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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纯:军旅作家不应忽略腐败现实

发布时间:2015-06-25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王健岚

  在孟广俊身上,不仅有谷俊山的影子,可以说还有其他军中“大老虎”的影子,以及那些职位虽不起眼但称得上“虎蝇”的影子。

  为了防止“对号入座”,我也做了一些处理,比如作品中故事的主要发生地——A基地,它的建制是个军级单位,它下面有师、旅、团,像这样的编制,全军是没有的,一般集团军下面才有。

  我清楚,这部小说之所以受到人们关注,是因为它呼应了当下的反腐。

  中国作协主办的《中国作家》杂志,今年第2期和第3期连载了军旅作家、总装备部创作员陶纯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一座营盘》。4月11日,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天销量突破3万册。这是多年以来少见的“剑”指军内腐败的长篇小说,写出了某部队30多年历程中存在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形式主义、用人不察、面子工程、决策缺乏科学、讲排场、浪费惊人、买官卖官……在作品后记中,陶纯介绍,书中涉及的问题大都是自己听说过的、遇到过的、身边发生过的,“甚至不需要体验生活,信手拈来就是”。

  “构思孟广俊这个人物时,是受到谷俊山影响”

  《一座营盘》,以我军某个军级建制的基地为背景,展示了三十多年来我军老中青三代官兵走过的历程,被认为是所有营盘的缩影。书中正反主人公布小朋和孟广俊二人既有一个连队成长起来的友情,更有立场鲜明的对垒。两人曾畅谈理想,布小朋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能在部队当个上校就很满足了;孟广俊笑他志向太低,孟广俊的人生理想是当“中将”。后来,孟广俊费尽心机攀附上了北京总部的一位大首长孔家瑞,终于扛上了“中将”军衔,但好景不长,十八大后,中央开始动真格“打虎”,孟广俊从人生最高处跌入囹圄,而布小朋则当上了基地司令。

  北青报:有读者认为,书中主要人物之一孟广俊的原型就是谷俊山,是这样吗?

  陶纯:应该说,孟广俊和谷俊山有很多相似之处,我在构思孟广俊这个人物时,是受到谷俊山影响的。在孟广俊身上,不仅有谷俊山的影子,可以说还有其他军中“大老虎”的影子,以及那些职位虽不起眼但称得上“虎蝇”的影子。本来我在书中的后记里面还有几句话,后来给抹掉了——“谷俊山这种人物其实到处都有,很多单位都有,只是大小而已,贪多贪少而已。”

  生活中,我也认识一些类似孟广俊这样的人,在部队里面,像布小朋这样的人或许不太受欢迎,因为你什么事也不能帮人家办,什么都按纪律和规定来,原则性太强,缺少灵活性,油盐不进,自然也就缺少朋友,所以这类人应该是很孤独的。

  北青报:在实际的生活之中,像布小朋这样处处讲原则的人,能做到将军这个职位吗?

  陶纯:当然可以。人是复杂的,有时不能简单以好与坏来划分。虽然受各种各样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是走正道的人,毕竟是大多数。现实中,像孟广俊这种人坐上高位不鲜见,像布小朋这样的人,我认为还是主流。

  话又说回来,布小朋毕竟是一个虚构的作品人物,和现实生活是难以画等号的。他传递着正能量,更多地是代表我的期望。我把他处理得稍微简单了一点,给予他的坎坷不够,这或许是一个缺憾。有人认为孟广俊这个人物写得好,更真实可信,布小朋却有点不可信,人为拔高了。但是如果不这样写布小朋,如果布小朋不是一号主人公,这本书能不能出版?我真的没有把握。所以你应该明白,没有布小朋,也许就不会有孟广俊。正反双方,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生活中也是这样。

  “当了十年军队专业作家,以前基本不敢正面描写官兵苦闷”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陶纯就曾发表3部长篇小说、20多部中篇小说、70多篇短篇小说。他参与创作的长篇小说《雄关漫道》和长篇纪实文学《国家命运》分别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还多次获得军内各项文艺大奖。尽管有如此之多的作品和奖项,陶纯以前仍觉得“作为军队作家,不能去书写基层官兵的精神苦闷,看不到创作的希望”。

  北青报:在后记中,您写到当了十年的军队专业作家,但是基本不敢去触碰部队存在的实际问题,不敢正面去描写官兵的苦闷,这是为什么?

  陶纯:这些年部队加大投入,官兵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改变,这是任何人都看在眼里的。但精神上、灵魂上不满足的地方肯定有不少。每个年轻人到部队去,应该都怀有一种理想,但是理想跟现实往往会有较大的反差。部队能够给予他的东西与他个人的期望,他看到的东西和他想象中的部队,都会有较大的差距。这种落差会让他们感到苦闷。官兵的内心世界其实很丰富,写出来也会很生动、很深刻,但是你如果真实地写出来,别人也许就会认为比较灰暗,背离了“主旋律”,发表的时候就会有所顾忌。这种现象你懂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创作的欲望在不断减弱,最后只好停了好长时间。

  北青报:感觉您所说的官兵的某些苦闷有点像现在的国家公务员,活多、钱少、晋升难?

  陶纯:人的苦闷是多方面的,仕途遇阻,情感坎坷,是人生重要的方面。军队也好,地方部门也好,其实官场都是相通的,人们所面临的困境估计都差不多——干得好未必能上去,干不好的人有关系、有门道,一样能上。这就是媒体上最近常说的政治生态问题。军队是国家重器,军队的政治生态好与坏,直接影响到战斗力生成,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军队肃清徐才厚、谷俊山这些反面人物的影响,重塑军魂,提高士气,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最大的心病也越来越包藏不住,那就是腐败”

  陶纯说:“作为一名老兵,我亲眼目睹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军队的巨大变化。说实话现在我们的战斗力,已经足以令老对头们发憷,但我们最大的心病也越来越包藏不住,那就是腐败。写三十多年来军队的变革,如果有意忽略这个重大问题,那就是一个军队作家的失职。”

  北青报:据我所知,您有十年多没再写小说,参与编剧了不少电影、电视剧,在编剧行业也有了一定的名气。一般作家沾上影视,很难再回归文学,您为什么又突然转向小说创作了?

  陶纯:我这个人平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写小说,离开文坛十年多时间,有些迫不得已。现在回过头来写《一座营盘》,有一个重要契机——十八大以后,风向变了,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反腐,这回是真反,不是忽悠。在我党历史上,像这么大规模的、坚决的反腐,从未有过。军队的反腐更是如火如荼,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抓出了徐才厚、谷俊山这样的大老虎。我作为一个有着35年兵龄的老兵,亲历了改革开放后军队的巨大变化,看到了喜人的成绩,但也看到了很多存在的问题。这时候回头写小说,如果再对这些问题视若无睹,我认为是对不起手中这支笔的。我想改变过去军事文学“高大上”的传统,把军人拉回到地平线。我越来越觉得,不能辜负当下伟大的生活。文学与人一样,都应该具有理想性。文学的理想性便是要使我们对这个时代产生信心,而轰轰烈烈开展的反腐和取得的成绩,都证明我们当下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既然赶上了好时候,再不写,自己真就老了。于是我放手一搏,就有了现在的《一座营盘》。

  北青报:您在作品中涉及到许许多多部队存在的现实问题,比如官场陋习、形式主义、铺张浪费、欺下瞒上,乃至高级干部住房严重超标、征兵中的不正之风、拼酒把干部喝死等等,着实让人捏一把汗,可谓“胆大包天”。这样写部队,您有过担心吗?

  陶纯:担心还是有一点点,毕竟以前从来没人这样写过军队的现实。为了防止“对号入座”,我也做了一些处理,比如作品中故事的主要发生地——A基地,它的建制是个军级单位,它下面有师、旅、团,像这样的编制,全军是没有的,一般集团军下面,才有师、旅、团建制。写到中间,也曾经有过一丝犹豫,想放一放,观察一下形势再写。但当我看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腐败的零容忍,提出军队绝不能成为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等,那还怕什么呢?就这么写下来了,越写越感到过瘾。

  我写到了部队存在的种种问题,目的不是为了展示丑恶,而是为了呼唤正义与清明。你看,我在这种情况下,写出这样一部作品,所有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北青报:作品出版后,媒体和读者均把这部作品看成是反腐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可是,您又不认为这是一部反腐小说。为什么?

  陶纯:我清楚,这部小说之所以受到人们关注,是因为它呼应了当下的反腐。但是,我从内心里并不认为这是一部反腐小说,作品里面见不到一个完整的腐败案件,也没有侦查与反侦查的过程,我只是写了改革开放之后几茬军人的成长,写到了他们成长所遇到的坎坷和磨难,这一代人里,既有布小朋这样的人,也有孟广俊这样的人。A基地的北大门正对着天安门,是有象征意义的,这样一群人为国家、为人民站岗放哨,人民放心吗?是靠石狮子护佑军营、护佑国家,还是靠人来保卫?答案不言自明。

  因为军队积弊太深,想真实地写出他们的成长,没法不涉及到种种所谓的腐败行径。在当前,这是抓人眼球的题材,所以,自然就给它粘上了反腐小说的标签。其实,我写这部作品,只想让读者通过它,关心一下中国军队的现实,进而思索一下国家、民族的命运。文/本报记者祖薇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

[ 责任编辑:王宇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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