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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后奉系旧部和东北籍人士的反应

发布时间:2017-02-21  来源:摘自《团结报》曾景忠文  作者:曾景忠

    西安事变发生后,曾出现过一片反对声浪。当时,除了张学良在陕甘地区直接控制的队伍外,就连与张学良素有渊源的奉系旧部和东北籍人士,也反对西安事变,恐怕这是张学良本人特别意想不到的。
洛阳等地东北军部队拒绝执行张学良的命令
陕甘之外的东北军将领拒绝张学良所下的反对中央政府的命令。
1936年12月12日,事变发生当天,张学良向驻扎在洛阳的东北军炮兵第六旅旅长黄永安发出电令:“西安事变,着该旅长将洛阳机场监视,不准有一架飞机起飞,并将各银行封闭。”这一电令被陇海路潼关驻军将领樊崧甫截获。樊崧甫迅即将此情电告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张(学良)副司令致炮六旅黄旅长电云:‘西安事变,着该旅长将洛阳机场监视,不准有一架飞机起飞,并将各银行封闭’等语。查西安电话业已断绝,恐有事变……乞速应机处置,加派部队来洛为盼。”这成为南京中央政府得到西安发生事变的最早信息来源之一。
但黄永安旅拒绝执行张学良的这一命令。黄永安接到张学良占领洛阳军械库、飞机场及银行的电令后,即向驻洛阳中央军的祝绍周报告,表示拥护中央,自愿缴械,听待后命。
12月14日,黄永安致电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西安事变,张学良电永安,在洛举动。永安从戎有年,粗知大义,对于乱命,未敢盲从,当即持密电晋谒巩洛警备司令祝绍周,表示拥护中央。”黄永安并发表通电,表示“不受张逆乱命。当即持电密谒祝司令,竭诚表示拥护中央,拥护最高领袖”。
《申报》报道此事比较详细。12日晨10时,祝绍周因有事正与西安钱大钧(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通电话,话尚未完,突然中断。祝氏大疑。同时,潼关以西电报电话均已不通,他知有重大变故,于是急电报告何应钦。11时,张学良驻洛炮兵旅长黄永安接张密电,令其叛变,并占领飞机场、军械库、中央银行。其时,祝之部队已先出动警戒。祝探知张学良致黄永安电令,因祝与黄私交甚笃,急电话询黄,黄即持电见祝。祝执枪问黄意如何。黄答:当然不听乱命。祝大喜,谓君贡献党国,党国决不负君。祝即率本人部队包围炮旅及机关枪营,全部缴械。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后,还分电陇海沿线之华阴、徐州、海州各地驻防之东北军炮兵同时策动。但其炮兵均拒绝执行张学良反对中央政府的命令,而各向所驻地当局接洽缴械。
当时报纸报道:驻徐州的炮兵第八旅十五团,本为东北军炮兵。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后,该团长石济儒请求缴械。由徐州军事当局派队执行。
还有关于驻湖北原东北军炮兵旅团长缴械情况的信息:驻湖北炮兵第八旅十六团原系东北军,该旅旅长暨团长陈家珍向军事当局请求缴械。当局已于15日派员将该团枪炮接收,所有官兵仍照常训练,地方安稳。
《大公报》报道:东北军驻鄂炮兵,通电服从中央:“本旅前虽隶属东北军,然自去岁全国炮兵整编后,即直辖于军政部,分防豫、鄂两地,迄已年余。陕变甫发,闻之痛心。当此群情莫定之际,为表明官兵坦白表示竭诚服从中央起见,乃自动分别请求防区高级长官将所有武器解除,并严饬所属,照常训练,以备效忠党国,而尽军人天职。除呈报直属长官外,深恐传闻失实,谨电奉闻,统希亮察是幸。陆军第八旅旅长乔方……率全体官兵叩。”
万福麟表示服从中央
原属东北军的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西安事变时驻于河北省省会保定。事变发生后,万福麟表示服从中央,警告张学良悬崖勒马。万福麟于西安事变前赴北平治牙,13日午返回保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和秦德纯到车站欢迎。各界人士在车站,叩其对西安事变意见,万福麟表示:“无论何人,皆不能为张学良宽假。本人当始终服从领袖,以中央及宋(哲元)委员长意旨为意旨。”
《大公报》报道:万福麟14日晨接到何应钦的电令,希望他对张学良……劝阻。万氏当于14日上午11时召集各师长会议,冀建设厅长王景儒亦列席。当即议决,惟以中央命令是听,以国家民族为前提,以宋委员长意志为意旨,辅助宋氏维持冀察治安,即电中央及军委会作坚决表示,同时并致电张学良,宜急悬崖勒马,以国家为前提。万并拟电东北各将领,勿叛乱而自促灭亡。
同日,万福麟复电何应钦,表示服从中央:“元秘电敬悉。西安事变,职事前毫无所闻。际此国难当前,职分属军人,自当以服从为天职。除遵电询问彼方实际情形,再为设法诤谏外,我公有何见教,尚希明示。谨先电复,职万福麟叩。寒。印。”
14日,万福麟致电同属奉系的将领王树常,交流对西安事变的态度,表示要拥护中央,对张学良适当诤谏:“南京军事参议院王副院长廷午弟勋鉴。密。元电敬悉。兄前以副座左右青年用事,疏远老成,曾一再函谏,均未蒙复。此次猝变,事先毫无所闻。当此国难当前,何敢自斩国脉!兄之为人,弟所深知。绝本服从天职,竭诚拥护中央。无论何时,此志不渝。当乞转陈敬公部长。是为至盼。再顷据缪(澂流)军长电称,副座仍在蒋公领导之下团结救国,绝无左倾企图等语。惟以真相不明,除电询实际情形,设法诤谏外,特先电复。小兄万福麟。寒。秘印。”
15日,万福麟与冯占海、王奇峰、刘元勋、黄显声、朱鸿勋等联名致电张学良,指出这种“兵谏”的办法会促成内战,劝谏其和平解决事变。
青岛市长沈鸿烈谴责
青岛市长沈鸿烈,原属奉系,统领海军。西安事变发生后,他站在中央政府一边,谴责张学良。
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沈鸿烈致电孔祥熙,表示:“值此大局统一,国难稍苏之际,忽遭兹叛国剧变,痛愤填膺。烈谨当随时秉承中央训示,勉力维护地方治安。”
12月14日,沈鸿烈致电张学良,分析事变的危险危害:“将使内部分裂,外侮立致,名虽救国,适以速亡。”同时他向张学良提出了要保护蒋介石安全离陕的主张。
《大公报》在1936年12月15日《全国将领一致请缨》标题下报道说:“沈鸿烈暨谢刚哲率第三舰队全体官兵,对陕变除电张学良劝请迅图挽救外,并电呈中央,表示对地方治安,秉承训示,努力维护,藉纾中央东顾之忧。”此报道表示沈鸿烈13日致孔祥熙之电除其青岛市长身份外,还兼与海军第三舰队关联,含有军方背景。
山东东北同乡赞同沈鸿烈的主张,他们也提出,要张学良陪同,送蒋介石离陕回到南京。《大公报》在1936年12月15日报道说:“前张学良驻济(南)代表彭士彬暨旅青(岛)东北同乡,14日联名致电张学良暨东北军诸将领,请当机立断,即日陪蒋委员长离陕赴京,共商国是。倘有所怀疑,愿奔赴行辕,以飘泊之身为质,同死异乡,不愿受国人唾骂。”
各地东北籍人士反对
天津接近东北和北平(北京),奉系首领张氏父子曾先后在北京掌权,故而天津之东北籍人士较多。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天津的东北籍人士表示反对,呼吁营救蒋介石出险,主张张学良应送蒋氏离陕。
1936年12月15日的《申报》发表《东北同乡集议救蒋》载:“14日,天津东北同乡在吴源(景)濂宅集会,到元老派、在野要人甚众,决议:1.发出通电,请全国东北同乡一致奋起,营救蒋;2.电劝张学良,悬崖勒马,以国脉首领为重,送蒋出险;3.派同乡有资望者赴陕奔走营救。”电末领衔者:王树翰、刘尚清、张作相、张国忱等27人。
留津东北要人致电张学良,请速恢复蒋委员长自由:“西安。张汉卿先生钧鉴:当此绥局粗定,国际地位稍见增高,举国热烈拥护领袖,即世界和平民族亦正盼我团结图存。似此猝然兵谏,自行分裂,内为国人所共弃,外为友邦所蔑视,动摇国本,影响全局,自招灭亡。噬脐何及!切望熟权利害,悬崖勒马,迅速恢复蒋公自由,和衷共济,以延国脉。谊切桑梓,难安缄默。临电涕泣,不暇择言,尚祈谅察。刘尚清、王乃斌、吴景濂、张作相、王树翰……同叩。盐。”电文标题为《东北旅津名流刘尚清等9人劝张释蒋电》,有报道说,联署人名为21人,而《申报》所载报道,联署者达27人。《西安事变资料丛编》则说是东北旅津名流刘尚清等9人劝张释蒋电。或许,其中名流只有九人。领头签名者中,刘尚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王乃斌任过北京政府农商总长,吴景濂任过国会议长,张作相在奉系将领中仅次于张作霖,王树翰1935年国民党“五大”新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旅居天津之东北人士发电营救蒋介石,北平东北人士亦开会响应。19日,《申报》报道:“张作相与居此间东北元老派,对张学良所为,极为愤恨,戒亲友与张家往来。某在野东北要人,18日并有私函托人驰送西安,劝张及早悟悔,为亲友、家族及个人留一活动路,身败名裂,虽万死无从蔽辜,九泉之下亦难见祖宗。东北同乡预测此函可生效。” 
不仅天津、北平一带东北同乡反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其他各地亦同。首都南京的东北人士尤为痛切,除提出要能使蒋介石离陕,并明确主张对西安讨伐。
《申报》载:“中央社南京13日电:张学良率部叛变,企图倾覆政府,东北旅京同乡闻讯之余,痛切万分。旋经……百余人集议,先行电诚(呈),早请委座离陕,免贻万世唾骂。并特电恳中央,明令讨伐,而彰法纪。”         

    于凤至劝张学良释蒋
张学良在西安发动捉蒋事变时,其夫人于凤至远在英国。于凤至闻讯后,力劝张学良释蒋,甚至劝张下野。
12月19日,《大公报》报道:“于凤至劝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和中央军政大员的电报传出后,立刻引起旅英华人华侨和媒体的注意。中央社伦敦17日哈瓦斯电:张(学良)夫人于女士,现在英国勃莱顿城。闻已电其夫,有所劝告。至此间中国侨民根据国内发来最后消息,均预料,此项变乱有解决之望。故人心为之一慰。”
《中央日报》20日披露:“张学良夫人于凤至自英国致电张学良,谓此次妄动,举世唾骂。如事态难于善后,何如护送委座安全出境,本人立即下野谢过,则保全实多。”
于凤至晚年这样回忆:“西安事变乍起,我在英国立即去电报给汉卿,要他一定保护蒋先生的安全,和释放蒋先生以及他的随同人员。因为中国的局势很明显,蒋先生和中央政府是国家的主要力量和全国的中心,这是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依靠和希望。这事不要宋美龄说,我是立即去了电报。”
在此,还可提及一位与张氏父子均有过交往的军政名人朱庆澜对张学良的劝告。朱庆澜虽然不是籍隶东北者,但他与东北颇有渊源。早在清末、民初时,他就在东北曾先后任过军政职务。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朱庆澜为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在北平与张学良有过交集。故而,朱庆澜称得上是与张家有两世之交,也算是与东北、与奉系有关系的一个人物。朱庆澜在西安事变后,恳切劝诫张学良“翻然改辙”,及早送蒋介石返回南京。
奉系旧部东北籍人士的态度推动事变和平解决
以往叙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主要聚焦于宋子文和宋美龄到西安,与张、杨和周恩来的谈判方面,对国民政府应对西安事变所作出的各项部署活动,对全国各界推动事变和平解决的努力注意不够。奉系旧部和东北籍人士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取反对和谴责态度,举国上下对事变的反应推动了事变的和平解决。东北籍人士和奉系人物发挥的特殊作用也特别值得重视。设想一下,如果西安事变发生后,举国上下,哪怕有一部分军政势力积极支持,如果苏联不明确反对,从而影响中共的态度,张、杨会轻易接受和平解决事变的方案,放蒋介石回南京吗?假如发生那样的情况,事变迅速和平解决将会无望,甚至可能引发一场大规模内战,中华民族将又一次经受大规模血泊灾难。
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发生一周后,在评估西安事变的作用时说:“因为这一发动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碍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
西安事变发生后,奉系人物和东北籍人士对张学良的批评谴责劝告,拥护中央政府的立场和态度,与中共中央分析事变产生的内战危险可能,在事理和思路上是相通的。
要将西安事变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两者对全国的影响区分开来
西安事变发生后,为什么包括东北籍人士在内的全国绝大多数军民,都惶急焦虑?就是因为,在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渐深重,国民政府忍辱妥协,为抗日御侮做准备,国家逐步趋于统一,西安事变发生前绥远抗战已经发生,全国统一抗战的局面形成有望(国共秘密谈判已经开始)。而突然发生劫持全国统一象征的军政领袖,国民政府治下的人们难免不担忧国家统帅的安全,担忧内战的危险。幸而事变获得了和平解决,以蒋介石回到南京为标志,全国各地万众欢腾,反映了全国人民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相信中国只有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才能团结统一,共同御侮。奉系人物东北籍人士在事变发生后,拥护中央,反对张杨发动拘留蒋介石和中央军政要员的政变,强烈要求释蒋,都反映了这一心理和愿望。
只有从当年全国的政治氛围观察,才能理解奉系人物和东北籍人士反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连续向他发出谴责劝告的愤激心情。西安事变的发生,产生了中国可能陷入大规模内战危险的可能,各界人士惶急忧虑的心理,和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后,国家避免了内战危险,统一御侮的局面基础奠定,全国人民欢庆欣喜的心情,前后两种状态鲜明不同。
可见,要把西安事变的发生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二者的影响区分开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促成了全国统一准备抗日局面的形成。           (摘自《团结报》曾景忠文)

[ 责任编辑:王富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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