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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书一束》与《情书一捆》

发布时间:2017-02-21  来源:“文史e家”微信公众号  作者:陈漱渝

  

  “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这是章衣萍《枕上随笔》(北新书局一九二九年六月初版)中的“名句”。

  其实,《枕上随笔》的内容绝非那个猥亵的句子所能概括;章衣萍跟鲁迅的关系,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章衣萍原名鸿熙,安徽绩溪人,散文作者兼事翻译。中学毕业后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旁听,结识了胡适等人。在《鲁迅日记》中,关于章衣萍的记载多达一百四十处,始于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终于一九三〇年一月三十一日。章衣萍初访鲁迅是由孙伏园陪同的,其原因是感谢鲁迅在文章中跟他呼应。一九二四年四月,有一位叫张耀翔的心理学教授在中华心理学会会刊《心理》三卷二号发表《新诗人的情绪》一文,对白话诗中的惊叹号进行嘲讽:“仰看像一阵春雨,俯看像数亩禾田;缩小看像许多细菌,放大看像几排弹丸。”他认为多用叹号是消极、悲观、厌世情绪的表现,出现叹号的白话诗是“亡国之音”。针对张耀翔对新文学的攻击,章衣萍在同年九月十五日的《晨报副刊》发表《感叹符号与新诗》一文,用反语“请愿政府明令禁止”做白话诗、用感叹号:“凡做一首白话诗者打十板屁股”;“凡用一个感叹号者罚洋一元”;“凡出版一本白话诗集或用一百个感叹号者,处以三年的监禁或三年有期徒刑;出版三、四本的白话诗集或用一千个以上的感叹号者,即枪毙或杀头。”

  章衣萍用讽刺的手法对守旧派进行反击,鲁迅无疑是赞同的;但鲁迅同时看出章衣萍“大概是不甚治史学的”,所以把因写诗受责罚当作一个“幽默”,“当为世间之所无有者也”。事实上,这是“古已有之”的事情。据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宋徽宗打击元祐旧党时,就曾下达“诸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的命令。鲁迅援引这一典故,撰写了《又是“古已有之”》一文,刊登于九月二十八日的《晨报副刊》,章衣萍在发表此文的当天午后初访鲁迅,显然不是偶然的。十月二日,鲁迅又在该刊发表《文学救国法》,再次对张耀翔进行讥刺。

  鲁迅

  此后,章衣萍与鲁迅接触十分频繁,两人基本上保持着友善关系,仅仅在与许广平的关系问题上,他们曾产生过一点隔阂。

  高长虹

  那是由“狂飚诗人”高长虹的一首诗引起的。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高长虹在《狂飚》周刊第七期刊载了他的组诗《给——》,诗中写道:我在天涯行走,太阳是我的朋友,月儿我交给他了,带她向夜归去。夜是阴冷黑暗,他嫉妒那太阳,太阳丢开他走了,从此再未相见。

  诗刊出后,北京文坛流言蜂起,说诗中的“太阳”是高长虹自比,鲁迅是“夜”“月”是许广平,这首诗是他们之间“三角恋爱”的写照。鲁迅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致许广平信说,传播这种流言的,除王品青、孙伏园、李小峰、羽太信子之外,还有章衣萍。这封信收入《两地书》公开出版时,鲁迅将“衣萍”二字改为“亥倩”。鲁迅认为,“高长虹是在害单相思病”,而高长虹否认他对许广平有什么特殊的感情。

  提起《两地书》,人们很容易联想起章衣萍的《情书一束》。该书一九二五年六月由北新书局初版,至一九三〇年三月已印至十版,发行近两万册,还被译成了俄文。其实这本书并不是情书的结集,而是八篇小说的合集,其中有些篇采用了书信体和日记体,内容不仅描写了青年男女之恋,也写了同性恋。章衣萍虽然表面承认这本书“写得那样粗疏,那样琐碎,那样无聊……”(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七日致汪静之信),而内心深处却自视甚高。他不仅自吹自擂,说什么“如果高中学生而不能读《情书一束》,那样中学教育可算完全失败;如果大学学生而不能读《情书一束》,那样虚伪的大学也该早点关门”(《衣萍书信·罪过》)。而且还请人对他进行吹捧。一位女士问章衣萍:《情书一束》为什么写得那样猥亵,为什么不害羞?章衣萍说:“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害羞的,因为我是一个文人。”——这是套用乔治·摩尔的话:“作为一个作家,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害羞。我这种职业就意味着对什么都不害羞,而只为害羞而羞。”

  鲁迅当然不同意章衣萍的上述观点和态度。章衣萍为《情书一束》第五版所写的《旧书新序》发表后,鲁迅对他那种洋洋自得的心态颇为反感。一九二八年五月四日,鲁迅在致章廷谦信中写道:“衣萍的那一篇自序,诚然有点……今天天气,哈哈哈……”一九三二年鲁迅重返北平时,又用玩笑口吻对青年朋友说:“我来出一本《情书一捆》,你们看如何?会有读者吗?”鲁迅所说的《情书一捆》,指的就是一九三三年四月由上海青光书局出版的《两地书》。

  本文原载于《团结报》 1989年1月17日第2版

  本文作者 陈漱渝

  首发于《团结报》“文史e家”微信号

[ 责任编辑:殷雪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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