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长期以来，各民主党派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探索改革路、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走过了一条不断追求探索、不断有所作为、不断成长进步的发展道路。在中共二十大隆重召开之时，我们共同回忆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岁月，更好地传承与党同心、爱国为民、精诚合作、敬业奉献的多党合作优良传统。敬请关注。

李济深：扁舟共济与君同

毛泽东与李济深亲切交谈

1933年福建事变后，李济深被迫逃亡香港。在香港，李济深等在反思福建事件的同时，继续进行反蒋抗日活动，先后组建了“组织革命抗日联合会”“黄埔革命同学会”，联合各种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7月，李济深等又在香港正式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1935年12月，大同盟发表了《成立宣言》，宣布以“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为基本政治目标，并提出八项行动纲领，主要内容是反蒋和抗日。

自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红军的主要领导人。是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确定了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开展上层统一战线，争取地方实力派，推动抗日反蒋方针的贯彻。因此，两广事变发生不久，毛泽东立即发表了《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表明红军愿意首先北上抗日，“愿意首先与两广当局结成抗日联盟，共同奋斗”。同时，为了进一步弄清楚情况，开展统一战线，毛泽东又派遣时任红军大学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云广英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前往广西，与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会谈，向他们介绍中共的抗日主张，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对于中共代表的到来，李济深特别高兴，他多次与云广英会谈，表现出与中共合作的高度热忱，赞成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时，他积极推动桂系派代表钱寿康前往陕北，向中共中央提出双方签订抗日救国协议的建议，并表达对毛泽东的问候。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在《晋察冀日报》头版头条发布了“五一口号”，远在香港的李济深听闻“五一口号”，也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来函，函中以协商的口气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具体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以及实施步骤等。

5月2日、3日连续两天，李济深召集在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热烈讨论中共“五一口号”，大家一致赞同。5月5日，代表民革的李济深、何香凝，代表民盟的沈钧儒、章伯钧，代表民进的马叙伦、王绍鏊，代表农工党的彭泽民，代表致公党的陈其尤，代表民主救国会的李章达，代表民促的蔡廷锴，代表民联的谭平山和代表无党派人士的郭沫若，12人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积极响应“五一口号”，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黄炎培：沧浪之水清兮

1957年，毛泽东与黄炎培亲切交谈。

黄炎培是民建主要创始人之一和卓越领导人，民建第一、二届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共产党与国民党究竟“谁得国人信仰”，是黄炎培和一些人想弄清楚的问题。1945年6月，黄炎培等人联合致电毛泽东，表示愿意促成国共两党恢复商谈，解决国内团结问题。中共欢迎他们来延安商谈国事，1945年7月初，黄炎培与国民参政员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一行，从重庆飞抵延安访问。黄炎培目睹延安的施政措施和大生产成就，广泛会见了中共领导人，又与毛泽东促膝长谈。

在谈到中国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时，黄炎培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毛泽东的一席话，让黄炎培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就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黄炎培代表民主建国会出席新政协，被推为负责草拟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小组副组长。其后，黄炎培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后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时担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

黄炎培在《为参加行政工作一封公开信》中说：“我自从参加人民政协，就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了政务院工作。三十三年来给我官不做的我，现在怎么做起来呢？这点愿向诸位说明一下：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

周谷城：良史之忧忧天下

周谷城与毛泽东，一位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卓越领导人、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一位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共和国的缔造者，世界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和诗人。自1921年春，他们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相识，至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在长达50多年的交往中，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毛泽东为了和平来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当时，周谷城正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担任教授。周谷城同徐冰、翦伯赞、侯外庐、邓初民、于立群等十几人到张治中公馆去看望毛泽东。朋友相见，毛泽东念旧情深，表现出对团结知识分子及爱国民主人士的殷切之情。毛泽东对他们谈了复员（由重庆搬回南京）的问题，说复员问题并不简单，大家要听话，听人民的话。听了这些话，周谷城等人深受鼓舞。与毛泽东告别后不久，周谷城即复员回上海，积极投身反对美蒋的斗争。

1946年暑假，周谷城和张志让、翦伯赞、沈体兰、潘震亚、周予同等进步人士发起组织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通过聚餐会、座谈会、报告会和发表宣言，开展反美反蒋斗争。有的教授还参加了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为营救被捕学生，曾进行过罢教斗争。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反对迁校和动员各大学教授留在上海为新中国服务等斗争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周谷城也因此成为当时上海著名的民主进步教授之一，在上海即将解放的前夕，周谷城被国民党强行逮捕，后经学校多方交涉，才保释在外，被监视在家。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谷城与郭沫若、李达、马寅初等人同在一组，共商国是。

张澜：执着无悔求光明

1953年，毛泽东和张澜等人在天安门城楼。

张澜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中国民主同盟的杰出领导人和创始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他的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三个历史时期，当他接触并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犹如在黑暗中看到了民族的曙光，从此与中国共产党坚定地站在一起，与中共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8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进行谈判。张澜在重庆借住于民主人士鲜英的宅院——特园，毛泽东三次到张澜居住的特园拜访，与张澜等民主人士讨论时局，共商大计。

8月30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第一次来到特园。毛泽东首先转达了朱德和吴玉章对张澜的问候。张澜对毛泽东说：“毛先生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富强，不顾个人安危飞抵重庆，奔走和平，实为澜所敬佩。”毛泽东对张澜的关心表示感谢，并请他放心。张澜郑重地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是从来不讲信义的！”毛泽东风趣地说：“现在，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清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张澜感慨道：“蒋介石要是真的回心转意，弄假成真，化干戈为玉帛，那就是全国人民之福啊！”

9月15日下午，毛泽东三顾特园，看望张澜，并在张澜的卧室里进行了长时间的恳谈。毛泽东向张澜介绍了国共和谈的进展情况。张澜推心置腹地说：“在五四运动以后，为了摆脱北洋军阀的统治，使人民能够过问政事，我曾经同吴玉老在川北推行过地方自治，深知政权、军队对于人民的重要性。国民党丧尽民心，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给你们。你们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持一些净土！”毛泽东点头道：“张表老，您尽管放心好了，‘针锋相对，寸土不让’，正是我们对付时局而制定的方针。”

此次会谈后不久，张澜在《新民报》上发表了《致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呼吁公开谈判内容，实现国内和平。在中共的诚意和张澜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重庆谈判取得了重要成果，签订了代表和平、民主建国方向的《双十协定》。

新中国成立后，张澜仍然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新中国的各项事务中，他本着从国家大局、人民利益出发，积极参政议政，对多党合作制度的建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尊敬和赞扬，并得到了特别的关怀。

马叙伦：血浓于水畅友谊

1950年6月，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期间，马叙伦向毛泽东反映学生健康水准下降的情况。

马叙伦是民进主要创始人和首任主席，五四运动时期他和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同在北大任教。1935年华北事变后，马叙伦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倡议发起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七七事变后，马叙伦回到上海，其间曾开办明德书店，掩护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电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坚持内战独裁、制造白色恐怖，马叙伦和王绍鏊等一批文化教育出版界和工商界爱国民主人士组织成立民进，积极投入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

1946年6月23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以马叙伦为团长、雷洁琼等11名代表组成的请愿团在南京下关车站遭到国民党暴徒殴打，马叙伦、雷洁琼等身受重伤，周恩来闻讯立刻赶到医院看望。毛泽东、朱德从延安致电马叙伦等表示慰问并请周恩来转交，电文说：“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谨电慰问，并希珍摄！”周恩来在慰问大家时坚定地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躺在病床上的马叙伦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我过去总劝你们少要一些兵，少要些枪支弹药，看来你们的战士不能少一个，枪不能少一支，子弹不能少一粒。”

司徒美堂：炎黄赤子侠骨情

1950年，毛泽东与司徒美堂在一起。

作为著名华侨领袖，司徒美堂终生以“忠诚爱国”自誓。虽然长期身居海外，但却无时无刻不关心祖国的发展。从抗日战争爆发时起，司徒美堂开始了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交往，他们从起初的函电往来，到后来的相互了解、互相支持和亲密合作，彼此之间结下了弥足珍贵的深厚友谊。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摩擦”的消息不断传来，司徒美堂非常担忧，特致电国共两党，主张召集各党各派领袖组织特别委员会，改善国共两党关系，实行民主政治。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司徒美堂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强烈愤慨，美洲致公堂办的《五洲公报》等10家侨报共同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搞分裂，自毁长城，要求团结一致，坚持抗战。司徒美堂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内战分裂，维护国共合作的义举，得到了中共的肯定。3月14日，毛泽东复电司徒美堂，对其“关怀祖国，呼吁团结，敬佩无已”，痛陈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等一系列倒行逆施的行为。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司徒美堂在香港陷于日本特务之手，在中共地下组织的营救下，1942年秋，他辗转到了重庆，受到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人的热烈欢迎。

1945年3月，司徒美堂联合美洲各华侨报界发出《十报宣言》，提出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召开国民会议，成立民主政府”的政治主张。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得到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国外华侨的热烈响应和拥护。10月中旬，司徒美堂从香港返美前夕，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设宴为之饯行。席间，司徒美堂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润之先生致敬，表示衷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新政协召开，并郑重表示：“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因交通受阻，投递费时，司徒美堂的信直到1949年1月20日才由毛泽东作复。复信中说，“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并热诚邀请司徒美堂“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

许德珩：同心同行无怨悔

1945年8月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等，在张治中将军和赫尔利的陪同下，从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

毛泽东来重庆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山城，给广大国统区人民带来了和平的希望。当时，许德珩正在重庆，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设法与中国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徐冰取得联系，请他转告毛泽东，他们夫妇二人急于见到毛泽东。很快，许德珩便收到了毛泽东的请帖，约请他和夫人劳君展到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共进午餐。

许德珩夫妇如约前往，毛泽东已站在门外相迎，他一手拉着许德珩，一手拉着劳君展说：“想不到我们在这里见面了。”原来，早在20多年前，毛泽东就和许德珩相识。才及落座，两人便开始畅谈起当年在北京大学时的情景，回忆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与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一些事情，又谈了阔别后的经历。随后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知道，我这个人怎么会打仗呢？我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啊。”话音一落，大家就都会意地笑了起来。

许德珩与周恩来相识于五四运动时期。那时，周恩来与许德珩分别是天津和北京的学生运动活跃分子。后来，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周恩来、徐特立和许德珩等共同发起成立了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共管中国铁路。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许德珩从北平逃亡到武汉，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工作。周恩来建议大家不要都聚集在武汉，应该回原籍去参加抗战工作。许德珩听从他的建议，到江西省政治讲习院任教并担任江西省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

在抗日战争时期，许德珩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陪都重庆与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和邓颖超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与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等中共参政员一起利用参政会的讲台宣传抗日、反对独裁、反对内战。

1949年1月，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进驻北平入城式，许德珩、劳君展等被邀请在前门箭楼上，同北平各界人士一起迎接解放军入城。3月25日，许德珩、劳君展与各界人士一道前往西苑机场迎接毛泽东、周恩来等到达北平。回到家，许德珩接到毛泽东于当晚约请部分民主人士到颐和园乐寿堂吃饭的通知。吃饭时，许德珩与周恩来同桌。周恩来在吃饭时对许德珩说：“这几年你辛苦了，一别两年多，你所做的事我们都知道。”周恩来的话使许德珩感到莫大的激励和鼓舞。晚饭后，大家又开始座谈，一直谈到次日清晨。不久，周恩来又到北京大学府学胡同宿舍看望了许德珩。

谢雪红：雪泥鸿爪巾帼魂

1946年，谢雪红召集一部分同志并吸收进步分子，组织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委员会筹备会。随后，中国共产党台湾工作委员会委员张志中联系到谢雪红，于1946年6月在台北召开台工委和筹备会的联席会议，决定取消筹备会，该会委员入党，受台工委领导。谢雪红的任务是以民主人士的姿态应付国民党中上层人物，她的公开职务是国民党台湾省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台中市建国工业学校校长。

1947年2月27日，因台北缉私警察殴打一名烟贩并枪杀了一位平民，引发了台北市民的抗争。谢雪红在台中响应台北市民众的抗争，开始组织“二二八”武装起义。

谢雪红指示一同组织武装起义的杨克煌起草了有关人民政权的宣言、政治纲领等文稿，但由于国民党军队登陆比预料来得迅速，人民政府未能正式宣布成立。军队登陆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战斗组织纷纷解散，唯有谢雪红指挥的“二七部队”撤离到台湾中部山区埔里，与敌人继续战斗。终因寡不敌众，被迫于宣布解散，结束了中部地区的武装斗争。谢雪红接到党的指示撤离台湾。

1948年5月7日，谢雪红以台盟名义在《华商报》上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提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此后，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正式成为人民政协的一个组成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