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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西安事变后奉系旧部和东北籍人士的反应(下)

发布时间:2017-02-26  来源:“文史e家”微信公众号  作者:曾景忠

 

  编者按

  在历史研究中,很有必要把西安事变的发生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二者的影响区分开来。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注意运用奉系将领和东北籍人士进行斡旋,争取和平解决事变。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安全返京,国家避免了内战危险,统一御侮的局面基础奠定,全国人民欢庆欣喜的心情,前后两种状态鲜明不同。

  -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左)与杨虎城(右)-

  于凤至力劝张学良释蒋

  甚至劝张下野

  -于凤至-

  张学良在西安发动捉蒋事变时,其夫人于凤至远在英国。于凤至闻讯后,力劝张学良释蒋,甚至劝张下野。

  12月19日,《大公报》报道:“于凤至劝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和中央军政大员的电报传出后,立刻引起旅英华人华侨和媒体的注意。中央社伦敦17日哈瓦斯电:张(学良)夫人于女士,现在英国勃莱顿城。闻已电其夫,有所劝告。至此间中国侨民根据国内发来最后消息,均预料,此项变乱有解决之望。故人心为之一慰。”

  -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搭机赶来西安,下机时满面愁容-

  20日《申报》刊载信息说:“路透(社)征实,张学良之夫人率其二子现寓白拉黎顿。张夫人对西安事变未发表言语,但至为关切。”《中央日报》20日披露:“张学良夫人于凤至自英国致电张学良,谓此次妄动,举世唾骂。如事态难于善后,何如护送委座安全出境,本人立即下野谢过,则保全实多。”

  于凤至晚年这样回忆:“西安事变乍起,我在英国立即去电报给汉卿,要他一定保护蒋先生的安全,和释放蒋先生以及他的随同人员。因为中国的局势很明显,蒋先生和中央政府是国家的主要力量和全国的中心,这是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依靠和希望。这事不要宋美龄说,我是立即去了电报。”

  朱庆澜劝张学良

  及早送蒋介石返宁

  -朱庆澜-

  在此,还可提及一位与张氏父子均有过交往的军政名人朱庆澜对张学良的劝告。朱庆澜虽然不是籍隶东北者,但他与东北颇有渊源。早在清末、民初时,他就在东北曾先后任过军政职务(清末在奉天任过县知事,在奉天督练公署巡警总局办事;民初,任过黑龙江督署参谋长、护军使、民政长、巡按使)。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朱庆澜为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在北平与张学良有过交集。故而,朱庆澜称得上是与张家有两世之交,也算是与东北、与奉系有关系的一个人物。朱庆澜在西安事变后,恳切劝诫张学良“翻然改辙”,及早送蒋介石返回南京。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和宋美龄返回南京,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接机-

  电文曰:“西安张汉卿世兄,暨东北军军师旅团长均鉴:顷闻贵部与介公忽生意见,留驻西安。仆病榻支离,不胜惶惑。介公爱国忠公,雄才大略,恢恢之度,薄海同钦。国难当前,安危所系,国人之爱戴正殷,袍泽之情深素厚。况对足下,爱护周至,出于血诚。八载相维,始终如一。即有政见未融,不妨掬诚商榷。遽尔兵谏,物议潜滋。关河隔阻,实况难详。以诸君宅心亢爽,似不致出此乖图。抑岂别有为难,迫而走险?仆与足下,两世之谊,无日去怀。其忧国家与爱足下者,孤抱惓惓,老而弥笃。万望深维鄙言,翻然改辙,即早送介公返京。一切政见,就商中央,必可嫌怨冰释。艰难共济,毋逞还往之气,转致殆而不安。欸欸愚意,诸祈宏采。引领西望,竚盼复音。朱庆澜。”

  奉系旧部东北籍人士态度

  推动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第三天,张学良阅读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带来的宋美龄的信-

  以往叙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主要聚焦于宋子文和宋美龄到西安,与张、杨和周恩来的谈判方面,对国民政府应对西安事变所作出的各项部署活动,对全国各界推动事变和平解决的努力注意不够。奉系旧部和东北籍人士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取反对和谴责态度,举国上下对事变的反应推动了事变的和平解决。东北籍人士和奉系人物发挥的特殊作用也特别值得重视。设想一下,如果西安事变发生后,举国上下,哪怕有一部分军政势力积极支持,如果苏联不明确反对,从而影响中共的态度,张、杨会轻易接受和平解决事变的方案,放蒋介石回南京吗?假如发生那样的情况,事变迅速和平解决将会无望,甚至可能引发一场大规模内战,中华民族将又一次经受大规模血泊灾难。

  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发生一周后,在评估西安事变的作用时说:

  “因为这一发动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碍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

  西安事变发生后,奉系人物和东北籍人士对张学良的批评谴责劝告,拥护中央政府的立场和态度,与中共中央分析事变产生的内战危险可能,在事理和思路上是相通的。

  要将西安事变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二者对全国的影响区分开来

  西安事变发生后,为什么包括东北籍人士在内的全国绝大多数军民,都惶急焦虑?就是因为,在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渐深重,国民政府忍辱妥协,为抗日御侮做准备,国家逐步趋于统一,西安事变发生前绥远抗战已经发生,全国统一抗战的局面形成有望(国共秘密谈判已经开始)。而突然发生劫持全国统一象征的军政领袖,国民政府治下的人们难免不担忧国家统帅的安全,担忧内战的危险。幸而事变获得了和平解决,以蒋介石回到南京为标志,全国各地万众欢腾,反映了全国人民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相信中国只有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才能团结统一,共同御侮。奉系人物东北籍人士在事变发生后,拥护中央,反对张杨发动拘留蒋介石和中央军政要员的政变,强烈要求释蒋,都反映了这一心理和愿望。

  蒋介石脱险离陕,也深得东北籍人士的欢欣。12月26日,东北青年救蒋义勇团电慰蒋云:“敬悉钧座脱险抵洛,日月重光,普天同庆。复兴大业,益底于成。四亿苍生,永进宗仰。逖听之下,无任欢腾。谨电申贺,伏惟垂照。”这就是一例。

  西安事变后,举国上下之所以惊惶焦虑,关键就是担心蒋介石的安全乃至内战的危险,如果发生内战,全国统一将受到危害。

  《大公报》发表社评《西安事变之善后》,表达了这种心理:

  “中国自民十五以来,十载崎岖,备经艰困,在内忧外患严重交迫之中,国家之政治、军事日渐统一,得有今日之规模……夫国家必须统一,统一必须(需 )领袖,而中国今日统一之底定及领袖之养成,岂易事哉?十年来,国家以无量牺牲,无量代价,仅换得此局面,倘再逆退,将至自亡。艰难困苦之中国今才彼岸,而又遭逆风之打击,主其事者抚躬深省,果为何来乎?故吾人以为……陕事主动者为破坏国家之严重事件,苟不欲蹈西班牙惨淡覆辙自残而亡,则当一致拥护政府以善处之也。”

  当时国内绝大多数人认为,解决时局,避免分崩,以恢复蒋之自由为第一义。

  -吴佩孚-

  蒋介石安全回到南京后,北洋时期的著名人物吴佩孚于27日致电蒋介石说:

  “十四日之间,中外函电交驰,奔走呼吁,惟恐或后。此实无异总统投票,以占人情向往若是之殷,正卜前途之光明伟大,匪唯无秋毫遗憾,更当为执事特致庆幸。”

  只有从当年全国的政治氛围观察,才能理解奉系人物和东北籍人士反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连续向他发出谴责劝告的愤激心情。西安事变的发生,产生了中国可能陷入大规模内战危险的可能,各界人士惶急忧虑的心理,和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后,国家避免了内战危险,统一御侮的局面基础奠定,全国人民欢庆欣喜的心情,前后两种状态鲜明不同。

  可见,要把西安事变的发生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二者的影响区分开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促成了全国统一准备抗日局面的形成。(全文完)

  本文作者 曾景忠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首发于《团结报》“文史e家”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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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殷雪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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