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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国语统一”的思想争论

发布时间:2017-02-15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作者:崔明海

——兼论中共领导下文字改革的理论话语与策略转向

摘要:语言统一是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的组成部分。这个议题与近代汉字拼音化运动相伴而生。国语论者和拉丁化论者虽然在“国语统一”上有着共同的目标追求,但由于政治立场、语言观和阶级意识的不同,双方对“国语”的确立和语言统一的路径有着不同的构想和实践方案。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围绕着语言如何统一问题的思想争论,颇能反映出近代语文改革与民族主义思潮、阶级革命之间存在的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这一思想争论不仅蕴含着中共领导下文字改革的理论话语,而且正是通过多种不同思想的竞争和启发,中共的文字改革思想和策略在继承前人遗产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改革和发展。

关键词:国语;语言统一;方言拉丁化;阶级;国家

 

语言统一是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的组成部分,这个议题与近代汉字拼音化运动相伴而生。一方面,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希望通过统一语言来教化和团结国民,强大国家,这是语言民族主义思想的体现(有关近代国语统一思想的政治意涵的揭示,可参见刘进才:《国语运动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人文杂志》2010年第4期。)。另一方面,中国地域方言纷繁复杂,语言统一是推行拼音文字的重要条件。语言不统一,标准化的拼音文字就难以制定和普遍推广。(参见赵元任:《反对国语罗马字的十大疑问》(四),《小学与社会》第1卷第47期,1935年。)

中国近代语言统一的构想肇始于晚清切音字运动时期。进入民国以后,逐步进入实践层面。在黎锦熙、钱玄同、赵元任、吴稚晖、张士一等人的推动下,当时主管语言文字政策规划的官方机构——国语统一会筹备会决定要改革过去的官话音,凡字音以北京音的读法为准。1926年1月,由国语支持者组织的全国国语运动大会通过《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向社会明确宣布:将北京语确定为国语的标准方言。1932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行文公布新编国音字典,正式确定京音为国语标准音。(有关国语运动的史实,可参见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1934年。后世学者从语言学、历史学等多学科角度研究了清末民国时期的国语(音)及其音标形式的演变,近代标准语的正名和争论等问题。参见高天如:《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王理嘉:《汉语拼音运动与汉民族标准语》,语文出版社,2003年;于锦恩:《民国注音字母政策史论》,中华书局,2007年;王东杰:《“代表全国”——20世纪上半叶的国语标准论争》,《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6期。)至此,所谓标准“国语”,实际上就是改良的北京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始将语言统一纳入到政权建设中来,在社会上较大规模地推行学习注音符号(注音识字)和北京话的运动。

国语运动和方言拉丁化运动是近代汉字拼音化运动史上两支影响较大的改革力量。国语派和拉丁化派在语言统一的议题上虽有共同目标,但在实践层面却有着不同的规划方案。围绕国语统一问题的思想争论颇能反映出近代语文改革与民族主义思潮、阶级革命之间存在的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设密切相关的语文改革问题一直得到研究者的关注。从总体上来看,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国语运动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关于近代国语运动,研究者深入探讨了近代国语运动兴起的原因及影响因素、国语运动的政治意涵和目标追求、国语运动与民族主义、地方社会政治的关系等问题。(相关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王尔敏:《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之自觉及国语运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2年第11期;汪林茂:《清末文字改革:民族主义与文化运动》,《学术月刊》2007年第10、11期;王东杰:《从文字变起:中西学战中的清季切音字运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喻忠恩:《“两广事变”后的广东国语运动》,《开放时代》2009年第4期;Johnde Francis, 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0.)中共领导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历史也是研究者们关注的“老问题”,相关研究主题集中在新文字拉丁化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的语文改革思想和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冬学运动等方面(相关代表性成果有武占坤,马国凡主编:《汉字·汉字改革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程文:《吴玉章教育思想与实践》,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栗洪武:《徐特立与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教育运动》,《徐特立研究》1996年第3期;王爱云:《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字改革》,《党的文献》2010年第3期;刘倩:《试论陶行知的拉丁化新文字观》,《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杨慧:《思想的行走——瞿秋白“文化革命”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刘东方,马韬:《鲁迅与洪深的文字改革观念之比较》,《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9期;王元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冬学运动》,《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3期;秦燕:《陕甘宁边区新文字运动兴衰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8期;王建华:《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运动——以延安县冬学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国语统一问题贯穿于近代语文改革的始终,但在不同时期它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却有所不同(王东杰探讨了清末切音字运动中方音切音字与国语统一思潮的纠结问题,而村田雄二郎和袁先欣探讨了五四时期国语统一论争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相关议题。参见王东杰:《“声入心通”:清末切音字运动和“国语统一”思潮的纠结》,《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日〕村田雄二郎著,赵京华译:《五四时期的国语统一论争——从“白话”到“国语”》,王中忱等编:《东亚人文》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袁先欣:《语音、国语与民族主义:从五四时期的国语统一论争谈起》,《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本文主要梳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汉字拼音化运动中,国语论者和拉丁化论者围绕“国语统一”问题所发生的思想争论,探析这一时期争论产生的原因、内容及其历史影响,借此以探究中共领导下文字改革的理论话语及策略发生转向的原因。

一、北京话、普通话与国语

确立北京话作为标准国语,在社会层面推广注音符号和学习北京话的国语运动,不仅是推行注音识字,扫除文盲的需要,也是南京国民政府试图整合国民和统一国家的重要手段。从形式来看,国语标准是由官方语言规则和研究机构确立的,国语统一运动也是由南京国民政府来主导的。这些举措都引起左翼知识分子,特别是拉丁化论者的不满和质疑,并反对以“北京话”作为标准语的国语统一运动。

在瞿秋白看来,正在大都市和现代化的工厂里形成中的“无产阶级的话”——普通话最有资格成为标准语。这种“普通话”不是“农民的原始的言语”,不是“绅士等级的言语”,不是“某一地方的土话”。普通话是避开各方言中偏僻的成分,吸收各地方言的优点而形成的一种言语,并且能够容易接受现代政治、技术、科学、艺术等概念。但普通话的口音还没有完全统一,应该“以中立化为原则”,拿长江流域的中部口音作基础,将一些不普通的北方口音除去,取消一些过于精细的分别,制成迁合南北的官话音。瞿秋白虽否定拿北京语做标准语的做法,但他也承认普通话和北京官话(不是北京土话)有着密切关系。相对于其他方言,因为北京话有最成熟的文艺作品和著作,所以,普通话采取北京话的文法、词语、语音要多一些。(瞿秋白对“普通话”的阐述散见于多处,文中所引参见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48—52、153—169、280—310页。)

从瞿秋白对“普通话”的建构中可以看出,他将政治上的中立化、民主化原则应用到了语言的发展上来,希望创造出能“代表全国”的标准语。这种构想立意甚善,但也充满了理想化的色彩。这种普通话如何形成,何时能形成,是否便于应用,也未可知。实际上,左翼知识分子内部对于“普通话”的认知也有不同意见。茅盾就带着这个问题到上海的铁厂、印刷厂、纺织厂和码头工人中进行实地调查。所得的结论是:五方杂处的大都市,如上海的无产阶级的普通话是一种以上海白做骨子的“南方话”,其原因在于各省人流入上海的工人社会是逐渐的过程,所以居于主体的上海本地话常居主位。按此推测,在一地的无产阶级有其“普通话”,而在全国却没有。(参见止敬:《问题中的大众文艺》,《文学月报》第2期,1932年7月10日,第55—56页。)语言总是有一定的地域性,以“中立化”原则来审视,当时并不存在能代表全国,综合各种方言优点而形成的“普通话”。

对于方言拉丁化派对“国语”的质疑和批判,国语派的代表人物钱玄同当时没有作出反应。据黎锦熙记述,早在1929年,列宁格勒大学和莫斯科大学曾派来两位教授想约见钱玄同、黎锦熙等人讨论中国文字改革问题。不过,当时后者拒绝见面,因为钱玄同认为外国人对中国语言总有隔膜且主义不同。在钱玄同看来,拉丁化新文字是苏俄代中国制造的,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是“不肯在语文学理范围内来平心讨论的”。(黎锦熙:《钱玄同先生参加“国语运动”的二十年小史》,《精诚半月刊》第10期,1939年7月1日,第11页。)虽不能说拉丁化新文字是苏俄代中国制造的,但这一时期有关语文改革的争议确已深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钱玄同不作回应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不过,钱玄同的沉默不代表国语论者已经接受和认同拉丁化论者的批评。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的成员,学者何容在该会会刊《国语周刊》上针对“官僚的所谓国语”的评判作出回应。从表面上看,国语是经“政府”提倡的,的确是有“官僚”的嫌疑,但何容显然不同意以此来评判国语就具有“官僚的”阶级性质。何容辩解道:北京话虽不是在“现代化的工厂里”产生出来的,却也不是在“官僚俱乐部里”产生出来的。比较来看,北京语系通行区域比其他语系都要广。如果拿一种活语言的音做标准的话,北京语就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北京同其他大城市一样,也有无产阶级,因此认为其他地区,例如上海话是“革命的”,而北京话是“官僚的”,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参见何容:《什么叫做“官僚的所谓国语”?》,《国语周刊》第48期,1932年8月20日。)若是国语经过政府提倡过,就是“官僚的”,更是不合理。因为等到无产阶级成功后,“中国普通话统一筹备委员会”设在上海,而全国各工厂的特别党部去领导劳动民众创造“现在中国普通话”的时候,瞿秋白所提倡的“普通话”也就成为“官僚的”了。(参见何容:《什么叫做“官僚的所谓国语”?》,《国语周刊》第48期,1932年8月20日。)

关于语言的地域性问题,何容指出:无产阶级当时并没有成形的“普通话”,就算“新兴阶级的先进分子领导一般劳动民众去创造”,创造出来的普通话仍然具有地域性。尽管交通便利有利于各地方言慢慢接近和融合,但那不是短时间所能做到的事。如果要有国语——“中国的普通话”,就不能不以某地现有的活语言为标准。国语虽以北京话为标准,并不是要“强迫各省民众采用作国语”,正如同“无产阶级的普通话”产生出来之后也不必而且不能“强迫”各省民众采用作为普通话一样。并且,被瞿秋白斥为“官僚的人”,并不曾抹杀方言的价值。(参见何容:《再论“官僚的所谓国语”》,《国语周刊》第61期,1932年11月19日。)何容和瞿秋白所处立场不同,双方对于语言的地域性和阶级性有着不同的认识,因之对“国语”和“普通话”产生的合法性也就有着不同的态度。

关于为何以北京话为标准国语的问题,黎锦熙曾在1926年发布的《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中说得很清楚:“这种公共的语言并不是人造的,乃是自然的语言中之一种,也不就把这几百年来小说戏曲所传播的‘官话’视为满足,还得采用现代社会的一种方言,就是北京的方言。北京的方言就是标准的方言,就是中华民国公共的语言,就是用来统一全国的标准国语,这也是自然的趋势,用不着强迫的。因为交通上、文化上、学艺上、政治上向来都是把北京地方作中枢,而标准的语言照例必和这几项事情有关系,然后内容能丰富,可以兼采八方荟萃的方言和外来语,可以加入通俗成语和古词类,然后形式能完善,可以具有理论上精密的组织,可以添加艺术上优美的色彩。这仿佛是一种理想的语言,但北京的方言因环境和时代的关系,实已具有这种自然的趋势,所以采定北京语为国语,可算资格相当。”(黎锦熙:《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萧迪忱选:《汉字改革论文选》,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1935年,第74—75页。)可见,黎锦熙主要是依据北京的历史地位和北京话的影响范围来确立北京话的国语地位的。


——兼论中共领导下文字改革的理论话语与策略转向

二、国民、国家与方言拉丁化

在汉字拼音化运动中,拉丁化论者主张首先要推行方言拉丁化方案。之所以要推行方言拉丁化方案,因为这不仅体现了语言发展的平等化和民主化原则,在具体的实践中也有利于扫除文盲和统一语言:一是依据言文一致原则,利用方言土语来教学新文字,更有利于扫除文盲,提高大众文化;二是从书面语上推动各地方言的发展和交融,有利于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但在反对者看来,方言拉丁化方案不但背离于汉字同文之治,也与晚清以来的国语统一运动相矛盾。

其一,方言拉丁化阻碍各地民众的交流沟通,削弱民众内部团结,制造社会矛盾。胡适虽一直赞成采用音标问题,但他对用拼音文字拼写各地方言的做法也表示担忧,因为方言拉丁化会造成全国出现几十种不同的文字,彼此之间反而不容易交流了。(参见周作人、胡适:《国语与汉字(讨论)》,《独立评论》(第207号)1936年6月28日,第5—6页。)唐耀先也认为,因方言拉丁化的影响,各地间文化及精神上的合作和团结必然受到阻碍,语言不同增强了互相歧视、隔膜的心理。全国出现不同文字之后,必然会“限制了各地人民见闻的范围,减少了人民的读书能力,加深了语言不同之地的文化上的界限,阻塞了全国文化的交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和摩擦”。(唐耀先:《论汉字与汉字拉丁化》,《学生之友》第2、3期合刊,1940年,第220页。)更严重的是,方言拉丁化会导致南方人和北方人发表的言论互不相通。在全国人民联合起来抵抗日本的时候,全国的抗战力量也要四分五裂。(参见非斯:《试论所谓拉丁化运动》,《民族生命》第8期,1938年,第6页。)

语言文字与国民、国家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在反对方言拉丁化的人看来,中国地域广阔,方言纷歧,汉字却可以通行全国,不但是人们交流的公共工具,也是增强民众的民族意识,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纽带。废除汉字之后,方言拉丁化新文字不但不能担负起汉字所起的作用,而且会阻碍各地民众的交流沟通,削弱民众团结力量,甚至会引起国家分裂。在抗日战争的现实背景下,这些质疑之声颇能引起社会舆论的同情和重视。

方言拉丁化会分裂中国吗?对于一些人的质疑和反对之声,拉丁化论者深不以为然。一般人会觉得,汉字统一了中国。有了汉字,不同地方的人就可以传情达意,破坏汉字便成为民族统一的罪人。瞿秋白、吴玉章、胡绳、聂绀弩和众多的拉丁化工作者都认为,从形式来看,汉字虽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但并没有真正统一中国的人民,特别是不识字的工农大众。因为中国语言依然不统一,汉字并没有统一大众的口头语;中国老百姓中绝大部分都是文盲,汉字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准确地说,汉字只是统一了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再者,即使是中国人都认识汉字,也不见得都是统一的,因为这其中还有阶级矛盾、地域矛盾等其他矛盾的存在。(拉丁化论者关于汉字与中国统一的相关论述,可参见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284页;中文拉丁化研究会编:《中国话写法拉丁化理论、原则、方案》,中文拉丁化研究会,1935年,第6页;胡绳:《新文字的理论和实践》,大众文化出版社,1936年,第34—35页;《给一本厦门话新文字小册子作的序》(1936年5月30日),《聂绀弩全集·序跋·书信》第9卷,武汉出版社,2004,第3—4页。)

方言拉丁化不会分裂中国社会,反而有利于民众的交流和团结。琛明认为:方言拉丁化虽然一时造成了文字的不统一,但对国家统一所造成的影响其实是很小的。正如现在南方和北方不识字的群众也不能通信,但南北并没有因此而分裂。方言拉丁化是容易学习的,不识字的群众很快就能识字通信。民众即使只是认识新文字,只要“国家观念可充分的灌送到他们的脑子里”,也不会引起社会分裂的。(琛明:《拉丁化新文字和中国文字统一问题》,《大学艺文》第1卷第2期,1935年,第55—56页。)

1935年12月,上海中国拉丁化研究会发起《我们对于新文字的意见》的签名活动。蔡元培、鲁迅、郭沫若等681人签字支持拉丁化新文字。针对有人提出方言拉丁化会阻碍中国统一,甚至分裂中国的观点,《意见》严加驳斥,认为:各地方言是官话与各地土话相互同化的结果,所以方言新文字之间是有规律可循的,也是可以相通的。这一特点使得方言新文字“不但不至于阻碍中国的统一而且有力量促进文化的沟通,帮助中国的统一”。具体的做法是,各方言区内的事情可以用本区的新文字记载,关系到国家的大事可以由知识分子翻译出来;研究各区的读物对照阅读之法,使各区的大众能彼此相通。(《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1936年),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4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566—567页。)

显然,国家统一、认同和社会团结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统一的语言文字只是其中一种推动力。一些人不断凸显汉字在团结民众和国家统一中的决定性作用,目的是为了更有力地反对方言拉丁化。而拉丁化论者抓住汉字不利于底层民众学习的缺陷,又尽量淡化汉字在国家统一中的作用。他们自信地认为:方言拉丁化能够取代汉字,甚至比汉字更能起到团结民众,统一国家的作用。尽管方言拉丁化在形式上暂时不统一,但只要能够尽快扫除文盲,并且在内容上坚持传播国家认同和社会团结思想,国家统一的力量并不会因文字形式的变化而减弱。方言拉丁化方案具有理想化色彩,但在理论上确有一定的吸引力,得到不少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对汉字失去信心的人)的支持。但方言拉丁化方案也存在阻碍语言统一和分裂国家的危险,这是国民党政府和国语派知识分子比较担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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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言如何统一

拉丁化新文字工作者提出方言拉丁化方案之后,支持国语的一方,特别是国民党方面对方言拉丁化运动抨击甚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主管人员指出:推行拉丁化文字,“足以破坏民族文化之统一”,拼音方言“足以阻碍国语教育推行”。(《教部不主张废除汉字》,《申报》1940年5月25日。)国民党香港直属支部国语师资训练所常务委员桓力行认为:“国语”是消灭语言隔膜,增进教育效能的重要工具,国语运动是“建设文化,复兴国族”的基础,方言拉丁化有“破坏语文统一之嫌”。(桓力行:《从理论与应用上盱衡拉丁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5-12306。)国语推行者桓许义也指出:拉丁化新文字是“怪异文字”,是“破坏文字统一,妨碍国语推行的非法文字”。(桓许义:《为什么要发动“纠正怪异文字运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5-12306。)国民党员潘公展指出:汉字拉丁化论者根本反对国语,“仇视汉字”,代之以土语,代之拉丁字母,“造成文字上和语言上分崩离析之局”。(潘公展:《请教育部重申明令禁止汉字拉丁化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5-12286。)张涤非担心的是:方言拉丁化会造成一种“土语文字的割据局面”,当方言拉丁化运动搞成之日,“各区的方言更会各自独立,无法交溶”,“各省各县形成独立的文化体系,互相分歧,互相割据”,这正好“替帝国主义建设分裂的文化基础”,有利于日本人将中国划分成许多割据的自治区域。(张涤非:《中国统一与中国话拉丁化》,《文化建设》第3卷第5期,1937年,第41、45页。)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曾两次发布通告禁止和质疑拉丁化新文字。第一次禁止新文字的主要理由是“恐为苏俄及其他反动主义者利用以为对我国内地作侵略宣传之工具”。(《电本府直属各教育机关等饬查禁拉丁化汉字》,《广西省政府公报》第132期,1936年,第31页。)第二次发文时,国民党方面的态度稍微缓和,但还是认为方言拉丁化运动是“妨碍国语之统一运动”,与“国人公认语言统一为现代国家必要条件背道而驰”。(《中国字的拉丁化运动应注意之点》,《江西省政府公报》第1026期,1938年,第9—10页;《中宣部发表对“拉丁化”态度》,《新华日报》1938年4月5日。)不管是国语论者还是国民党官方,都极力支持国语统一运动,建构语言统一与国家统一的关联,认为方言拉丁化会破坏国语统一,导致国家分裂。这一点也是反对方言拉丁化最有力的理由。

对于反对者以“破坏和阻碍国语统一”之名反对方言拉丁化,拉丁化论者从理论和实践层面都予以驳斥。民国成立以后,政府和民间组织推行国语运动已有一段时间了,但中国的语言并没有统一,方言依然存在。所以说,方言拉丁化只不过承认现实,而不是破坏语言统一。如前文所述,拉丁化论者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了以北京话作为“国语”的合法性,更为重要的是,有关方言拉丁化的争论反映的实质是,国语论者和拉丁化论者在“语言如何统一”的路径上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

其二,方言拉丁化不但不会破坏语言统一,反而有利于推动未来民族共同语言的形成。拉丁化论者既然也认同语言统一是必要的,但又否定国语运动的可行性,那么语言如何才能统一呢?方言拉丁化能推动语言统一吗?

国语论者和拉丁化论者有着“语言统一”的共同目标,主要的分歧还是在于双方对语言统一的路径有不同的构想。拉丁化论者主张语言发展要体现平等化、民主化的原则,这种语言统一观深受列宁的民族理论和苏联语言学家马尔提出的语言“从分歧到统一”发展理论的影响。(列宁的民族理论和马尔的语言学理论对以瞿秋白为代表的拉丁化论者的语言观有着深刻的影响,相关研究可参见杨慧:《思想的行走——瞿秋白“文化革命”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3—104页。周有光在晚年曾反思说:“提倡方言拉丁化,是因为瞿秋白在苏联受了影响,苏联是许多民族拉丁化,瞿秋白把中国的方言看成是民族语,他反对国语运动,提倡方言拉丁化,可是方言拉丁化在中国推不动。”周有光:《晚年所思》,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9页。)除此之外,国语运动招致拉丁化者的反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国语运动者想同时解决书面语之获得和统一标准语之建立这两个问题,结果便大大妨碍了文盲大众获得书面语这一个要求”。(焦风:《中国语拉丁化运动之本质与意义》,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第74页。)中国地域方言差距甚大,将一地方言书面化,并将其作为标准语,这虽是统一的要求,但违背了言文一致的原则,加大了普及教育的难度。国语论者又是如何回应这些问题的呢?

黎锦熙在与拉丁化论者的争论中指出:国语派是“绝对离开‘政治’的立场,只在技术的范围中说话”,其意即是反对拉丁化派站在政治的立场来批判国语运动。他还指出,国语运动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国语统一”,也就是确立标准语;另一个是“国语不统一”,国语派虽主张以北京话作为国语,但政府并未反对或禁绝方言发展,各地方言仍可以自由发展。主张国语统一,确立标准语,应付人们实际生活交流的需要。没有标准方言,新文字也无法制定出来。而主张国语不统一,利用方言教学,制定多种方言罗马字,整理和发展民间文学,这也是民众教育和发展地方文化的需要。国语的“统一”与“不统一”,表面上是矛盾冲突,而内在是交互影响的。对于拉丁化派提出“要等各种方言慢慢地融化而成统一的语言”的观点,黎锦熙反问道,“这一等要等到何时?对于现阶段的需要又怎样应付?”(黎锦熙:《苏俄的“中国字拉丁化”与国定的“国语罗马字”之比较》,《文化与教育》第82期,1936年2月29日,第3—5页。)黎氏显然认为确定一种标准方言为国语,是为社会之急需,也可以为将来民族语的发展提供导向。

追求“言文一致”的方言拼音与“国语统一”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自清季切音字运动以来,就在知识界激起争论。针对有人担心教授方言字谱,会致中国分裂,清末的语文改革家劳乃宣很早就提出“引南归北”的方法:先以方言字谱教授民众,最后再学习全国标准的简字,达致统一之途。这一方法显然得到黎锦熙等人的借鉴。黎锦熙就认为劳氏的主张“实在不错”。“言文一致”(方言拼音)为的是普及国民教育,“国语统一”为的是便利国民的交流互通。(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第29页。)国语论者并不曾主张为了国语统一而牺牲民众的方言。就普及教育来看,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就规定在民众读物中,文字右注国音,左注方言。(参见《国民政府改注音字母名称为“注音符号”并一体传习推行令》(1930年4月2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5-12286。)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也主张推行注音符号以辅助识字为主要目的,而以统一国语为附属目的。1936年,国语推行委员会印刷了2万份苏州方音注音符号表,以助民众识字运动。(《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会务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5-12284。)为普及教育,国语推行委员会也曾制定过方言罗马字,其中有吴语罗马字,厦门罗马字,广州罗马字,潮州罗马字等,只不过因拼音规则复杂没有推行开来(参见萧迪忱:《讨论“国语罗马字”与拉丁化新文字的比较实验“问题——给朱启贤先生的一封公开信》,《政论半月刊》第1卷第5期,1938年3月5日。)。

如果说,确立汉字读音的标准,规定国家公务人员、教师、电影和广播用语应用国语,受义务教育的学生需要学习国语等都算是强制性措施的话,那么,确如拉丁化论者所观察到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推行国语时,存在着强制性的一面。不过,拉丁化派如果只看到国语运动“统一”的一面,而不提国语运动“不统一”的一面,实难说是全面、客观地评价了国语派的国语统一思想。

拉丁化论者提出的语言“从分歧走向统一”的发展路径,体现出他们追求民主化、平等化的语言统一之路。这种语言观虽遵循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逻辑,但在具体的实施层面也存在诸多问题。在制定拼音文字时,拉丁化论者虽主张方言拉丁化,但其实也免不了要制定以山东话为标准的新文字,使任何文字都必须有标准的写法。并且,这种折中南北的官话音也无法通行,只能制定严密的标准语。(参见周辨明:《拉丁化呢?国语罗马字呢?》,厦门大学语言学系,1936年,第6页。)拉丁化派设想“要等各种方言慢慢地融化而成统一的语言”,这种统一语是不是就一定能形成,何时能形成,这也是拉丁化论者无法预料的。如果没有统一的标准文字,用拉丁化新文字拼切方言或者土语,也会导致诸多问题。比如,“我们将来用什么文字代表我们的国家?政府的命令、案卷、将来用什么文字书写?驻外大使所递的国书,中外订立的条约,又将用什么文书呢?”(王了一:《汉字改革》,商务印书馆,1940年,第41页。)

平心而论,就国语统一和方言拉丁化方案的实际推行情况而论,两者各具优劣,选择其中哪一种方案恐怕都会有争议。在各方的争论之中,胡愈之折中了两种方案的做法,用以解决中国的普及教育和语言统一问题。胡愈之认为:“目前中国人民大众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阶段中,我们更需要有一种统一的民族语。”(胡愈之:《胡愈之文集》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458页。)他积极评价了近20年来国语运动对中国语言统一作出的贡献,也基本认同新文字工作者将全国分成5至7种方音区制成新文字,推动统一民族语形成的做法。但他担忧的是:全国已经存在着十几种方言土语种新文字方案。如果每个地方都要用不同的方案去教育大众,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方言拉丁化虽遵循了语言民主化、文字大众化的原则,便于大众学习,但如果仅仅推行方言拉丁化,大众就难以普遍使用新文字了,并且推行方言拉丁化方案“至少要使中国语言统一迟缓五十年至一百年”,但现时的语言统一运动已经不能再等待了。为解决这个矛盾和问题,他指出:应该制定全国统一的标准文字,与各音区的标准文字同时并用。(《新文字运动的危机》(1936年),第461—463页。)

胡愈之提出的“双轨制”方案恐怕是当时人们能想到的,既能调和国语论者和拉丁化论者两方意见,又能完成普及教育和语言统一任务的最佳方案了。这一理念在拉丁化论者的语言规划思路中也有实际体现。在后来推行方言拉丁化方案时,拉丁化论者就主张以北方话作为区际语供过渡之用。


——兼论中共领导下文字改革的理论话语与策略转向

四、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共语言政策的转向

对于国语派和拉丁化派有关“国语统一”问题的争论,当时人们也有持平之论。朱启贤就认为:“关于国语与方言问题,国语运动者说拉丁化运动者有意破坏国家统一,拉丁化运动者说国语运动者不知道必须在经济关系上统一了,语文才能统一,语文的统一是不能勉强的。国语运动者在很生气的时候常骂拉丁化运动者是受共产党的唆使,拉丁化运动者在盛气凌人的时候常骂国语运动者是学者臭气。其实呢?国语运动者并不是全不顾及统一的物质条件,并不是完全放弃方言不管,拉丁化运动者不见得都是受共产党的促使,党派问题与破坏统一问题,更是另外的政治问题,与此语文问题在理论方面关系不大,不应拿在一起谈。”(朱启贤:《提出“国语罗马字与拉丁化新文字的比较试验”来》,《政论半月刊》第1卷第2期,1938年,第16页。)由此可见,朱启贤已经清晰地认识到国语派和拉丁化派之间实际存在的矛盾和误解,但对当时语文问题和政治之间存在的纠葛关系却认识不足。

在近代启蒙和革命话语中,语文改革因国势衰微而起,因而政治因素对语文改革存在着实际影响。作为一种社会运动,近代汉字拼音化运动具有很明确的“智民救国”的政治诉求。进入民国以后,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注意将识字教育和语言统一纳入到政权建设的系统工程中来,试图为构建国家统一与政治认同奠定基础。而方言拉丁化运动则从语言观和推行方式都受到来自苏俄方面的政治意识形态和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它实际上也是中共领导的文化革命和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国语论者和拉丁化论者虽有着“语言统一”的共同理想,但他们所提出的国语统一方案和方言拉丁化方案在理论资源和实现路径等方面有着不小的分歧。新中国成立前后,作为当年国语派的代表人物,黎锦熙在反思当年这场争论时就说:国语罗马字论者和拉丁化新文字论者关于汉字改革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一些拼写上的技术问题和推行上的程序问题”(黎泽渝、刘庆俄编:《黎锦熙文集》(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33页。)。但这一微小分歧受语言观、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变得复杂化。

显然,确定国家的标准语言,首先是有关语言学、教育学和文学上的学理问题;但这一争论过程亦体现出不同时期的政治、社会因素对时人语言观的影响。支持国语运动的知识分子虽主张统一语言,但并不是试图通过消灭方言来强行统一国语或者使无数种的方言归合而成一种国语。他们主观上是希望在各种方言的基础上,另外推行一种标准语。而在各种方言之中,北京语的影响范围较广和地位较高,选择其作为国语的基础方言也有一定的依据。不过,由于深受阶级革命话语和国共政治斗争的影响,以改良后的北京语为国语标准,显然无法获得信奉阶级革命论的左翼知识分子的认同,甚至“国语”概念本身亦被解构。支持拉丁化新文字的左翼知识分子将语言和阶级相勾连,视“国语”为脱离大众的官僚和资产阶级语言。先前在国语派眼中民族主义式的国语统一运动,亦被视为是帝国主义式的“北京话”独裁和方言压制运动。在拉丁论者看来,遵循民主化原则,平等发展各地方言,提高大众文化,才是未来统一民族语形成的必经之路。但国语派精英确定北京语作为国语的基础方言,并不是唯其独尊,漠视各地方言文化。正如黎锦熙所言,国语运动中有个“统一”与“不统一”的辩证关系。从这一角度而言,以瞿秋白为代表的新文字拉丁派对国语运动显然存有误解。拉丁化派的语言观虽遵循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逻辑,试图突出“普通话”背后的无产阶级主体力量,但其中也暗含了语言乌托邦思想。

从历史大视野来看,国语派和拉丁化派虽是中国近代汉字拼音运动中两个竞争对手,但如果抛开其间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隔膜和对立,就会发现这些争论实质上是殊途同归的。它们共同的指向都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启蒙与救亡,不同之处只是考虑将采用何种方式来唤醒中国。同时,正是通过多种不同思想的竞争和启发,中共的文字改革思想和策略在继承前人遗产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

三四十年代这场语言统一之争不仅蕴含着中共领导下文字改革的理论话语,亦对中共语言政策的转向产生一定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前后,语文改革再次启动,此前主张方言拉丁化的知识分子和国语派知识分子,由分歧走向聚合,继续推进文字改革。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革命和消除文盲这项政治运动的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字改革实际上继承了民国时期语文改革的遗产:推行简体字,创制汉语拼音方案以及推行标准语的社会运动。随着中共执政身份的转变,知识分子此时也意识到方言拉丁化将会阻碍统一国语的形成。因此,中共在制定语言政策时也修正了方言拉丁化的规划方案,将推广“普通话”纳入了文字改革运动之中。

1949年8月25日,吴玉章曾写信给毛泽东,请示文字改革问题。在信中,他提出了文字改革的三个原则,其中一个原则就是“各地方、各民族可以拼音文字拼其方言,但同时要以较普遍的,通行的最广的北方话作为标准,使全国语言有一个统一发展的方向”。毛泽东接到信后,转给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审议。郭沫若等人于8月28日复信毛泽东,基本同意吴玉章所拟的文字改革三原则,认为统一的国语是中国文字改成拼音文字的先决条件,但不同意将各地方言进行拉丁化,因为推行方言拉丁化“对于统一的国语之形成,将是一种阻力”,因此“拉丁化与国语运动应当作为一件事来进行”。(程文、陈岳军编著:《吴玉章往来书信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7—191页。)

在当时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建议下,中央政府将“国语”改名为“普通话”,官方对其作出明确定义:“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该指示还规定: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在全国小学和中等学校的语文课内一律开始教学普通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14—115页。)按照教育部长张奚若在官方报告中的解释,“普通话”的“普通”一词指的是普遍的、共同的意思,而不是平常、普普通通的意思。(张奚若:《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1955年10月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的报告》,文字改革出版社编:《推广普通话文件汇编》,文字改革出版社,1985年,第10页。)“普通话”命名的正式确立,其实也吸收了民国时期国语问题争论中的一些思想。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这个名称的改变,显然是政府想消除“国语”所寓含的“官僚”(阶级性)和“压制”(地域性)的政治气息,包含着对方言、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尊重。

中央政府从50年代中期开始推广普通话,表明中共已经放弃了方言拉丁化的文字改革方向。在当时的文字改革规划中,一方面,推广普通话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塑造新国民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推行普通话也是为统一语言,推行拼音文字做长远准备,而这点在很大程度上又承续了民国时期国语派的构想。回首近代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汉字拼音化运动,可以看到,时至今日,废除汉字、推行拼音文字的运动虽已宣告停止,但统一国语、国民与国家仍是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

 

(本文是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字改革研究”(16YJC770002)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讲师芜湖241002)

[ 责任编辑:王富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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