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新中国的长江治理开发
发布时间：2022-11-17 08:41:46 来源：团结报
编者按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推动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充分认识到水利事业在治国兴国中的重大作用，周恩来作为政府总理，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把防治长江水患，综合开发利用长江水资源，促进长江流域综合开发与可持续发展，作为中央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是各民主党派中央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了解新中国长江治理相关历史有助于更好地前行。本期文史周刊策划“周恩来与新中国的长江治理开发”专题，敬请关注。
一、制定长江治理开发的方针
周恩来十分重视治理长江机构的建设工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长江出现严重的洪涝灾害，形势极为严峻，险些造成荆江大堤决口、长江改道的毁灭性灾害。鉴于此，周恩来考虑到，要有一个使长江长期不发生水害的办法。周恩来密切关注影响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长江防洪工作，并审议批准了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设立。
1950年2月，长江水利委员会正式成立，林一为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总机关设在湖北武汉，分属机构遍布整个流域，负责长江的治理开发保护工作。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建立、巩固、发展及其科技队伍的组织，周恩来都亲切关怀。面对严峻的洪水灾害，长江水利委员会在周恩来领导下开始制定治理长江的方案，于1951年-1953年提出了《关于治理长江计划基本方案的报告》，报告包括三个阶段的治理长江的计划，第一阶段是加固堤坝计划，第二阶段是蓄洪垦殖区计划，第三阶段是山谷水库拦洪计划。三个阶段治理长江的计划为后来长江流域的治理开发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
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后必须积极从流域规划入手，采取治标治本结合、防洪防涝并重的方针，继续治理河流。
周恩来提出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长江治理方针。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后必须积极从流域规划入手，采取治标治本结合、防洪防涝并重的方针，继续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同时积极兴办农田水利，以逐渐避免各种水旱灾害，保证农业生产的增长。”在此基础上，周恩来提出治理长江时采用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方针。他认为，治标与治本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是互补的。从长远看，要积极寻求根本治理，只有根本治理才能维护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也不能放弃治标的应急措施。其中治理长江洪水，进一步加强现有两岸堤防，分洪蓄洪，是一种应急措施和治标；从长江中下游出发，建设三峡大坝，综合利用水力资源，全面发展，从根本上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才是治本。
二、指导长江流域规划方案的开展
周恩来指导成立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1955年，周恩来聘请的苏联专家抵达武汉，长江流域规划编制工作随之顺利开展。1956年，周恩来及中央领导考虑到长江流域计划的编制复杂繁重，必须与多个部门联系，周恩来在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基础上，提议同年10月成立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具体承办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工作。
1958年2月，周恩来带领100多名中外专家乘船自武汉溯江而上，对长江三峡等处进行考察。
周恩来指导长江流域规划方案的开展。1958年2至3月，周恩来亲自率领国务院及有关部委负责人、中外相关领域专家100多人，由武汉溯江而上至重庆，沿途进行多次实地考察和大规模讨论。周恩来在考察和讨论的基础上，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经过认真研究并总结经验，提出了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方案。“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的长江流域规划基本原则，这是周恩来提出的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一个重要原则。依据这个基本原则，周恩来对长江流域规划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安排，既有综合利用整个长江流域的总体规划，也有对长江的上、中、下游和干支流的具体安排、还有对相关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等行业的适当安排，按轻重缓急和前后顺序对长江支流的管理进行具体安排等。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总体方案基本形成后，在周恩来的正确领导下，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制定了《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从而进一步具体化长江流域规划，内容更为充实。
周恩来在进行为期十几天的实地考察后，又于3月7日连夜乘火车由重庆赶往成都，出席中央成都会议。在中央成都会议上，周恩来作了关于长江流域和三峡工程的专题报告。根据周恩来的报告，中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工作”，后来成为指导长江流域规划的重要指示。同年8月，周恩来在北戴河主持召开长江三峡会议，会上讨论了三峡工程准备工作的有关问题，周恩来特意强调要加快制定三峡初设要点方案。周恩来的这些建议，对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编制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总体方案提供了诸多帮助。
三、推动长江流域一系列水利工程建设
周恩来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过：“解放后20年我主要抓两个重点，一个是水利，一个是上天。”
荆江分洪工程从方案制定到正式动工再到顺利竣工，都离不开周恩来的关怀和督促。百年长江治理大业始于荆江。1949年，长江流域发生洪涝灾害，险些造成荆江溃决、长江改道的毁灭性破坏。对于这一重大问题，一些著名水利专家建议进行荆江分洪工程，从根本上防止大规模水灾的再发。其中荆江大堤是荆江分流工程的防洪主体。1950年2月，周恩来率水利部有关人员现场勘探荆江大堤，开始研究荆江分洪工程方案。次年，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决定在荆江大堤修建荆江分洪工程。1952年3月15日，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了荆江分洪工程委员会和工程指挥部，李先念担任主任，具体负责工程的开展。4月5日，荆江分洪主体工程全面开工。工程正式动工时，周恩来说：“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6月20日，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耐心督促下，荆江分洪工程顺利完工。荆江分洪工程顺利竣工后，随后受到了特大洪水的考验，发挥了应有的防洪作用。1954年夏，长江流域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在洪峰到来之际，经中央政府批准，荆江分洪工程先后三次启动，保护了荆江大堤，也保全了流域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当时，荆江分洪工程是长江治理的治标工程，在应对长江洪水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长江流域总体治理规划来看，它也是根治长江洪涝灾害的重要一环。
1958年，周恩来登上三斗坪中堡岛，与随行专家共同研究三峡工程坝址 优选方案。
荆江分洪工程完成后，周恩来认为要扩大工程战果，进一步着力做好三峡工程。1955年12月，周恩来在北京主持会议，听取了长江水利委员会和苏联专家的意见，明确提出，“三峡工程应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三峡水利枢纽有对上可以调蓄，对下可以补偿的独特作用”。周恩来的这一论述，透彻地揭示了三峡水利枢纽的本质意义。1958年3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作了关于长江流域和三峡工程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明确提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工作。”于同年8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北戴河的长江三峡会议顺利开展。这次会议更具体研究了进一步加快三峡设计及三峡工程准备工作的有关问题，并且周恩来强调要在1958年底完成三峡初设要点报告。周恩来的这些建议与做法，推动了三峡工程初设方案的制定。
周恩来亲自主持了丹江口水利枢纽的兴建。三峡工程涉及防洪、发电、航运、移民等各方面的问题，修建成本较高，需要考虑各方面因素和施工条件。但是，为了尽快解决长江的水患问题，决定先修建汉江的丹江口水利枢纽。1958年，成都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就在湖北支持召开兴建丹江口水利工程的会议，对该工程进行了详细安排和具体分工。在周恩来的指导和关怀下，丹江口第一期工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干扰都得到妥善解决。对于工程本身出现的严重质量问题，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研究解决方案，最终使工程经得起历史检验。在修建过程中，虽因多种因素导致反复停工复工问题和国家政策的影响，但最终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丹江口第一期工程顺利完工。虽然丹江口只是修建完成了第一期工程，但是在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及水产养殖等方面效益非常显著，被周恩来称赞为全国唯一“五利俱全”的水利工程。
周恩来多次亲自主持葛洲坝会议，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尽到最大可能防止和减少工程中可能发生的错误。1970年，丹江口水库建成后，受经济困难和国际形势的双重影响，三峡工程建设步伐得到了调整。中央决定先在三峡工程下游建设较小规模的葛洲坝水利工程，既可以解决华中用电供应问题，又可以为三峡工程做准备。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亲自撰写了《关于兴建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报告》，并且担负着建设好葛洲坝工程的领导重任。面对工程初期遇到的一系列重大技术难题，周恩来反复调查研究，日日夜夜为葛洲坝工程的建设问题操劳。1972年11月，周恩来以病弱之身，亲自主持最后一次葛洲坝工程会议，对有关工作做了非常细致的安排，并且宣布成立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在葛洲坝修建期间，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多次召开全体会议，为葛洲坝工程顺利建成作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由于中共中央的重视和周恩来的正确决策，葛洲坝基本建成。葛洲坝的成功，为建设三峡工程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四、关心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工作
周恩来十分重视对水源污染的防治，他批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给河流、海洋乃至整个地球带来的污染和破坏，并指出中国在向工业化的现代化的发展中要吸取西方国家的教训，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20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在看到关于美国河湖与海洋污染问题的报道后说：绝不能让我们的长江变成密西西比河。周恩来在防治长江水污染方面秉持着“预防为主”的原则，认为不应该在水污染发生后再去治理，而要积极主动地防治水污染的出现。
葛洲坝水利枢纽
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国务院积极筹备设立长江水源保护局。1972年，大连海湾污染和官厅水库水质污染事件相继发生，周恩来十分注重水污染事件，对治理“三废”（工业废水、废气、废渣）问题作出指示：“我们在搞经济建设的同时，就应该抓紧解决这个问题，绝对不做贻害子孙后代的事。”1973年，国务院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随后，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草案中明确规定：“全国主要江河湖泊，都要设立以流域为单位的环境保护管理机构。跨越行政区划的水系，管理机构由各有关地区联合组成。这个机构负责按照上述标准统一制定并推行全流域防治污染的具体方案，监督沿岸工业企业和生活污水的排放。”依据规定，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积极筹备设立以流域为单位的环境保护管理机构。1976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决定成立长江水源保护局，它的成立为长江水资源保护提供了组织保障。长江水源保护局成立后，正式开启了以水质监测为中心任务的水资源保护工作。
本着“治国先治水”的思想，周恩来对治理长江水患、规划流域发展、兴建水利工程给予了热切关怀。周恩来长江治理与综合开发的理论和实践，不仅有效治理长江水患的问题，而且对于长江流域经济发展，促进中西部经济优势互补和同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谭备战 魏乐美，作者单位：河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责任编辑：赵昕 ]
编者按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推动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充分认识到水利事业在治国兴国中的重大作用，周恩来作为政府总理，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把防治长江水患，综合开发利用长江水资源，促进长江流域综合开发与可持续发展，作为中央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是各民主党派中央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了解新中国长江治理相关历史有助于更好地前行。本期文史周刊策划“周恩来与新中国的长江治理开发”专题，敬请关注。
一、制定长江治理开发的方针
周恩来十分重视治理长江机构的建设工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长江出现严重的洪涝灾害，形势极为严峻，险些造成荆江大堤决口、长江改道的毁灭性灾害。鉴于此，周恩来考虑到，要有一个使长江长期不发生水害的办法。周恩来密切关注影响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长江防洪工作，并审议批准了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设立。
1950年2月，长江水利委员会正式成立，林一为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总机关设在湖北武汉，分属机构遍布整个流域，负责长江的治理开发保护工作。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建立、巩固、发展及其科技队伍的组织，周恩来都亲切关怀。面对严峻的洪水灾害，长江水利委员会在周恩来领导下开始制定治理长江的方案，于1951年-1953年提出了《关于治理长江计划基本方案的报告》，报告包括三个阶段的治理长江的计划，第一阶段是加固堤坝计划，第二阶段是蓄洪垦殖区计划，第三阶段是山谷水库拦洪计划。三个阶段治理长江的计划为后来长江流域的治理开发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
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后必须积极从流域规划入手，采取治标治本结合、防洪防涝并重的方针，继续治理河流。
周恩来提出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长江治理方针。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后必须积极从流域规划入手，采取治标治本结合、防洪防涝并重的方针，继续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同时积极兴办农田水利，以逐渐避免各种水旱灾害，保证农业生产的增长。”在此基础上，周恩来提出治理长江时采用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方针。他认为，治标与治本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是互补的。从长远看，要积极寻求根本治理，只有根本治理才能维护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也不能放弃治标的应急措施。其中治理长江洪水，进一步加强现有两岸堤防，分洪蓄洪，是一种应急措施和治标；从长江中下游出发，建设三峡大坝，综合利用水力资源，全面发展，从根本上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才是治本。
二、指导长江流域规划方案的开展
周恩来指导成立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1955年，周恩来聘请的苏联专家抵达武汉，长江流域规划编制工作随之顺利开展。1956年，周恩来及中央领导考虑到长江流域计划的编制复杂繁重，必须与多个部门联系，周恩来在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基础上，提议同年10月成立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具体承办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工作。
1958年2月，周恩来带领100多名中外专家乘船自武汉溯江而上，对长江三峡等处进行考察。
周恩来指导长江流域规划方案的开展。1958年2至3月，周恩来亲自率领国务院及有关部委负责人、中外相关领域专家100多人，由武汉溯江而上至重庆，沿途进行多次实地考察和大规模讨论。周恩来在考察和讨论的基础上，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经过认真研究并总结经验，提出了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方案。“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的长江流域规划基本原则，这是周恩来提出的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一个重要原则。依据这个基本原则，周恩来对长江流域规划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安排，既有综合利用整个长江流域的总体规划，也有对长江的上、中、下游和干支流的具体安排、还有对相关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等行业的适当安排，按轻重缓急和前后顺序对长江支流的管理进行具体安排等。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总体方案基本形成后，在周恩来的正确领导下，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制定了《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从而进一步具体化长江流域规划，内容更为充实。
周恩来在进行为期十几天的实地考察后，又于3月7日连夜乘火车由重庆赶往成都，出席中央成都会议。在中央成都会议上，周恩来作了关于长江流域和三峡工程的专题报告。根据周恩来的报告，中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工作”，后来成为指导长江流域规划的重要指示。同年8月，周恩来在北戴河主持召开长江三峡会议，会上讨论了三峡工程准备工作的有关问题，周恩来特意强调要加快制定三峡初设要点方案。周恩来的这些建议，对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编制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总体方案提供了诸多帮助。
三、推动长江流域一系列水利工程建设
周恩来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过：“解放后20年我主要抓两个重点，一个是水利，一个是上天。”
荆江分洪工程从方案制定到正式动工再到顺利竣工，都离不开周恩来的关怀和督促。百年长江治理大业始于荆江。1949年，长江流域发生洪涝灾害，险些造成荆江溃决、长江改道的毁灭性破坏。对于这一重大问题，一些著名水利专家建议进行荆江分洪工程，从根本上防止大规模水灾的再发。其中荆江大堤是荆江分流工程的防洪主体。1950年2月，周恩来率水利部有关人员现场勘探荆江大堤，开始研究荆江分洪工程方案。次年，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决定在荆江大堤修建荆江分洪工程。1952年3月15日，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了荆江分洪工程委员会和工程指挥部，李先念担任主任，具体负责工程的开展。4月5日，荆江分洪主体工程全面开工。工程正式动工时，周恩来说：“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6月20日，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耐心督促下，荆江分洪工程顺利完工。荆江分洪工程顺利竣工后，随后受到了特大洪水的考验，发挥了应有的防洪作用。1954年夏，长江流域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在洪峰到来之际，经中央政府批准，荆江分洪工程先后三次启动，保护了荆江大堤，也保全了流域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当时，荆江分洪工程是长江治理的治标工程，在应对长江洪水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长江流域总体治理规划来看，它也是根治长江洪涝灾害的重要一环。
1958年，周恩来登上三斗坪中堡岛，与随行专家共同研究三峡工程坝址 优选方案。
荆江分洪工程完成后，周恩来认为要扩大工程战果，进一步着力做好三峡工程。1955年12月，周恩来在北京主持会议，听取了长江水利委员会和苏联专家的意见，明确提出，“三峡工程应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三峡水利枢纽有对上可以调蓄，对下可以补偿的独特作用”。周恩来的这一论述，透彻地揭示了三峡水利枢纽的本质意义。1958年3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作了关于长江流域和三峡工程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明确提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工作。”于同年8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北戴河的长江三峡会议顺利开展。这次会议更具体研究了进一步加快三峡设计及三峡工程准备工作的有关问题，并且周恩来强调要在1958年底完成三峡初设要点报告。周恩来的这些建议与做法，推动了三峡工程初设方案的制定。
周恩来亲自主持了丹江口水利枢纽的兴建。三峡工程涉及防洪、发电、航运、移民等各方面的问题，修建成本较高，需要考虑各方面因素和施工条件。但是，为了尽快解决长江的水患问题，决定先修建汉江的丹江口水利枢纽。1958年，成都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就在湖北支持召开兴建丹江口水利工程的会议，对该工程进行了详细安排和具体分工。在周恩来的指导和关怀下，丹江口第一期工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干扰都得到妥善解决。对于工程本身出现的严重质量问题，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研究解决方案，最终使工程经得起历史检验。在修建过程中，虽因多种因素导致反复停工复工问题和国家政策的影响，但最终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丹江口第一期工程顺利完工。虽然丹江口只是修建完成了第一期工程，但是在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及水产养殖等方面效益非常显著，被周恩来称赞为全国唯一“五利俱全”的水利工程。
周恩来多次亲自主持葛洲坝会议，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尽到最大可能防止和减少工程中可能发生的错误。1970年，丹江口水库建成后，受经济困难和国际形势的双重影响，三峡工程建设步伐得到了调整。中央决定先在三峡工程下游建设较小规模的葛洲坝水利工程，既可以解决华中用电供应问题，又可以为三峡工程做准备。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亲自撰写了《关于兴建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报告》，并且担负着建设好葛洲坝工程的领导重任。面对工程初期遇到的一系列重大技术难题，周恩来反复调查研究，日日夜夜为葛洲坝工程的建设问题操劳。1972年11月，周恩来以病弱之身，亲自主持最后一次葛洲坝工程会议，对有关工作做了非常细致的安排，并且宣布成立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在葛洲坝修建期间，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多次召开全体会议，为葛洲坝工程顺利建成作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由于中共中央的重视和周恩来的正确决策，葛洲坝基本建成。葛洲坝的成功，为建设三峡工程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四、关心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工作
周恩来十分重视对水源污染的防治，他批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给河流、海洋乃至整个地球带来的污染和破坏，并指出中国在向工业化的现代化的发展中要吸取西方国家的教训，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20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在看到关于美国河湖与海洋污染问题的报道后说：绝不能让我们的长江变成密西西比河。周恩来在防治长江水污染方面秉持着“预防为主”的原则，认为不应该在水污染发生后再去治理，而要积极主动地防治水污染的出现。
葛洲坝水利枢纽
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国务院积极筹备设立长江水源保护局。1972年，大连海湾污染和官厅水库水质污染事件相继发生，周恩来十分注重水污染事件，对治理“三废”（工业废水、废气、废渣）问题作出指示：“我们在搞经济建设的同时，就应该抓紧解决这个问题，绝对不做贻害子孙后代的事。”1973年，国务院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随后，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草案中明确规定：“全国主要江河湖泊，都要设立以流域为单位的环境保护管理机构。跨越行政区划的水系，管理机构由各有关地区联合组成。这个机构负责按照上述标准统一制定并推行全流域防治污染的具体方案，监督沿岸工业企业和生活污水的排放。”依据规定，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积极筹备设立以流域为单位的环境保护管理机构。1976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决定成立长江水源保护局，它的成立为长江水资源保护提供了组织保障。长江水源保护局成立后，正式开启了以水质监测为中心任务的水资源保护工作。
本着“治国先治水”的思想，周恩来对治理长江水患、规划流域发展、兴建水利工程给予了热切关怀。周恩来长江治理与综合开发的理论和实践，不仅有效治理长江水患的问题，而且对于长江流域经济发展，促进中西部经济优势互补和同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谭备战 魏乐美，作者单位：河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