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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中华优秀法律文化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发布时间:2022-11-21 09:33:36 来源:团结报

【编者按】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法治社会。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以现代法治理论为视角,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着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体系和法治理论的基因密码。读懂弄通、传承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期“文化纵横”,约请专家撰文,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敬请关注。

中华五千年文明为我们创造了璀璨的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我们从“法”这个字的起源上可以窥斑见豹。“灋”是法的繁体字,这是一个典型的法治文化符号,它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最早基因。“灋”字左侧的三点水代表“平之如水”,蕴含了法的公平价值;右侧是一个上下结构,上部是一个“廌”,也就是神兽“獬豸”,下部是“去”字,两者合在一起即“廌触不直者去之”。意即獬豸用自己的犄角去顶触违法犯罪的人,这是在描述中国古代自皋陶开始运用獬豸进行“神判”的司法模式。“神判”虽然被现代法治文明所否定,但是其所蕴含的追求公平价值、在程序控制下实现正义的理念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灋”字的内涵,使我们从“点”上领略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妙之处,那么,从“面”上看,我们还应当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哪些基因呢?

“大一统”的国家观

《诗经》有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中华文明最初的“大一统”国家观。《公羊传》则明确具体地提出“大一统”国家观:“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司马迁曾以赞颂的口吻称赞管仲任政,“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春秋战国时期在诸侯争霸的背景下,管仲试图“一统天下”的谋略也是深受“大一统”国家观影响的。秦始皇统一六国,“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则是践行“大一统”国家观的典型实践。“大一统”国家观包括地域、人口、政令、文字、货币等国家管理重要事项的统一,这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团结发展至关重要。回望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可以说,“大一统”国家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我国宪法规定的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维护祖国安全、荣誉和利益;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都与“大一统”国家观具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

早在夏朝,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思想。周武王所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意在把人民而不是自己放在“天”的崇高位置上。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礼记》更是进一步强调“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的君民互相倚重的思想。这些朴素的民本思想是从理念层面告诫当政者要正确处理国家、君主和人民的关系,要把人民放在“本”“贵”的地位和层次上。“本”强调人民的基础性,“贵”强调人民的重要性,只有以人民为本、以人民为贵,江山社稷才稳定安宁、国家社会才能行稳致远,这就从根本上揭示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深刻道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相信“治国有常,利民为本”,社会主义法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出发点和归宿。宪法从顶层设计上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在实现人民利益的具体路径上,法律制度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触摸到法治进步的脉搏,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所以,社会主义法治不仅传承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以民为本、以民为贵的优秀思想,而且不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发展的决策者、执行者和最终受益人。

“公正无私”的正义观

价值观是构建社会秩序的基础,商鞅变法就是通过徙木立信、处罚太子师等措施确立法律的公正形象,《战国策》说商鞅所立法律“法令至行,公正无私”。后来,荀子进一步提出公正实现的路径:“上公正,则下易直矣。”意思是,只要统治者能够“公正”,则人民就容易被驯服、被统治。《礼记》所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也包含了“公心、公义”的意蕴。什么是“公”?东汉荀悦说:“不任不爱谓之公”,也就是不放纵、不偏爱,就是“公”。先秦时期,“公正”常常和“无私”联系在一起使用,这就意味着“公正”是排除私心私利的,有私心私利就不可能有公正。“公正”之“正”是什么意思呢?管子说:“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也就是说,“正”就是既不能“不及”,也不能“过”,而是正好符合标准。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所理解的“公正”就是出于公心公义而按照标准做事。那么如何实现公正呢?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只要统治者公正无私,率先垂范,谁敢不公正呢?在当代,“公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公平正义”也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法治不仅在理念层面把公正作为执法司法的价值追求,强调“公正执法”、强调“公平正义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而且在实践层面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法活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为此,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强调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行政执法,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强调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规范司法权运行,强化对司法活动的制约监督,促进司法公正。

“奉法者强则国强”的法治观念

荀子说“法者,治之端也。”法律是国家治理的前提和基础,但仅有法律还不行,荀子进一步强调,国家治理还要“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韩非子更是从国家战略高度一言以蔽之:“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所以,“治民无常,唯治为法”。现代国家治理,不仅要提升对“奉法国强”的思想认识,更要把这一思想理论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实践中。随着对法治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提升,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因此,我们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创造性地提出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系统性理论,提出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系统性法治,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韩非子像

《韩非子》

“德礼”“刑罚”并用的德法并治思想

西周初年就产生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观念,强调统治者要有高尚的品德,并且要“实施德教,用刑宽缓”,这是最初的德法并治思想。后来,孔子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虽然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特别强调法在维护王权、经纬社会中的作用,并出现了儒法两家就“德(礼)治”和“法(刑)治”关系的持续争论,但德法共治、儒法并用思想仍然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至《唐律疏议》明确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德法并治思想才得到根本确立。社会主义法治强调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就是行走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之“德法并治”的延长线上。不仅如此,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更加重视法治和德治的内在统一性,强调法治体现道德理念、道德滋养法治精神。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社会主义法治要充分发挥法治的规范作用和德治的教化作用,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使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身正令行”的法律实施策略

荀子认为“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张居正说:“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法治的实现关键在于法的实施,法如何得到贯彻实施?孔子强调君主的示范效应:“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顺着君主尊法守正的思路,荀子说:“官人守数,君子养源;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意思是,官吏遵守具体的方法条例,君主则保养源头。源头清澈,那么下边的流水也清澈;源头混浊,那么下边的流水也混浊。荀子进一步强调:“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所以,有了德行兼备的君主,律法即使简略,也足以处理国家各方面事务;没有德行兼备的君主,律法条目即使众多,也不能得到恰如其分地适用,难以应对各种挑战,国家就会混乱。

因此,在全面依法治国的今天,我们既要注重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科学性,更要把精力放在法律的贯彻落实上。法治工作队伍是法律实施的主体,要坚持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推进法治专门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教育引导法律服务工作者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依法依规诚信执业,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同时,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要发挥好“头雁效应”,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律,了解法律、掌握法律,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从“协和万邦”到“胸怀天下”

据《商书》记述,尧帝“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尧帝时期的万邦其实是指无数个部落,彼时就是一个个独立王国。如何协和万邦?墨家的“兼爱非攻”,儒家的“天下大同”“君子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都是解决国与国关系的重要原则。《淮南子》记载的大禹化干戈为玉帛的历史故事就是协和万邦理论的政策实践;汉代班超在处理西域事务时提出的“宽小过,总大纲”也是典型的协和万邦外交政策;《唐律疏议》规定的处理与外国人民事冲突的规则(“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国际私法规范萌芽。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协和万邦”理论及其实践表明,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崇尚睦邻友好,具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和热爱和平的传统。新时代,我们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我们一如既往地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坚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推动全球治理变革,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唐律疏议》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基因密码,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本土资源,是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自信自立的根基。我们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同时,借鉴全人类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吕廷君 王月峰,作者吕廷君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月峰系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副教授)

[ 责任编辑:赵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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