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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替孙用张罗出书

发布时间:2018-08-03  来源:团结报团结网  作者:杨建民

  1929年春,鲁迅收到一封寄自杭州邮局的信。寄信人是在杭州邮局工作的年轻的孙用。他中学毕业后,一直坚持英语和世界语的学习。这封信中,他附寄上自己从世界语翻译的几首短诗,希望鲁迅先生能给予指导。

  “我想可以设法印一单行本”

  鲁迅先生此时在上海编辑《奔流》杂志。在收到孙用的六首译诗后,马上从中择选出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四首,“余二首附回”。受到鲁迅留用稿的鼓励,孙用将自己先前从世界语译出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长诗《勇敢的约翰》改译出来,并在信中向鲁迅先生询问刊载或出版的情况。

  鲁迅先生收信后,立即告诉孙用,现行寄来的留用稿,将很快发出,而其他的诗,亦可选择登载。但出版成书,则感到“惟绍介全部出版稍难,因为现在诗之读者不多,所以书店不大踊跃。”但鲁迅先生仍然愿意自己去向书店联系一下,并说:“倘他们愿印,当再奉告。”

  不久,孙用又寄给鲁迅先生几篇译稿。其中就寄来裴多菲的《勇敢的约翰》片段。鲁迅对裴多菲是十分熟悉的,而且自己就作过介绍,并写过文章专门论述。但看到寄来的诗是其中一节,作为诗来说不完整,便将它和另两篇稿一并退回:“裴多菲诗又不全,故奉还。”孙用接信后,认为鲁迅先生需用全稿,便将全译《勇敢的约翰》寄去。这样一来,就引发了鲁迅先生为该译作出版而进行的长达两年多的努力。

  《勇敢的约翰》是一首歌颂爱情,反对封建统治的诗作。它以浪漫的手法,叙述勇敢的约翰为追求爱情所经历的种种艰辛和各种美的诱惑,最后终于唤醒了自己心爱的姑娘,获得幸福的故事。

  由于书局转信延宕,孙用的信及译稿,月余后才转到鲁迅先生手中。鲁迅先生在阅读全稿之后,认为“译文极好,可以诵读。”但是,对于《奔流》杂志来说,似乎不十分合适;若分期刊出,则拖延过久;但登在一期上,又嫌太长。处理两难之间,鲁迅先生便想将它出版出来:“作者是匈牙利大诗人,译文又好,我想可以设法印一单行本。”

  事不宜迟,鲁迅先生当时便作了简明设计。首先,他需要原来的译本(世界语)进行参看;另外,鲁迅先生希望能有原书插图和一篇作者传记向读者介绍;他立即给孙用写一封信,并说倘孙用同意的话:“当即为张罗出版也。”

  接到鲁迅先生信后,孙用马上将《勇敢的约翰》世界语译本寄给鲁迅。这个译本,是由匈牙利的卡罗卓译成世界语的,孙用就是依据它译成中文的。在此之前,鲁迅先生已通过张有松与春潮书局进行联系,故孙用的世界语译本寄到之时,鲁迅已将出版事宜办妥,故即回信告诉孙用:“此书已和春潮书局谈妥,将印入《近代文艺丛书》中了。”

  “至今为止,颇碰了几个钉子”

  1930年9月,孙用又写信给鲁迅先生,询问《勇敢的约翰》出版情况。当时因为春潮书局已答应出版,鲁迅便将孙用寄来的该书世界语译本拆开,取出其中的图片准备制版。但后来春潮书局又不大热心了,鲁迅怕稿子交出后又石沉大海,便不敢交出。接到孙用信后,鲁迅又将译文看了一遍,认为的确不错,便想干脆自己来印行:“为赌气起见,想自行设法,印一千部给大家看看。”鲁迅先生做事极认真,认为既然自己来印,就不妨将书印得好一些,图片也希望有更好的印入。手头的图片觉得差一些,鲁迅先生便写信给远在德国的友人徐诗荃,请他再转托在德的匈牙利留学生帮着买一个插图本。

  知道这个情况后,孙用也赶紧跟该书世界语译者卡罗卓联系。不久,卡罗卓寄来了由匈牙利画家山陀尔·贝拉陀尔为《勇敢的约翰》所作的12幅壁画。接到孙用寄来的画幅,鲁迅先生以为“图画极好,可以插入”,但是,假如要将这些图片用彩色印刷加入,花费便甚大,恐怕出版界和读者都难以承受,但若用单色来印,和原作比较起来,“就很不成样子”。鲁迅先生便想了一个变通的法子,他将书稿及图片送到小说月报社去,希望他们能分期刊出译文并用彩版印出画幅,等他们用完之后,再借他们的版来印单行本。

  当时“孙用”这个译者,不管翻译水平如何,可听来陌生得很;加上裴多菲诗中表现的思想,多追求自由,反对暴政,出版界在严苛管制下,还略有忌讳;所以当鲁迅去问结果时,小说月报“竟大打官话,说要放在他们那里,等他们什么时候用才可以——这就是用不用不一定的意思。”

  没有办法,鲁迅先生又打算将《勇敢的约翰》先在自己所编《奔流》上连载;不料《奔流》突然停刊,只好又托转其他地方。继《小说月报》之后,鲁迅又将稿推荐到《学生杂志》、春潮书店等处,都未能发表。“上海文坛寂寥,书坊势利……《勇敢的约翰》至今为止,颇碰了几个钉子。”当然,倘若将书简陋印出,那是可以找到地方的,但严格的鲁迅先生“不答应”。

  最后,鲁迅先生决定自己筹钱来印该书。1931年5月,他将这决定告诉了孙用。当然,这样一来,因资金问题,那12幅插图,就只好用单色铜板来印了。不能用彩色印出,鲁迅先生认为非常遗憾。接下来,鲁迅先生便开始校订《勇敢的约翰》译稿,并为此写出一篇“校后记”;还出资将内中12幅插图进行了制版。就在此时,事情出现转机,上海一家刚创办不久的“湖风书局”,愿意出版该书。

  但鲁迅先生的负担并没有因此减轻。图片制版印刷费,仍暂时由他垫付,排印出的校样,仍需他来一一校核。所以,在这段时间的日记里,常可见到鲁迅先生为《勇敢的约翰》校稿的记载。但无论如何,书能够出版就是鲁迅先生最大的快慰。

  书还没有印出,鲁迅先生已经为它算账了。虽然书店为了“装饰面子,愿意初版不赚钱”,但从造价说,译者的版税必然很低。书定价七角,印一千册,按百分之十版税算,是70元。鲁迅先生认为“实在是微乎其微了。”

  版税的结算,当时的惯例是书卖毕后再支付。在中秋节前,湖风书局向鲁迅先生交付了一部分垫支的制版费。为了不叫译者再长久等待,鲁迅先生就从这笔钱中,先行给孙用支付了全部70元版税。而他自己在此过程中,基本是“义务付出”。

  “裴多菲的一种名作,总算也绍介到中国了”

  1933年11月,《勇敢的约翰》终于印出,鲁迅先生立即给孙用寄去11本书,其中一册希望他转寄当时在杭州教书的许钦文先生。该书鲁迅先生做了许多设计,例如印成“毛边本”,用厚纸等等,最后都未能实现;书封面的字画,当时设计稍微偏书脊一些,但最后印在中央,鲁迅先生以为“不好看了”。但总体说来,这书还是印得较好的,书为大32开,道林纸印,并附铜版纸插图15幅,内中三幅彩图;孙用后来写文章称此书印制是“精美”的。使鲁迅先生感到欣慰的是:“而且裴多菲的一种名作,总算也绍介到中国了。”

  但事情似乎并未结束,湖风书局过了几天又交给鲁迅先生75本《勇敢的约翰》,意思大约和今天作者包销差不多。鲁迅这个中间人现在又得帮译者销书了。这些书,鲁迅先生寄过一些给自己的朋友,其余不知如何处理了,但肯定没有让译者孙用去推销。

  《勇敢的约翰》从孙用寄到鲁迅先生手里到最后出版,前后费时两年多。据许广平先生统计,为此事,鲁迅先生与孙用来往通信21封,与书店或有关人接洽书信12封;直接接洽5次,为插图亲自跑制版所一次,编校算得出的有5次;其余种种联系出版,印制插图,自筹资金印刷,垫支版税,帮助译者销书……不知费去鲁迅先生多少心力。这些全是“义务劳动”。而孙用,是一个当时和以后都未见过一面的普通译者。并且此后再也未同鲁迅先生有过通信。对于青年的成果的关注,帮助,鲁迅先生是从来不计较得失,不惜花费精力的。

  鲁迅先生为此书所做的许多工作,译者孙用是不知晓的。直到后来读到鲁迅日记和书信,才知道其中的艰辛;所以他后来写出《感情的负债》一文表达对鲁迅先生的纪念;当他成为著名的翻译家之后,仍然把大量精力用于鲁迅著译的校注工作,作为对先生当年的回应。(杨建民)

[ 责任编辑:田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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