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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与新政协会议会场的设计

发布时间:2022-11-25 09:22:22 来源:团结报

怀仁堂

梁思成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学家,也是一代艺术设计和鉴赏大师。1949年前后,梁思成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国徽、国旗、国歌的设计、选定工作,为新中国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梁思成也是新中国开国盛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会场的设计者。

怀仁堂的由来

众所周知,1949年新政协会场选定在中南海怀仁堂。怀仁堂原名仪鸾殿。清代北海、中海、南海三海总称西苑,为皇家御苑。1885年,慈禧为还政光绪帝,在紧邻皇宫的西苑修建新的寝宫,作为归政后的颐养之所。工程由样式雷家族第七代传人雷廷昌主持,位置在中海春藕斋以北,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式的建筑,因主殿殿顶为前后勾连的两个形制相同的单檐歇山卷棚顶,故最初叫两卷殿,1888年更名为仪鸾殿。慈禧入住后,仪鸾殿成为慈禧继续控制清朝朝政的政治中心,戊戌政变后更是慈禧训政之地。1900年庚子之变,慈禧仓皇出逃,西苑成为八国联军司令部驻地,联军司令瓦德西入住仪鸾殿。1901年不慎失火,德军参谋长施瓦兹霍夫少将被烧死,仪鸾殿也在大火中焚毁。

1902年慈禧回銮后,下旨在中海紫光阁以南择地重建仪鸾殿,最终择定中海西岸,紫光阁西南、丰泽园西北的原蚕池口地方作为新址。重建的仪鸾殿基本仿照旧仪鸾殿格局并加以扩增,成为一座三进院落为主体的建筑群。南面添盖宫门景福门,门前有大型琉璃砖雕影壁一座,门口一对景泰蓝铜狮子,门内为东西朝房,向北为新增的亭式重檐垂花二门,名“来薰风”。进门为前殿院落。正殿仪鸾两卷殿,东配殿多福斋、西配殿益寿轩。后殿院落面积更大,正殿福昌殿,亦有东西配殿,1908年慈禧在此去世。福昌殿后添盖一座西式二层后照楼,名延庆楼。加上配套的东面寿膳房、西面洋式点景楼、北面喜福堂等,形成一个比旧仪鸾殿规模更为宏大的宫殿群,工程用料和装饰等也更为奢侈。仪鸾殿旧址改建为西式洋楼海晏堂和仿俄馆。海晏堂是仿圆明园西洋楼海晏堂修建的二层洋楼,是西苑内规模最大、也最为华丽的建筑,作为慈禧宴飨外国公使夫人等女宾的专用场所,民国后袁世凯将之改名居仁堂,作为办公会客和居住之用,1964年作为危房被拆除。

清亡后,袁世凯对仪鸾殿又进行了改建。清朝时,每到夏季,为避暑纳凉,仪鸾殿前后庭院都要搭建起高出殿顶的巨大凉棚,凉棚东西坡面上开有天窗以利采光。袁世凯时仿照清代凉棚式样,用钢铁做成一个有两重檐的巨大顶棚——当时称为“罩栅”,后来称罩棚——将从来薰风门到两卷殿的整个前殿院落罩住,两重檐间的立墙和第一重檐四面的坡顶上开有天窗,来薰风门两侧长墙上也开了窗和两个小门。又在庭院内坐南朝北加建戏台,整个院落遂变成一个能容纳近千人,可以进行演剧、集会的大礼堂。改建后的仪鸾殿更名怀仁堂,成为中南海内规模最大的会场,袁世凯死后灵堂也设在这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中南海被辟为公园,怀仁堂一度被北平研究院占用,后被市政府收回交公园管理。北平市政府曾将怀仁堂用作举办集体婚礼的会场,傅作义也曾将其用作会客场所。除市政公用外,怀仁堂也被出租,收入用于增加公园经费和日常维护。

周恩来选定勤政殿和怀仁堂作为筹备新政协的办公和会议地点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周恩来派齐燕铭等人接收中南海,准备作为中共中央驻地。不久成立中南海布置科,钟灵任科长。根据钟灵绘制的中南海详图,周恩来选定勤政殿和怀仁堂重点修缮,作为筹备新政协的办公和会议地点,会场修缮改造和布置工作也交由钟灵负责。但勤政殿只适合举办一两百人的中型会议,怀仁堂成为当时北平城内唯一能够举办大型会议的场所。在此期间,怀仁堂已作为会场重新启用。1949年3月24日,中华全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怀仁堂举行,大会历时11天,董必武出席并作了讲话。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怀仁堂开幕,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出席大会并讲话。

在为文代会等会议召开做准备时,钟灵带领布置科对怀仁堂进行了一些整修,但要作为新中国开国盛会的会场,怀仁堂的环境条件还有相当差距。袁世凯时代加建的钢铁罩棚已有35年以上的历史,虽然结构部分完好,但设计很不美观,与古色古香的宫殿建筑风格很不协调。礼堂的地板已开始朽坏,许多内部设施也不适于政协大会使用。加之室内高度和面积大小都已限定,使会场布置相当困难。

为做好新政协会议筹备工作,同时兼顾对历史文物的保护利用,7月中旬,由高教会文物处出面与梁思成商讨,邀请其主持怀仁堂会场设计和整修工程。参与艺术设计工作的还有徐悲鸿、叶浅予等人。正在参加文代会的张仃也奉周恩来之命参加会场设计,并带领华北大学美术工作队和钟灵的布置科一起亲手布置会场。

梁思成与怀仁堂会场的设计

会场设计的第一个重点,也是最大的难点,是会议代表座位的布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最初向梁思成等人提出代表座位数目为722个,最低700个。这在空间有限的怀仁堂里布置起来已经不容易。筹备会又提出,主席台要兼顾演出和晚会之用,至少可以扭秧歌和演出评剧,主席台尺寸要尽量宽大,便于两用。同时,由于开国盛会的历史重要性,代表们不仅落座听讲,还要伏案书写,每个座位上的代表都要能很容易看见主席台上的发言人。随后又因为代表团组织差别和人数差异,要求不同代表团的代表要坐在一起,以方便会议讨论。这一系列要求使代表座位布置更费周折。

经过多次研究,梁思成等人决定把原有的旧戏台拆除,主席台改成半圆形,会场座位也按半圆形排列,使每位与会代表的座位都可以正对发言人。座位布置也改变原来一字排开的做法,改为在会场中间设置过道,代表团座位在中央过道两边分列。中间两列每排八个座位,两旁又各留走道,走道两旁又各有半圆形的座位一列。由于两旁配殿和柱子的影响,不能再做到每排座位数目一致,多的每排14个,少的只有3个座位。由于座位安排比较密集,每个代表座位的宽度只有65厘米,前后长度只有1.15米,面积比较狭小。为减少代表们的疲劳,座椅作了特别设计,宽达58厘米以上。同时为保持会场内安静,每个椅子腿下都钉有“橡皮钱”垫脚。桌子下面另装一层搁文件的复板,复板与桌面间距离不大,以便代表们坐下后可以把腿翘起来休息。

会场设计的另一个重点是地板问题。怀仁堂的地板本来是平的,后面的人看不见前面。梁思成等人在设计时将地板分成四层,后面地板高度与仪鸾殿正殿取平,前面地板高度比过去放低,随着弧形排列的座位做成弧形的四层台阶,使坐在后面的代表视线不再受到阻碍。

主席台也经过重新设计。除将原有旧戏台改建成半圆形台外,围绕主席台周边安装半圆形台阶,供上下主席台之用。主席台上另外高起一个小台,上面设置九人主席团座位。小台下正前方为发言台,两旁设记录席。小台和主席台周边台阶都是活动的,拆除后就成为一个半圆形的舞台。

会场内部装潢设计方面,原有罩棚两重屋檐间的天窗下面分布有很多电线、汽管等杂物,非常影响观瞻。为了隐藏它们,在罩棚下安装支架做了一个吊顶。为与周边宫殿装饰风格协调,支架框油漆成红色,吊顶蒙布用米色,上画青绿点金彩花图案。会场内外,除了旧有宫殿部分外,墙壁一律涂饰米黄色,座位、主席台等用楠木色。主席台上主席团背面用浅蓝及橙黄色的绸子做成有褶纹的背幕,橙黄色居中。背幕正中挂政协大会会徽,会徽两旁分悬孙中山和毛泽东画像。

会场内灯光一律采用太阳灯(即日光灯)照明。沿会场四周用太阳灯连缀成一条环线,主席台顶部也安装了隐蔽的太阳灯,这样安排灯光设备可以使整个会场光线均匀、柔和,不会出现大的阴影,也不会产生刺目不舒服的光线。会场通风设备是在东、北、西三面天窗上各装四具抽风机,用以保持会场温度适宜和新鲜空气的流动。扩音器和代表发言的麦克风设备全部由电信局负责。各色锦旗都悬挂在由仪鸾殿主殿和配殿改造的各个休息室内,不影响会场内的统一和协调。

会场外部来薰风垂花门完全保持原状,两旁小门加宽加高,将小门上部砖墙抬高砌成两个门楼,使两个小门风格也变得庄严起来,构成一种“迎人”的态势。门扩大了,台阶也随着加宽,宫门景福门和东西朝房也油饰一新。来薰风门重檐下挂上巨大的新政协会徽,门两侧墙上分列八根旗杆,更显得庄严壮丽。

怀仁堂会场设计完成后,由钟灵负责绘制成装修设计图报周恩来批准。钟灵又和张仃一起按照设计图绘制了一套大门装饰的彩色效果图,经周恩来同意后投入施工。全部建筑工程由公兴顺营造厂承包。建筑施工结束后,钟灵又带着布置科等单位100多人连续干了三天布置好会场,钟灵三天三夜没有合眼,直到周恩来看过满意后,整个怀仁堂改造布置工程才告结束。怀仁堂全部工程从设计到施工结束只用了18天。

由于新政协会期紧迫,加以怀仁堂原有空间等方面的限制,梁思成在设计时只能权宜从事,因而对设计效果并不满意,认为“事事多从忙里错”,如果时间能再充裕一些,还有很多不适合的地方可以纠正。尽管如此,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梁思成和新政协大会筹委会工作人员共同努力,已经为新政协大会布置了在当时条件下最好的会场,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建立起一座崭新的人民的大会堂。

1949年9月21日,装饰一新的怀仁堂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会。梁思成作为大会特邀代表,坐在自己亲手设计的会场里参加了这次历史性盛会。樊学庆,作者单位:广州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责任编辑:赵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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