方意义上的商人自主团体的渴望以及对于中国商人不得不依赖于政府来保护自身权益的不满与无奈。

郑观应非常注重政治,力图改良政治。他说,“政治关系实业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在他看来,政治方面最大的问题就是要开设议院,实行立宪。“议院者,大用则大效,小用则小效”,郑观应要求开设议院是有根据的。他说,“天生民而立之君,君犹舟也,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伊古以来,盛衰治乱之机,总之矣。”郑观应在《议院》篇后记里强调设立议院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英国议院已经明效大验在前,“今日本行之亦勃然兴起,步趋西国,陵侮中朝。而犹谓议院不可行哉?而犹谓中国尚不可亟行哉?”

对孙中山、毛泽东的影响

《盛世危言》提出发展商业必须发展工业。在郑观应看来,“泰西诸国富强之基,根于工艺”,而工业技艺绝非雕虫小技,是必须认真研究的。他还提出为了发展商业和工业,也要带动农业的发展,要“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做到“以农为经,以商为纬”。他总结性地提出“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这一比较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对于青年孙中山产生过一定的影响。1894年6月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发挥过郑观应的上述思想。他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十四卷本刊行时,郑观应评述了国内政局。“自中日和后,半年来毫无振作,而内讧外侮,不谈革命则说瓜分。”又称“所谓红匪虽平,元气未复,党患迭起,同室操戈,满汉到处不和,时闻冲突,乡愚动辄械斗,不知合群。”这里的“革命”“满汉不和”等都与这一阶段孙中山的活动有关联。

1907年到1908年间,毛泽东离开小学堂在家务农,白天在地里干活,深夜里他便阅读从表兄文运昌处借的一些书,其中就有《盛世危言》。毛泽东非常喜欢书中设议院、办商务、讲农学、兴学校,使上下同心、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的主张。1910年秋,毛泽东离开韶山到东山小学堂读书。他读了一套借来的《新民丛报》合订本。在第四号上的“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处,毛泽东写下了批注:“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当时清政府已是风雨飘摇,辛亥革命的疾风骤雨已经来临,此时此刻依稀可以看出毛泽东早年思想中《盛世危言》的影响印迹。

现实启示

星移斗转,时光荏苒。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望前景无限美好。如今,依然要发扬郑观应炽热的爱国情怀和与列强抗争的精神,传承其倡导与笃行的中华民族居安思危的优秀传统。

当前,来自外界的挑战空前巨大,压力前所未有,各种干扰破坏层出不穷。按照《盛世危言》的启示,我们开展诸如“商战”之类合情合理合规的对等斗争,至今仍不失其积极意义。

共读

中山市郑观应文化学会开展读书活动

中山市郑观应文化学会于2009年成立,吸收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各学科背景以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和青年人才入会,至2022年9月,已有会员97人。

学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积极发挥组织、指导、协调、服务的作用,深入研究阐发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中国历史文化名人郑观应思想文化及其当代价值,推进郑观应廉洁思想文化、工匠精神等社科知识进社区(村)、进校园、进企业的传播普及工作;加强与澳门相关社团专家学者开展郑观应思想文化研究交流,宣传弘扬郑观应强国报国和振兴中华的爱国思想,助力新时代中山市“五位一体”文明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之人文湾区建设。

读书感悟

民革党员、学会会员佘凤英:

郑观应负经世之才,综贯中西,权量古今,蛰居澳门五年著《盛世危言》,其文洞见本原,饱蘸忧国为民之思,穷究得失盛衰之故,希求以己之薄力匡扶国之大厦,救民于水火之中。其拳拳赤子之心可昭日月,也为后世之人带来启发与借鉴。

郑观应多借古训说理,培守正之道。《盛世危言》开篇《道器》一文中引用《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句,阐述我国历来以中和之道相传,寻其根本正其本源的做法,并以“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晰其精,彼得其粗;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进行中外对比,将上古之智慧化作一道强光照射到当时失措之国人身上,使之不妄自菲薄,在错综万象中精一执中,负重前行。

郑观应亦深谙务实之道,讨论国力之衰缘于务虚名而不求实效,应当“除积习,戒因循,黜浮文,崇实学”,强调凡事不能畏难苟安,而应施诸实事。为此,他在《盛世危言》中的建议也是穷尽诸途,告诉人们要从实业做起,富国强兵。

郑观应的爱国情感是如此丰沛,出走半生,洞察世事,对劳苦大众给予最深切的同情,对国家强盛抱以最远大的希冀,这正是我辈所应承接的精神。

此外,《盛世危言》中所示“务本”“务实”皆当下我们工作中所应蓄积的能量,我们应透过纷繁复杂的事物看清本质,学必研精,踏实肯干,为中华之强盛而贡献力量!

学会常务副会长楚秀红:

郑观应是有着浓烈家国情怀、世界眼光、勤勉精进、识见卓远的近代国人。他一生亲历晚清民国复杂社会变革,一心致力振兴中华。青年时期,他“究心政治、实业之学”,深入考察国内外情势,撰有大量著述,其中以《盛世危言》影响最为深远,成为近代版本众多的时政类巨著。《盛世危言》吸收了同时代冯桂芬、王韬等有识之士的思想精华,贯穿“富强救国”主题,提出通盘改革方案,目的“惟求有益于国计民生”。时人称之为“医国之灵枢金匮”,张之洞也赞其“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做金针之度。”

1895年中日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郑观应感于时局,刊印《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十四卷本),新增兵战、商战、经济、科技等篇,针对诸多弊病提出“救治之法”。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郑观应第三次增删而成《盛世危言》(八卷本),增加《自强论》等内容。1908年,他又将书札、企业章程等汇编成册,去世当年以《盛世危言后编》为名刊行。

如今,《盛世危言》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经典文本,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源泉之一,值得我们品读传颂。

学会会员卢一志: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民主与科学启蒙思想家,是以救世为职志并身体力行的思想家。

面对中国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之时,郑观应抱着“勿为外人所侮”的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经过艰苦探索与辛劳笔耕,著成传世思想名作《盛世危言》(五卷本)。该书完整形成其体现“民主”与“科学”辩证关系、推动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转型的思想体系,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等措施,涉及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和社会问题的深层次,其对当时社会问题的思考与提议,震撼了万马齐喑的近代中国,如今仍具有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

[ 责任编辑:张翕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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