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国庆五周年庆典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中。一天，日理万机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办起了家宴。自从由西柏坡到达北京以来，毛泽东经常在家里设宴款待党内外各方面人士，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大家其乐融融地坐在一起，拉家常，谈国事。这次，毛泽东邀请的人有中共高级将领贺龙、叶剑英，有原冯玉祥西北军旧部、刚刚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的鹿钟麟，还有一位，是一度曾与共产党兵戎相见、在辽沈战役中被围投诚的黄埔一期毕业生中的佼佼者——湖南人郑洞国。

这位收到套红的金字请帖，被毛泽东点名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参与国家机要工作的郑洞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确实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威名赫赫的爱国将领

1903年1月13日，郑洞国出生在湖南省石门县一个农民家庭。他早年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感召，毅然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东征中，郑洞国被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委派为党代表，后来主动请缨加入敢死队，冒着枪林弹雨率先爬上淡水城。在北伐中，他连战连捷，战功赫赫。

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蒋介石、汪精卫却先后背叛了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郑洞国的许多亲密战友和同志，或被杀害，或被迫逃亡，他本人也因平时言行进步而一度上了黑名单。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早已厌倦了同胞间互相残杀的郑洞国心情振奋。他以饱满的热情和必死的决心，先后参加过长城抗战、保定战役、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昆仑关战役、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战役等诸多重要战役，是较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

日军在侵占了东三省后，1933年春，得陇望蜀，开始觊觎华北地区。在国难日深、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举国抗日的情势下，蒋介石下令抽调中央军第二、二十五、八十三师组成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开赴古北口对日作战，郑洞国时任第二师（师长黄杰）第四旅少将旅长，奉命率部坚守南天门一线阵地。4月20日至28日，郑洞国率将士们忍饥受冻，在古老的长城上，以血肉之躯与兵力和火力都占绝对优势的日军展开了八昼夜的殊死鏖战。期间，郑洞国曾奉命率部撤往后方休整，行军途中忽闻接防的第八十三师阵地被日军突破，部队伤亡惨重，师长刘戡愤而自戕未遂，形势岌岌可危。郑洞国心急如焚，立即率部星夜驰返前线，向日军发动反攻。此时我军阵地已大部失守，大批日军蜂拥扑来。郑洞国因兵力单薄，多次反攻失利。在这紧要关头，为示必死的决心，他脱掉外套军衣，只着白衬衫，提着手枪，亲自率领部队冲锋，官兵们见状士气大振，个个争先与敌殊死拼杀，硬是将敌人击退了。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已经任第二师师长的郑洞国率第二师参加了平汉路保定会战。保定城破后，与敌展开巷战，幸而裴昌会将军率第四十七师冒死前来接应，才得以率军杀出重围。

1938年3月，郑洞国率部昼夜兼程地赶到徐州，参加徐州会战。郑洞国根据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果断指挥部队改变部署，火速开往运河南岸占领阵地，掩护友军集中，以确保徐州。这时大批日军已进抵运河北岸，正积极准备渡河南犯。郑洞国率师主力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赶到了运河南岸的利国驿立即与敌人隔河交战。但日军凭借强大炮火，攻势如潮。危急间，配属第二师作战的重榴弹炮营及时赶到，十二门大炮齐声怒吼，一排排炮弹准确地落在敌人头上，打得日本鬼子狼狈逃窜，不得不放弃渡河打算，沿枣台支线转攻台儿庄。此战大大缓解了危殆的战局，为我军变更部署、调动兵力赢得了宝贵时间。

1938年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结束后，郑调任刚刚组建的第五军任副军长兼荣誉第一师师长。荣誉第一师是由抗战中伤愈官兵组成的部队，作战有经验，军事素质较好，但当时内部人事关系复杂，纪律松弛，很难统驭。郑洞国到任后，知人善任，赏罚分明，对部队一再严明纪律，加强训练，经过近一年的努力，荣誉第一师的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大为加强，成为一支抗日劲旅。

1939年11月初，日军为切断我桂越国际交通线，威胁中国后方，由北部湾海面登陆，在很短时间内连陷钦州、防城、南宁等重镇，其号称“钢军”的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占领了南宁西北重要屏障昆仑关天险，战局危殆。12月中旬，第五军（辖荣誉第一师、二○○师、新二十二师）奉命调赴桂南，很快包围了昆仑关之敌，并于18日晨发动猛攻。战役开始，荣誉第一师担任主攻，迭克要点，表现极为出色。日军在接连几次失败之后，恼羞成怒，频频派出援军，双方在昆仑关附近各高地拉锯争夺，战斗甚为惨烈，战事处于胶着状态。如果不及时改变这种情况，则第五军之前进攻所取得的胜利将前功尽弃。在战役关键时刻，郑洞国从容镇静，亲临火线，在友军的有力支援下，指挥部队先后攻克了几个重要制高点，最后终于攻克了昆仑关。

1943年初，郑洞国受命担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当时中国军队与盟国之间关系甚为紧张，美国人傲慢的做法和对中国的无礼令中国军队很是不满。

郑洞国到任后，从抗战大局出发，一方面安抚军心，积极增进中美官兵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另一方面则注意维护国家尊严，对于盟方某些损害中国民族利益的过分要求和做法，进行坚决而策略的抵制。由于盟方有识之士和郑洞国等中国将领的共同努力，不仅使驻印官兵与美军人员之间一度比较紧张的关系缓和了下来，还使双方的合作氛围日益融洽。重庆军委会对于郑洞国在驻印期间发挥的良好作用曾深表满意，一再给予褒奖，史迪威将军也多次称赞郑洞国等中国将领的爱国精神和温文尔雅的道德修养。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由列多前进基地出发，在美国空军和工兵的配合下，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被世界上一些军事学家认为根本不适宜作战的亚热带崇山密林中，一面筑路，一面攻击前进，由此拉开了缅北反攻战役的序幕。至次年8月，驻印军和部分盟军部队经过无数次浴血鏖战，取得了胡康河谷战役、孟拱河谷战役和密支那战役的重大胜利，消灭了惯于在亚热带森林中作战的、曾在东南亚诸役中连连获胜、有“亚热带丛林之王”之称的日军第十八师团。

1944年8月，郑洞国升任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在他的指挥下，新一军先后攻克了敌重兵防守的重镇八莫、南坎、芒友等据点，全线打通中印公路。1945年3月底，历时一年半的缅北反攻战役最终宣告结束。缅北反攻战役的胜利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身不由己卷入内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已经从抗战前线回到昆明的郑洞国参加了各界民众组织的许多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一连几日高兴得夜不能寐，上街跳舞，吃流水席，跟着人群庆祝。他用杜甫的名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有生以来，郑洞国从没那么高兴过。这期间，蒋介石曾电召他去重庆，欲委任他为其侍从室侍卫长这个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肥缺”。忠厚谦逊的郑洞国一向看不惯蒋介石暴戾跋扈的性格，但又不好当面顶撞“校长”，就以自己性情愚拙、不善内卫事务为辞，婉言辞谢。

看到国共两党之间日益增多的矛盾和摩擦，郑洞国猜想，双方之间大的冲突甚至内战迟早会到来，他非常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战后的中国亟须休养生息，与民更始。郑洞国一面积极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一面思索自己的前途。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很快就被卷入到内战当中。

1946年2月，正指挥蒋介石嫡系精锐抢占东北的国民党政府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因重病在北平就医，特电请同是黄埔一期同学的郑洞国去东北代其主持军务。面临着“校长”和老朋友老同学的双重“邀请”，恪守忠义的郑洞国再也无法拒绝。3月初，郑洞国飞赴锦州就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职务。

1947年10月开始，东北解放军先后发起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决定成立东北“剿匪”总部，任命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剿总”总司令，同时任命郑洞国和范汉杰为副总司令。1948年初，在东北解放军凌厉的攻势下，国民党军队在东北仅剩下沈阳、长春、锦州三大孤立据点及周围少数城市，处境岌岌可危。蒋介石、卫立煌拟让郑洞国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官和吉林省主席，担负固守长春的任务。此时长春已经在解放军的四面包围之中，郑洞国的许多幕僚、好友都劝他不要从命，郑洞国自己心中也颇踌躇。3月下旬，在蒋、卫一再催促下，他只好飞赴长春，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痛苦的一段时光。

兵败长春走出迷途

1948年9月中旬，东北解放军发起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在锦州被解放军攻克前后，蒋介石曾几次严令郑洞国率部向沈阳突围，但因守军长期饥饿，体力虚弱，士气极其低落，部下将领都没有突围的信心，所以突围之议几次搁浅。10月16日，郑洞国下决心执行蒋的突围命令，召集部属制订了突围计划，决定在第二天拂晓行动。但当天夜里，滇军将领曾泽生率六十军宣布起义，打乱了郑的部署，突围被迫中止。此时郑洞国虽然对突围已彻底绝望，却仍决心为“党国”效忠到底，拒绝了解放军方面要其停止抵抗的要求。然而他部下的官兵们却不愿再为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做殉葬品了。19日上午，新七军全体官兵宣布放下武器。21日凌晨，郑洞国身边的兵团直属部队也放下了武器，长春解放。郑洞国和他部下的官兵们，从此走上了新的光明道路。

在曾泽生起义后的10月18日，为了将郑洞国从山穷水尽的黑暗中挽救出来，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亲自给郑洞国写信，分析形势，晓以大义，劝他顾念当年黄埔就学时的革命初衷，举行反蒋起义，回到人民的行列中。信件原文是：

洞国兄鉴：

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远者不论，济南、锦州相继解放，二十万大军全部覆没。王耀武、范汉杰先后被俘，吴化文、曾泽生相继起义，即足证明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已无疑义。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离背，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时机紧迫，顾念旧谊，特电促下决心。望与我前线萧劲光、萧华两将军进行接洽，不使吴化文、曾泽生两将军专美于前也。

周恩来

十月十八日

可惜的是，这封信件是用电报转达前线的，由于城内战乱，当时未能送到郑洞国手中。长春和平解放以后，郑洞国才知道此事，对于老师的这番亲切关怀，内心由衷感激。

潜心学习 用心思考

长春和平解放以后，郑洞国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给予的优渥待遇。

10月21日天大亮后，郑洞国带着已经放下武器的兵团司令部直属部队出城途中，迎面碰上正率大批部队进城的解放军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和政委萧华。萧华立即停下车子，走过来热情地问候郑洞国，没有一点胜利者的骄矜之色，使他冰冷的心底，油然泛起一股钦敬。

当晚，萧劲光和萧华设下丰盛的酒菜款待郑洞国。身为败军之将，郑洞国的心情坏透了，席间只顾低头喝酒，不肯讲话。两位萧将军看出他的情绪，并不介意，仍旧不停地为他斟酒、夹菜，一团和气，同时探询他的打算，希望他能继续在人民的军队工作。

酒过数巡，郑洞国才抬头回应：“我在国民党里搞了二十几年，现在失败了，当然听凭处理；至于部下官兵，如有愿意回家的，希望能让他们回去。”

“关于这些我们党有政策规定，都没有问题，请郑将军放心。要回家的人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回家，愿意留下的也一定给予妥善安置。”萧华政委笑着回答。

“既然过来了，大家都是一样的，都还可以为人民服务嘛。郑将军今后的打算如何？是愿意回家还是愿意留下来？”萧劲光司令员在一旁微笑着问。

面对善意的询问，心如死灰的郑洞国依旧表示，什么事都不想做，只想当个老百姓。还生硬地提出：一不去广播、登报；二不参加公开的宴会。两位萧将军爽然应之，并不勉强。

筵席快结束时，萧华政委委婉地建议：“你不愿工作，是否愿意到后方哈尔滨去多看看，休息休息，或者学习一段时间，请任意选择。”

郑洞国想了想，觉得去解放区也好，看看人家共产党是什么样子，免得自己输得糊里糊涂的。

临别前，郑洞国没忘了向二人道谢，因为这是他几个月来吃到的最丰盛的一餐饭。

次日天明，郑洞国和其他投诚将领们经永吉前往哈尔滨。在哈尔滨，郑洞国住了三个多月。组织安排他住一幢小楼，还把夫人从上海接过来一起住。虽然生活优待，行动自由，但郑洞国的心情非常苦闷。尤其是看到为之奋斗了近半生的“党国事业”，已经穷途末路、回天乏术了，心里更是空虚、绝望。痛苦之余，郑洞国还想保持军人的气节，愚忠于国民党政权。这期间，中共党内高级干部何长工等人，多次找他谈话，希望他参加人民政权的工作，都被郑洞国顽固地拒绝了。

郑洞国后来回忆这一段时光：“本来，住在哈尔滨，我除了看报外，什么书都不想读，也读不进去。看报看了个把月之后，心境好一些了，对于看报的兴趣越来越浓了，当初心里存个问题——共产党为什么能成功？国民党为什么失败了？——似乎得到了一些初步解答。可是初步解答的愈多，问题也愈多，问题中有许多是不能从报上得到满意解答的。于是看书的愿望油然而生。我要求阅读毛主席著作，得到一部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这部书我至今还保存着，成了一件十分珍贵的纪念品。”此后，郑洞国不仅认认真真地读毛泽东著作，还读过《列宁文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普列汉诺夫的一些著作。

之后，郑洞国从哈尔滨到了抚顺。他在东北潜心读书的时候，解放战争的形势也在迅猛发展，解放军相继取得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后，又打过长江，解放了南京、上海，全国的解放已经指日可待了。对郑洞国思想影响特别大的是，按资历、地位是他前辈的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官员，如张治中、邵力子、程潜等都毅然脱离国民党政权，投向人民怀抱；连他的黄埔军校一期同学、曾经在四平街与共产党军队殊死血战的陈明仁等，也都勇敢起义了。郑洞国由此认识到，这么多原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员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肯定有其道理，国民党政权确已穷途末路、众叛亲离了，这个阵营中凡有良知的人，都应当以鲜明的行动，作出正确的政治抉择。他继续在书本上寻找答案：在多年的抗战中，面对日寇强敌，自己领导部下很少打败仗，但是到了东北，面对“小米加步枪”的人民武装，全部美式装备、曾经不可一世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却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从猖狂进攻到放下武器”，土崩瓦解、灰飞烟灭了。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抗战胜利后仅仅三年，全国人民就从对国民党充满憧憬和希望，突然转变为民怨沸腾，揭竿而起？

周恩来的亲切关怀

郑洞国在抚顺一直住到1950年8月，后因胃病问题前往上海就医，沈阳军区政治部特地派了一位科长一路陪送。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近一年了，神州大地气象一新。途经北京小住时，郑洞国特意看望了自己十几年的老友焦实斋。

东北内战爆发之初，在杜聿明的力邀下，焦实斋一度担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的总顾问，后因不满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统治，弃官回到北平教育界任教。北平和平解放前夕，焦实斋应邀出任国民党华北“剿总”副秘书长，积极协助傅作义将军与解放军和谈，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过贡献。焦实斋谈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种种令人振奋的新气象，以及对新中国建设辉煌前景的展望，都深深感染、打动了郑洞国的心。从老友身上，他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榜样。

过了两天，萧劲光和萧华两位将军又请郑洞国去北京著名的全聚德餐厅吃烤鸭。这次见面，全然不像上次见面时的气氛了，大家有说有笑，谈古说今。郑洞国特别为过去见面时的生硬态度道了歉，两位萧将军大度地表示能理解当时他的心境。话题转到新中国的建设，两位萧将军希望郑洞国参加解放台湾的工作。那时郑洞国的思想虽已有了很大转变，但仍未完全摆脱旧的封建思想的束缚，闻言犹豫了半天，才袒露心扉。他表示通过学习，已经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本质，拥护共产党解放台湾的决策。但碍于海峡彼岸多是自己过去的故旧、袍泽，彼此有着多年的情谊，个人难以做到与他们兵戎相见。两位萧将军则说，他们希望郑洞国出来为人民做一些事情，至于做什么、怎么做，完全尊重他个人的意愿，绝无勉强之意。这种宽宏开阔的胸襟和态度，着实让郑洞国感动和钦敬。

郑洞国这次途经北京，最大的收获，是周恩来总理在家中会见并宴请了他。郑洞国感到很意外，想不到担任政务院总理的老师日理万机，却还一直记挂和关心着他这个学生。

那天，郑洞国准时来到周总理家中，周总理还特意请了曾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的聂荣臻一同晤谈。一见郑洞国走进客厅，周总理连忙起身，快步迎了过来，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郑洞国，紧握着他的手说道：“洞国，欢迎你，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难得有这个机会呀——”

一瞬间，百感交集的郑洞国连视线都有些模糊了，热泪几乎夺眶而出。眼前和蔼可亲的周总理，还是当年东征途中的周主任啊！郑洞国嘴唇嚅动了半天，才哽咽地说：“周总理，几十年来，我忘记了老师的教诲，长春解放前夕，您还亲自写信给我，我感谢您和共产党的宽大政策——”

周总理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微笑着说：“过去的事不提了，你不是过来了吗？今后我们都要为人民做点事嘛！”

落座之后，周总理问郑洞国在北京是否有熟人。郑洞国想了想说，有位黄埔军校一期的同学李奇中，彼此交谊深厚，据说现在北京。周总理听了略一思忖说，这个人我知道，他现在是政务院参事嘛。随即吩咐工作人员快去请来。过了片刻，李奇中匆匆赶到，师生四人相见，分外亲热。

吃饭的时候，周总理详尽地问起郑洞国的身体和家庭情况，关切的神情犹如家人一般，郑洞国如沐春风，心底泛起阵阵暖流。聊着聊着，周总理又和蔼地问起郑洞国今后的打算。郑洞国想了想，有些颓丧地表示，自己别无所长，人也老了，打算回湖南老家种地去。

“好啊，你在老师面前也敢称老？”李奇中在旁插话道，一桌人闻言都大笑起来。

“洞国，你还不到五十岁嘛，还有很多时间可以为人民做贡献啊。现在国家建设刚刚开始，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呀。”周总理亲切地说。

周总理诚恳的态度让郑洞国非常感动，就表示准备先回上海治病，料理一下家务，再听候安排。

“你先回家休息一下也好嘛，身体养好后随时可以来。”周总理说。

席间，周总理还询问起当年中国驻印军在缅北与盟军联合作战的情况。当时，朝鲜战争正在激烈进行。郑洞国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美军的作战特点，指出美国人打仗主要依靠武器，打不了硬仗，为此还特别举了几个实际战例加以说明。周总理和聂帅听得很认真，不时插话询问。郑洞国讲到美军非常依赖空中补给，过去中美军队共同执行作战任务时，美国兵行军走累了，就先丢弃武器弹药，然后再丢弃衣服，待到达目的地时，浑身只剩下一条短裤了，活像一只只大毛猴，以致空运的装备只好先全部补充给美军，搞得一些中国军官大发牢骚，不愿与美军一起行动。周总理听得有趣，几次仰头大笑。据说在后来的一些会议上，周总理多次引用郑洞国讲的这几件事，激励大家要从战略上藐视敌人，坚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

1950年8月中旬，郑洞国回到上海，仍旧住在武康路原来的寓所里。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没有将这栋房子收回，让郑洞国的家眷一直住在这里。

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他住进上海公济医院，接受公费医疗。经过医生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后，郑洞国回到家中静养，困扰他多年的胃病竟慢慢痊愈了，再也没有复发过。

郑洞国在上海一直休养到1952年6月。这期间，他一面养病，一面关注着国家的建设与发展。

当时境内外一些对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缺乏认识的人士，鼓噪什么“共产党人可以马上得天下，但未必能马上治天下”。郑洞国对此虽不相信，不过还是认为上海这个地方境况复杂，短期内恐怕很难治理好。但是在事实面前，郑洞国真是叹服了！上海滩被帝国主义列强盘踞百年之久，号称“东方巴黎”，曾经是个名副其实的花花世界、投机者和冒险家的乐园。谁知解放刚刚两年多，居然就彻底获得了新生，不仅旧社会的习气被扫除了，物价飞涨、商人囤积居奇，普通百姓抢购商品、痛苦煎熬的社会现象也不见了，整个城市在人民政府的管理下井然有序、生机勃勃，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欣欣向荣。这让郑洞国愈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孙中山先生当年的遗愿，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951年冬，郑洞国写信给李奇中，谈到对新中国各项建设成就的认识和振奋心情，准备春节期间再到北京看看。李奇中将此事告诉了周总理。周总理很快给郑洞国发来电报，邀他到北京。

春节前夕，郑洞国到了北京，周总理在政务院再次会见并宴请了他。一见面，周总理还是嘘寒问暖，对郑洞国关怀备至。郑洞国也坦诚地向周总理汇报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新认识，郑重表示愿意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听了郑洞国的汇报，周总理高兴地说：“你的思想又有了新的进步，这是值得庆贺的，我代表大家欢迎你。你的年纪还轻些，完全可以多为人民服务嘛。”

“感谢周总理的关怀，我把上海家中的事情安置好，很快来京工作，听候总理安排。”郑洞国恳切地表示。

周总理爽朗地笑了起来，说：“好，好，你可以边学习，边工作嘛。”

1952年5月下旬，郑洞国给周总理拍发电报，表示一切准备妥当，随时听候周总理安排。周总理很快复电，要他尽快到京。

不久，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刚刚由上海迁居北京的郑洞国被任命为水利部参事。郑洞国这次迁居北京，不是简单的搬家，而是表示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决定。

担任水利部参事的时候，看到新中国成立仅几年，水利建设工程规模之大、收效之宏，郑洞国格外振奋，决心竭尽自己的全力，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添砖加瓦。

向毛主席请教如何学好马列主义

1954年毛泽东举办家宴的时候，郑洞国刚到菊香书屋，毛主席就迎了上来，热情地握手、寒暄、让座。

坐定之后，毛主席操着浓重的湖南乡音，诙谐地笑道：“郑洞国，郑洞国，你的名字好响亮哟！”顿时引起大家一阵大笑，郑洞国原本有些紧张的心情，在笑声中顿时轻松了许多。

接着，毛主席又问郑洞国吸不吸烟。郑洞国应声说“吸”，顺手在茶几上取了一支烟。没想到，毛主席十分敏捷地擦着一根火柴，站起身替他点燃了香烟。毛主席这个不经意间的动作，却在郑洞国心中掀起巨大的波澜。他没有想到，这位深受亿万中国人民敬仰和拥戴的共和国领袖，竟是如此亲切随和、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旧社会达官显贵那种虚伪矫饰、盛气凌人的样子。“共产党与国民党就是不同啊！”郑洞国在心底对自己说。

言谈间，毛主席亲切地询问起郑洞国全家的生活情况，并鼓励他说：“你的家庭生活安排好了，还得多为人民做点工作嘛！你今年才51岁，还很年轻哟！”郑洞国很惊讶，原来毛主席这样了解他，连自己的年龄都知道。他真诚地表示今后要好好为人民服务。

大家愈谈愈投机。郑洞国那些年已经读了不少毛主席的著作，对毛主席的思想和学问极为钦佩，也在思考着如何更深入地掌握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因此谈着谈着，他突然问了个“不甚得体”的问题：“毛主席，您的马列主义为什么学得这样好呢？”

毛主席闻言，略怔了怔，似乎没有料到郑洞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郑洞国自觉问题问得唐突，也有些不好意思。

毛主席却不在意，爽朗地笑道：“我当年接受马列主义以后，总以为自己已经是个革命者了。哪知道一去煤矿，和工人打交道，工人不买账。因为我还是那么一副‘学生脸’‘先生样’，也不知道怎么做工人的工作。那时我整天在铁道上转来转去，心想这样下去怎么行呢？想了很长时间，才有些明白，自己的思想立场还没有真正转变过来嘛！”

毛主席又加重语气说，自己也不是生而知之的圣人，而是在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他还说，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发展的，立场是可以转变的。只要立场转变了，自觉地放下架子，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学习马列主义也就容易学好。

郑洞国心里明白，毛主席是在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开导他，鼓励他进一步转变立场，走上为人民服务的道路。

毛主席在宴席上讲的这些话，影响了郑洞国整整后半生。从那以后，他一直牢记着这些谆谆教诲，努力改造世界观，全身心地投身于国家和民族事业。

就这样，自从长春投诚以来，通过反复的思考、观察，郑洞国的思想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深刻地认识到过去20多年所走的是一条违背自己爱国初衷的错误道路。1982年，郑洞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一番肺腑之言：“我的老同学杜聿明生前曾对我说，历史最能教育人，最具有说服力，一个人经历过曲折的道路，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才有了比较、甄别的发言权，才更能笃信国家独立、富强的理想。这段话，我是感受极深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祖国独立、富强的理想，已经初步实现，并且展示了光明的未来。”

（本文节选自《<民革前辈与新中国>续编》，团结出版社，202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