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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结案状元”的转换与坚守

发布时间:2015-10-19 来源:法制日报

□本报记者黄洁本报通讯员王磊

陶钧,一位80后的年轻法官,曾以年结案917件的纪录成为当之无愧的“结案状元”。7年经济审判后突然“转战”知识产权新领域,他却仅用一年时间便实现“华丽转身”,结案数再登全庭之首。

他的“高产”背后,有“5加2,白加黑”的辛勤奉献,有“多元引渠”调解法、“利益分析成本释明”调解法等一系列全新调解手段的探索和尝试,有对平息争端、案结事了的理想追求,更有他无怨无悔、不忘初心的浓浓“法官情结”。

用陶钧的话说:“对法院,我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怀。”

初入法院,仅两年披上法袍

2003年7月,大学毕业的陶钧走进原北京市崇文区法院,开始了他的圆梦之旅。刚到法院的时候,看到书本上那些冰冷的法律条文被应用到一件又一件具体案件中,陶钧的心里总有一股说不出的兴奋劲儿。不过,与兴奋“同行”的还有对办案的无从下手。

最初的日子,陶钧白天跟着“师傅”学经验,师傅怎么和当事人交流、问了什么问题……每一个细节他都认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晚上回去,他便求知若渴地翻阅各类案例和理论书籍,一心只想让自己进步得快一些、更快一些。

功夫不负有心人,仅仅两年时间,年轻的陶钧就顺利披上法袍,成为原崇文法院最年轻的法官;2007年便已独立办案,仅一年后就以年结案917件的惊人数字,打破了全院经济审判的结案纪录,且所办案件无一错案。

谈到自己的“状元”身份,陶钧有些不以为然:“其实,也是赶上了那样一个时期,大家都是‘蛮拼的’。”

陶钧告诉记者,2008年前后,汽车消费贷款类纠纷迅猛增加。一些汽车销售商为扩大市场份额,推出“零首付,汽车开回家”的汽车消费贷款政策,忽视风险防范和资信审查,部分贷款车主根本没有还款能力,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呆账、坏账。

“我一个人当时办理的汽车消费贷款案件就有700多件,占我2008年全年办案量的76%,案件压力相当大。”可对于年轻气盛的陶钧来说,压力就意味着动力。从那时起,他便开启了自己“5加2、白加黑”的工作模式,晚上在单位加班写判决,一大早就开着车“满世界”找当事人、送达,见缝插针地开庭。

工作节奏快却丝毫没有拖累陶钧的细心和思考。同一类型的案子办了几个,陶钧就发现,银行借款类的文书格式化内容很多,一次次重复填写浪费时间。于是,他专门针对几种情形分别设计了文书模板,遇到同类问题直接利用模板录入,再认真校核,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更加确保了文书的正确无误。

一年900多件案件办下来,虽然累,可陶钧俨然成熟了许多,更重要的是,高效成了他办案的一种习惯。在崇文法院民三庭的7年,陶钧平均每年结案都在200件以上,结案量在庭内始终名列前茅。

突遇变革,新领域华丽转身

陶钧没有想到,自己在经济审判领域的“宿命”会戛然而止。2010年7月,北京市原崇文区和东城区行政区划合并,陶钧离开了自己为之奋斗了7年的崇文法院,调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

知识产权审判和商事审判整体差别非常大,刚进入知识产权审判领域,各式各样的商业标识也让他觉得新奇,可那些百思不得其解的技术方案、神秘莫测的商业秘密却也让他深受困扰。作为法律专业出身的陶钧,能否迈得过知识产权这道专业的坎儿,成为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挑战。

这一次,陶钧又搬出了自己攻坚克难的“法宝”——勤奋+刻苦。

在到高院知产庭最初的三个月里,陶钧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知识储备上。他白天忙于庭里的各项工作,下班后就抓紧一切时间阅读专业书籍、熟悉相关法律法规。这期间,他读遍了庭内多年来编纂和收藏的所有专著、论文、案例汇编,并认真研究了法官在裁判中的思考逻辑,近年来知识产权审判的发展和变化等等,阅读笔记记了厚厚的一大本。

越是学习越让陶钧感到,知识产权领域业务面广、技术性强,一个人对业务知识的掌握不可能达到大而全,只能选取几个兴趣点作为主攻方向,以点带面,培养自己的业务专长,这也为他今后在知识产权审判领域的发展找准了定位。经过半年的学习积累,陶钧顺利适应了新工作岗位的要求,在2011年度至2013年度间,共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378件,平均年结案量为126件,并且在2011年和2013年结案数量均居全庭之首,再次成为高院知识产权庭的“结案状元”。

法官职业生涯的这一次转折,带给陶钧的不仅仅是又一个全新的领域,又一个并不陌生的“状元”头衔,更多则是他在审判业务领域中更多的游刃有余和思索开拓。

执著调解,息争端案结事了

2010年,一起涉及英国某时尚品牌的商标侵权案件被上诉至北京高院,由陶钧承办。案件的起因是北京秀水街的一个商户兜售假冒该英国品牌的钱包,结果品牌商将秀水街告上了法院。

认真阅读案卷后,陶钧发现,这起案件其实比较典型,商户贩卖了假冒名牌的钱包和皮带,且是根据购买者的要求进的货,但维权方出于对自己品牌价值的考量,索要高额赔偿。根据商户与秀水市场的约定,一旦秀水市场被判赔偿,将由商户承担全部赔偿额。

“其实这种情况下,案件的事实和证据非常清楚,直接判决并没有什么错误。可如果真是一判了之,不仅直接影响到商户今后的生计,而且对提升国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也未必有利。”思索再三,陶钧决定先不开庭,争取庭前调解。

陶钧先找到秀水市场的代理人和小商户,认真地进行释法说理,要求秀水市场减少对商户赔偿额的要求,但可要求其在报纸上公开声明,维护英国品牌的形象,同时要求商户在今后经营中要开展维护商标权的工作。然后,陶钧又找到英国一方的代理人,向其讲明被告方已答应加强内部监管,这比仅仅进行高额赔偿对原告方的品牌维护更加有效。经过反复多次做工作,这起案件最终调解解决。

在普遍认为调解难度很高的知识产权领域,陶钧却固执地选择“偏向虎山行”,不仅如此,还创出了不同案件的“多元引渠”调解法、“利益分析成本释明”调解法、“情感关怀”调解法等新的调解方式与理念。这些调解经验,陶钧还曾经向全市知识产权法官通过授课方式进行了推广。

陶钧告诉记者,在知识产权审判中,他追求高效率的风格依旧没变。“我从基层上来,已经习惯于案件上来后通读卷宗,如果案件事实清楚、双方争议不大的,就自己先进行个繁简分流,能简化处理的就简化处理。”可即使是对效率如此“斤斤计较”,陶钧依旧对有些劳神费力的调解工作乐此不疲,“做调解工作需要反复不断地与各方当事人沟通,花费的精力往往大于判决,有时甚至会让人误解。可我自己知道,我追求的不过是,从我手里出去的案件能有一个根本的了结”。

陶钧说,每次看到当事人从矛盾的对立方走回到理性的谈判中,再到握手言和,心中都有种特别的喜悦。

不断学习,做学问应对新题

从基层走到高院,法官的角色中除了审案,还有很重的调研和指导基层审判的任务,因此写文章、做学问,就成为高院法官们的主责之一。而这项“工作”中的陶钧,依旧出色。

2014年,陶钧发表的各类论文就有30多篇,今年2月以来,在《知产力》专业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就达到了16篇,还与庭内同事们一起参与撰写了商标确权授权司法审查的专著,是名副其实的“高产作家”。

陶钧认为,知识产权审判新类型、新情况、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必须要在审判工作中不断学习,有时甚至是边审边思考。

在审理“明显实质性缺陷”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案中,陶钧又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以往,虽然“依职权审查”、“明显实质性缺陷”等概念经常被提及,但是实践中却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为了弄明白这个概念,陶钧查阅了大量国内外在先的判决和理论书籍,撰写了万余字的判决书,对两个概念进行了阐述。这份判决,陶钧反反复复地修改了5遍,最终该案被评为中国法院2012年司法保护50件典型案例,并成为北京市法院的参阅案例。

陶钧还说,在案件审理中,不仅要确保法律的准确适用,也要注意对相关司法规则的确立。

例如,在陶钧审理的窦骁与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演出经纪合同纠纷案中,陶钧就又对艺人是否具有单方解除合同权进行了全面剖析。该案后来也被评为中国法院2013年司法保护50件典型案例,和2013年度北京市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不忘初心,为梦想甘为助理

2014年6月,北京高院知识产权庭作为北京市司法改革试点单位率先试水法官“员额制”改革。有着10年审判经验的陶钧身份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走下法台,成为一名法官助理。面对各种媒体、报刊关于司法改革、法官员额制、青年法官离职潮的报道,陶钧心中也难免有了些不知所措。

一次同学聚会上,大家拿出了大学毕业时的留言簿,陶钧看到,自己曾在上面认真地写下:“爱它,无怨无悔,不舍不弃;坚持自己,不问去路,只为梦想,做一名堂堂正正的法律人!”再见当初誓言,陶钧终于又为自己的法官之路找到了方向。

如今的陶钧,日常工作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配合法官完成诉讼中的各项事务性工作。曾有人问他:“当了将近10年法官,让你从法台上又坐回到了下面,会不会失落?”陶钧依旧是一笑而过:“在法院工作既是我的事业,也是我的梦想,更是自己学时的誓言,坚守自己,工作的需要就是自己的需求。”

陶钧对记者说,司法改革是大势所趋,现在自己做的法官助理工作是为将来司法体制改革做一些尝试和积累。现在的他,又在很认真地思考着如何才能当好一名助理,从案件登记到通知当事人,从参加庭审到撰写文书初稿,每一步他都细心的记录与思考,找寻着如何可以在工作机制转变的过程中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的最佳途径。

陶钧就是陶钧,无论角色如何转换,都改变不了他对法官职业的热爱与坚守。

[ 责任编辑:王恺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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