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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台胞与“二·二八”事件史料集》前言

发布时间:2017-02-23  来源:团结报—团结网  作者:台 人

  

    “二·二八”是台湾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更是20世纪中国百年历史的一个横截面。台湾人民曾经历了日本五十年殖民统治的创巨痛深,但是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台湾人民的心从未离开过祖国,血浓于水的亲情一刻也没有割断。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台湾民众深感欣慰和兴奋,大家相互传诵着“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诗句,欢庆台湾重回祖国怀抱,这便是中华民族血脉亲情的自然流露。我们编辑、出版这本史料集(如图),纪念“二·二八”,自然要真实反映那场官逼民反的事件真相。只有正确认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血脉亲情,才能使我们的讲述不偏离历史轨道,才能使我们对“二·二八”事件作出深刻的反思,总结其惨痛教训,面向未来。

  一

  1947年2月28日,因台北烟草专卖局缉私警殴打贩卖私烟的女烟贩激起民众愤慨,从而引发了全岛民众反对国民党当局专制统治、要求民主自治的反抗运动。台湾民众组织“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斗争,台北、嘉义、台中、基隆、花莲、台东、高雄、屏东、台南、新竹、桃园等地台湾人民与国民党当局展开武装斗争,史称“二·二八”起义或“二·二八”事件,其实质是一场台湾人民自发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

  中国共产党在“二·二八”事件中支持台湾民众反对国民党腐败政权及在武装斗争战线发挥积极作用。1947年3月8日,中共中央透过在延安的新华广播电台发表声援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的文告《台湾自治运动》强调:“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人热烈赞扬台胞的英勇奋斗”。当时,中共中央一面与国民党军队展开艰苦战斗,一面透过《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等连续、大篇幅报道台湾人民斗争进程,不断重申中共支持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的态度。

  台湾《人民导报》社长宋斐如撰写社论称,“在这剧烈变动当中,如果当局回忆初来台时,台湾同胞箪食壶浆的欢迎盛况,与今日一相对照,当可恍然自省。”宋斐如曾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副处长,在“二·二八”事件中,他因批评国民党当局的种种劣迹惨遭杀害。遇害前夕,他再提光复时台湾人民满怀希望迎接国民党接收官员和祖国军队到来的情景,与当时台湾人民对国民党恶政的反抗形成鲜明对比,直戳问题要害。谢雪红在“二·二八”中组建并领导二七部队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武装斗争,并强调“不要杀伤外省人”。她后来为杨克煌的《回忆“二·二八”起义》一书作序指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人民掀起的“英雄的‘二·二八’武装斗争,给蒋介石的黑暗统治一个沉重的打击”。“台湾人民现在已经有强大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台湾人民“自由幸福的光明日子一定要到来”。谢雪红在北京写下了这段肺腑之言,她反复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祖国统一满怀期待。作为“二·二八”亲历者,宋斐如和谢雪红的爱憎讲述异曲同工,他们的爱国爱乡情怀溢于字里行间。

  二

  “二·二八”原本与“台独”无关,台湾人民主张台湾实行民主政治和地方自治,并没有所谓“台湾独立”之类的诉求。然而,这次台湾人民的抗争运动却被强加上“台独”色彩。事发当时的台湾民众对此作何反应呢?这一来自历史现场的声音是不应该被忽略的,也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

  在祖国大陆的台胞及时反馈包括岛内民众在内的全体台湾人民的强烈愿望,强调即使身处国民党的专制腐败统治之下,台湾同胞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亦没有丝毫减弱。1947年3月10日,《中央日报》这样记录台湾旅沪同乡会会长李伟光接受记者采访说的话:“关于此次台湾事件”,“台民所争取者,仅为地方自治”,“并不是民族的离心运动,更不是台民想脱离祖国。同时,台民更不是反对外省人,反之甚盼外省人给予帮助,甚盼能与外省人合作”。其后,大陆新闻媒体对李伟光等爱国台胞的积极表态作出了回应。上海《申报》于同年3月12日刊文《台胞均愿效力祖国》指出,台胞“爱护祖国”,尽管台胞对“贪污痛恨,但每一个人,对于爱护国家的信念绝不会动摇的”。上海《文汇报》于同年3月16日刊登社论《台湾问题的症结》强调,台湾同胞“仅仅痛恨污吏,但仍然热爱着祖国。所以他们提出了实行自治的合理要求。”这是当年大陆同胞对台湾人民“二·二八”抗争运动的主要态度,更是“二·二八”事件的基本政治倾向。

  台湾旅京沪七团体(旅沪台湾同乡会、上海台湾同学会、旅京台湾同乡会、台湾政治建设协会上海分会、闽台建设协进会上海分会、台湾重建协会上海分会、台湾革新协会)“二·二八”惨案联合后援会组织代表团赴台了解情况,并于1947年4月12日印发《台湾大惨案报告书》,其中《台湾旅沪六团体关于台湾事件报告书》一文写道,“纽约华盛顿邮报主张将台湾交与联合国托管,或脱离中国,此种幸灾乐祸意欲分裂中华民族团结之言论,我们坚决反对。”这是美国舆论界继1942年底抛出台湾“托管论”之后的又一次旧话重提,美国实际上是台湾“托管论”的始作俑者。“二·二八”占据了当年美国主流报刊的重要版面,成为具有西方观点的中国1947年大事件之一。时任《大公报》记者的台籍人士李纯青曾撰文《提醒一个错误》指出,“台湾给国际实际是给美国托治”,“他们和台湾有什么关系没有呢?没有关系会爱台湾,为台湾人的幸福想吗?我想是不会的,道德没有发展到这样高度,被托治是很丢脸的事。”这段文字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美国鼓动台湾“托管”的本质,其微言大义令人彻悟。

  1947年4月20日,台湾省旅平同乡会、天津市台湾同乡会、台湾省旅平同学会联合印发《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向台湾寄发,以示声援,在全国各地产生了一定影响。其发刊词强调,“我们确信,台胞以血泪写成的这一部有史以来空前的史诗,它将会结成一颗美满的果实,它不但不能与祖国划成一道深深的鸿沟,相反的,它将因此而更能加深认识,辨别是非,进一步的和全国同胞接近亲密。反过来说,也就是不但不能离心,而将更加趋上向心!”《华北舆论集》不仅表达了台湾与祖国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并详尽地阐释了台湾人民的抗争运动是反对国民党恶政,要求台湾实行民主自治,而非排斥外省人运动、非叛离祖国之举。这份宣传册是当年的北平地下党领导、支持平津台胞声援“二·二八”的历史见证之一。

  一年之后,平津两地台胞又编印了《二·二八周年志》,花更多篇幅阐述、澄清“二·二八”与“台独”没有关系。究其原因,与“二·二八”被强加上“台独”色彩的负面影响逐渐扩大有关。这一负面影响是廖文毅、廖文奎兄弟在美国的扶持下,于香港组建“台湾再解放联盟”,主张台湾“托管论”“台独”等造成的。在谢雪红的领导下,《新台湾丛刊》第二辑《胜利割台湾》,坚决反对“二·二八”事件之后出现的台湾“托管论”“台独”等主张,整个专辑完全是针对廖文毅而来的。谢雪红一生憎恨“台独”,她对一些参加过“台独”的同乡(曾试图以“台独”为手段摆脱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后投身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站到“台独”的对立面)格外严苛,而被不明真相的人误解。“二·二八”亲历者苏新的著作《愤怒的台湾》也指出,“‘二·二八民变’是台湾全省人民一齐起来反抗国民党统治,要求民主自治的斗争”,“并不是要求‘台湾独立’的斗争”。我们不能对“二·二八”亲历者和历史现场爱国同胞的声音置若罔闻。

  三

  台湾人民“二·二八”抗争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台湾人民民主革命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虽然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恶政的斗争失败了,但是,这次燃烧全岛的斗争,对台湾人民反对专制腐败、要求民主自治、寻找红色祖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恰如“二·二八”亲历者林书扬所言,“当时年轻人对于白色祖国失望、绝望了,转向红色祖国,面对红色祖国这样的心理转换,是二·二八事变之后的一个后果,也是一个事实。”

  在中共的帮助下,参加“二·二八”的台籍精英谢雪红、杨克煌、苏新等在香港发起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继续发扬台湾人民在“二·二八”事件中反对国民党专制腐败统治、主张台湾实行民主政治和地方自治的斗争精神。谢雪红说,台湾人民在“二·二八”抗争中提出的“民主自治”口号,就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定名的依据。台盟追随中国共产党,反对外来势力侵略台湾,反对台湾“独立”,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建设,成为中国的八大民主党派之一。曾亲历“二·二八”事件,后来担任台盟中央主席的张克辉强调,没有“二·二八”就没有谢雪红,没有谢雪红就没有台盟。这应该算是对毕生追求祖国统一的谢雪红及同时代台湾革命家最精辟的诠释吧。1949年,一大批参与、见证“二·二八”事件的台籍精英辗转来到北平,参加了在这里举行的中国共青团大会、新政协会议,见证新中国的诞生。这些事实足以说明,“二·二八”事件绝非某些人所谓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矛盾激化所产生的分裂运动。

  在“二·二八”纪念活动中,坚决反对“台独”一直是海峡两岸乃至全世界爱国同胞所表达的重要观点之一。台盟诞生以后,每年举办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的活动。从1950年朱德总司令出席台盟这一特殊纪念活动,到如今中央领导关切这一活动,体现了中共支持台湾人民反对独裁专制、争取民主自治的长期一贯的政治态度。

  2006年,“二·二八”事件时隔59年之后,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对当年镇压台湾人民“二·二八”抗争运动所釀成的历史悲剧道歉,并对受害者家属作了补偿。

  在“二·二八”事件70周年之际,我们基于历史悲剧“可恕不可忘”,坚决反对“台独”的考虑,将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二·二八”史料影印出版,原汁原味地呈现那一段历史。各篇文章对于某些事件及细节表述或有不同,留待历史考证,不代表编者观点。1947年、1948年大陆台胞团体在大陆人民支持下,为声援、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抗争运动编印的《台湾大惨案报告书》《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二·二八周年志》等三份史料,收录了当年的部分报刊文章,集中反映了大陆台胞团体和大陆人民对“二·二八”事件的解读,对“台独”主张的批驳。后来成为台盟领导人的“二·二八”亲历者谢雪红、杨克煌、苏新等在中共支持下发表、出版的文稿、文集和回忆录;上海的台籍中共地下党员李伟光领导的旅沪台湾同乡会的声援斗争;身为《大公报》记者的台籍人士李纯青,根据中共指示从上海发出声援“二·二八”的新闻稿和社论;以及台盟早期出版的“二·二八”纪念刊物等,讲述了台盟人士眼中的“二·二八”事件,表达了台盟人士爱国爱乡、坚决反对“台独”的政治立场。

  我们希望这些史料能帮助读者探究“二·二八”这一历史事件的原来面貌,洞见台湾人民要求民主自治的真实涵义,读懂那一代台湾人的爱国爱乡情怀。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海峡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更应携手前行!

[ 责任编辑:殷雪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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