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历史  >  纪实解密  >  

卢沟桥事变后的南京,战地拍摄纪录片《卢沟桥事变》

发布时间:2018-07-25  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微信公众号  作者:经盛鸿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图为驻守宛平城的中国军队奔赴卢沟桥抵抗日军。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在北平卢沟桥挑起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抗议浪潮。社会各界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高涨,掀起了空前的抗日救亡热潮。当时作为首都的南京,就是当时中国的缩影。

  南京民众掀起抗日救亡热潮

  1937年7月12日,南京各民众团体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抗日救亡工作,并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各界民众奋起抗战。

  1937年7月13日,“南京女子学术研究会”“女子文化月刊社”“妇女共鸣社”和“妇女会”等南京妇女团体率先联合致电前方抗日将士,赞扬他们为保卫国家浴血奋战,表示“誓为后盾”。

  1937年7月14日,“南京工人福利委员会”举行常委会议,议定电请国民政府出兵抗日,并发起募捐劳军活动,组织志愿运输队到战区服务。南京各工厂的工人开展了捐献一日工资运动。同一天,“南京百货业同业工会”也发起捐款慰劳前方将士活动,仅十九家商店就捐款1240元。

  1937年7月15日,南京各机关、团体的代表300余人召开会议,成立“首都各界抗敌后援会”,推举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审计部、“妇女会”“南京工人福利委员会”等21个机关、团体为执行委员,统一领导南京社会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发起组织战地救护队,并迅速开办了一个救护训练班。南京各界许多妇女与学校的女学生踊跃加入了这个训练班,学习止血包扎、固定骨头等战场救护知识。7月16日,首批报名参加战地救护队的青年学生就有200多人。

  1937年7月17日,南京文化界知名人士100多人举行集会,商讨抗日救亡事项,议决:第一,成立“首都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推田汉等29人为筹备委员;第二,推举代表要求国民政府即日出兵抗日;第三,电请全国文化界一致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并电请全世界文化界同情和支持我国抗战。

  1937年7月18日,“首都华侨教育总会”等8个华侨团体联合成立了“首都华侨抗敌后援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7月20日,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各大、中学校的暑期留校同学200余人集会,成立了“首都学生界抗敌后援会”,选举祁式潜、陈士方等人负责。该会组织学生到市中心新街口、夫子庙等闹市区,进行宣传演讲活动。女同学排练、公演了抗日时事话剧,并开展捐献五万条毛巾活动。

  1937年7月28日,“首都各界抗敌后援会”举行第二次执委会讨论抗日救亡工作,并致电国民政府,要求从速出兵抗战。

  在这股抗日救亡热潮中,南京的新闻传媒走在前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南京的新闻传媒不仅迅速报道了北方的战事,更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中国社会各界、特别是南京社会各界的抗日救亡热潮,而且还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支持抗战到底、绝不屈服、反对妥协投降的鲜明态度。

  1937年7月9日,南京的民办报纸《新民报》在报道卢沟桥事变的同时,发表社论《九一八之前夕来到矣》。当日,《新民报》还发表正在南京的剧作家田汉的文章《决心》。此文写道:“卢沟桥的炮声含有示威作用……中国的生机在坚决的对日抗战,不趁此奋然而起,天下盖无不可忍之事,而中国生机殆有断绝之虑”。以后,该报又连续发表了社论《对日抗战到底》《反对各回原防,主张全盘抵抗》等。该报的《新民副刊》则连续用通栏大字刊出鼓吹抗战的口号:“我们要打就打个你死我活”“抗战!抗战!抗战!抗战!抗战!”“请政府即日领导全国民众抗战到底”“我们反对妥协,拥护全盘抗战”“每座房子都成为战堡”。该报的《社会服务版》也发动抗日献金、组织抗战医疗队等。这些报纸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销路猛增。

  设在南京的国民政府电影制片机构“中央电影摄影场”,派出摄影记者与编导人员,冒着危险到战地采访拍摄,回到南京后日夜加班制作,摄制完成了纪录片《卢沟桥事变》,而较完整地纪录了卢沟桥事变的历史背景与前后过程,及时而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借口、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真相,在中外放映,产生了很大影响。

  1937年7月16日,“南京新闻记者协会”派代表来到丹凤街10号,见到正寄居南京的剧作家田汉,称他们准备举行一次慰劳前方抗日将士的募捐义演,请田汉写一个话剧剧本。田汉立即应允,当晚就动笔写作,取名为《卢沟桥》。他还请来著名导演洪深、马彦祥等人任导演,请来上海、南京的一些著名演员参加演出。所有人员都无报酬。经几日的紧张排演后,话剧《卢沟桥》选择南京著名的四大剧场,即大华大戏院、世界剧场、首都电影院和新都电影院,为公演场地。

大华大戏院

  1937年8月9日,位于南京市中心的大华大戏院首次上演话剧《卢沟桥》。此剧没有中心情节,也没有主要人物,有的只是一个个充满激情的群众场面,并穿插着一首首昂扬的救亡歌曲与悲愤的政治抒情歌曲,如《送勇士出征歌》《卢沟桥》《卢沟月》等。演员除了从上海请来的明星胡萍、王莹外,其他都由南京的新闻记者们担任,因而在表演上谈不上什么演技,而以激情取胜。首场演出是招待各界人士,刚于1937年8月1日出狱的沈钧儒、史良等救国会七君子,也来观看演出,成为最为引人注目的新闻人物。尽管天气炎热,但全场座无虚席。此后,话剧《卢沟桥》在四大剧院轮流上演,每日两场,连演四天。此剧与上海在1937年8月7日首次上演的、由左翼作家集体创作的《保卫卢沟桥》呼应,成为“抗战戏剧”的开山之作。

  国民政府的战争准备

  在全国民众抗日救亡热潮的推动下,南京国民政府迅速表明了坚决抗战的态度,在进行抵抗侵略的战争准备的同时,对日方进行严正的外交交涉。7月8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派亚洲司科长董道宁,赴鼓楼旁的日本驻华大使馆,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日军停止违法背信行动,不要扩大事态,称:“此次事件之责任不在我方,显系日军挑衅,中日关系已至重要关头,不容再趋恶化;日方应立即制止一切军事行动,并与冀、察当局立谋和平解决,藉免事态之扩大”。7月9日,外交部次长陈介,在外交部约见日本驻华大使馆参赞日高,就卢沟桥事件再次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并郑重声明,此次事件责任不在我方,日方所提保留意见,未便接受。7月10日,外交部就卢沟桥事件,向日本驻华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

  南京国民政府在对日方进行严正的外交交涉的同时,积极进行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准备。作为国民政府军队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当时正在庐山,主持“庐山军官训练团”,并准备即将召开“第一期庐山暑期谈话会”。蒋介石于7月8日得到关于卢沟桥事变的报告,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之决心应战,此其时乎?”7月8日至10日,蒋介石连电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令其速从山东乐陵老家赶赴保定,坐镇指挥全军,“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此间已准备随时增援矣”“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同时,他急电正在重庆、主持“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的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即刻飞京”,召开军事会议,组编部队;致电刘峙及各行营主任,调兵北上,令第二十六路军军长孙连仲率两个师、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的第三十九师以及驻保定的万福麟部,兼程北上,“速开保、石,以备应援”,“均归宋主任指挥调遣”。

何应钦

  7月9日,何应钦赶回南京。自7月11日起至7月31日,何应钦以军政部的名义,连续召集各有关主管部门,就准备动员抗战,举行汇报,使一切军事准备由平时进入战时状态,并详细拟定作战方略,将全国军队悉数编入抗战序列,拟定大本营及各级司令部之编制,以及弹药准备、粮秣购备、兵员补充、交通通信之整理、防空器材与新兵器之分配、兵站之设置、民众组织训练、海军作战计划、南京与上海间江岸工事之设施,呈准设立总动员委员会等。军政部密拨给第二十九军300万发枪弹,并令将河南巩洛警备司令部的高射炮队调赴保定,交宋哲元指挥。

  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

  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寇进攻卢沟桥通电》,紧急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各地方的军政长官刘湘等人,亦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请缨抗战。各地民众组织与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声援与慰问前线将士。

  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的第一期庐山暑期谈话会,于7月15日至20日仍如期举行。全国各党派、各界知名人士158人参加了谈话会,共同表示,在此民族危险之际,民族生存之重要高于一切,全国应服从政府,一致抗日;但要求政府对抗战要切实准备,实行宪政等。7月17日,蒋介石在谈话会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对卢沟桥事件发表讲话,申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1937年7月20日,南京《中央日报》刊登了这则意义重大的中央社电讯:中国虽是一个弱国,但到了事关国家民族存亡的“最后关头”“只有牺牲,只有抗战”“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表达了全中华民族的意志与立场。

  1937年7月20日,蒋介石回到南京,一方面调派援军,指挥平、津抗战;一方面于7月21日到27日间,连续召见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意大利驻华大使柯莱、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法国驻华大使那齐雅,指出:我为自卫生存而战,希望国际主持公道,要求各国单独或者联合出面调停中、日战争,以争取国际上的同情与支持。

  国共合作,确立“抗战到底,全面抗战”的国策和“持久消耗战略”

  1937年7月28日,平、津局势骤变,中国守军被迫撤退。7月29日,日军占领北平。7月30日,日军占领天津。中日战争形势进一步加剧紧张。7月29日,蒋介石在南京就此向新闻记者发表中英文谈话,阐明中国政府今后的对日方针:绝不“视平、津之事为局部问题,听任日军之宰割,或更制造傀儡组织……惟有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而奋斗到底,此后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亦无妥协与屈服之理”。8月1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中央日报》记者指出:“我再次声明,中国决不寻求战争。但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为了研究与确立对日方针与最高国策,国民政府召集全国的党、政、军要人与各地军政首脑,包括中共领导人,来南京会议,共赴国难。

  8月1日,蒋介石通过张冲,急电延安中共中央,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抗日大计。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电告周恩来:“拟复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三人赴京”。

李宗仁

白崇禧

  8月2日,蒋介石电邀一度失和的广西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来南京,共商国是,并派其水陆两用座机,由德籍驾驶员驾驶,去武汉接他们。这是“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第三次邀请他们来南京。8月4日上午10时半,白崇禧率潘宜之、黄季陆、刘斐等人,飞离广西省会桂林,李宗仁亲率三万多人去机场送行。当日,白崇禧一行在风雨中飞抵武汉,然后转乘南京政府派来的水陆两用座机,于下午4时半到达南京,何应钦、陈诚率大批军政官员,赴下关迎接。当日晚,蒋介石即接见白崇禧,与之密谈并共进晚餐。蒋介石在当日日记中写道:“白健生到京,团结可喜”。第二天即8月5日,消息灵通的日本报纸就作了报道,冠以大标题称:“战神(指白崇禧)到了南京!中日战争终不可避免!”

  在这前后,冯玉祥、阎锡山、余汉谋、何健、何成浚、刘湘等人也到达南京。一时南京要人云集。8月7日上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国府礼堂提前召开国防会议,蒋介石主持并致开幕词,程潜(参谋总长)、何应钦(军政部长)以及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余汉谋、何成浚、顾祝同、何健、刘湘、张治中、黄绍竑等出席,商讨抗战军事。

  当晚8时,国民政府在中山东路的励志社礼堂召开更加绝密的国防联席会议,党、政、军界要人蒋介石、林森、汪精卫、张继、居正、于右任、戴季陶、孙科、陈立夫、程潜、何应钦、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陈调元、朱绍良、余汉谋、何健、何成浚、刘湘、蒋作宾、王世杰、吴鼎昌、张嘉璈、俞飞鹏等41人出席。会议经过讨论,正式确立了“决心抗战”的国策。在这次会议上正式确立的“抗战到底,全面抗战”的抗战国策和“持久消耗战略”,对中国的抗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8月8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将前一晚国防联席会议的精神宣示中外。

  8月11日下午4时,周恩来与朱德、叶剑英三人,与国民党代表何应钦、唐生智、白崇禧、黄绍竑、卫立煌等,在何应钦官邸,举行国共双方军政长官谈话会,就抗战的战略战术问题进行交流与讨论。朱德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敌人占领我大片领土后,我们要深入敌后作战。目前用兵方向主要是华北,但从目前情况判断,敌人必然会进攻上海,以吸引我国兵力。在抗战中应加强政治工作,发动民众甚为重要,在战区应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地把民众组织起来。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朱德建议开办游击训练班,使国民政府的军队能逐步学会游击战争。朱德于8月16日离开南京,周恩来于8月21日离开南京。叶剑英则留京担任中共与八路军的代表,直到11月下旬才撤离南京。在这期间,中共代表遍访在南京的各方面人士,共商抗战大事,并与国民党谈判国共第二次合作事宜,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一致同意“抗战到底,全面抗战”的抗战国策,以“持久消耗战”为中国抗战的最高战略,即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

  8月16日,“国防最高会议”议决,由国民政府授权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又称陆海空军总司令),统帅全国军队对日作战。当日,蒋介石以陆海空军总司令名义,下达国家总动员令,宣布:“为求我中华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对于侵犯我主权领土与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敌国倭寇,决以武力解决之”,号召全国奋起一致抗日。

  横遭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欺凌、羞辱、掠夺、瓜分的中国,终于一致发出怒吼,走向全面、持久的伟大抗战中去。

[ 责任编辑:田萌 ]

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