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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逼近《文选》五臣注本和李善注本的原貌

发布时间:2016-06-15  来源:光明网-《中华读书报》  作者:杨明

  《新校订六家注文选》,[梁]萧统选编,[唐]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李善注,俞绍初、刘群栋、王翠红点校,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梁昭明太子萧统编撰的《文选》,为现存最早的总集。所收录的各体诗文,上起先秦,下迄梁代,历来被作为学习写作的典范。杜甫曾叮嘱其子苦读其书,不但要熟,而且要精。唐代士子甚至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唐代有多家为之作注,流传至今的主要是李善注和吕延济等五人的五臣注。在唐代《文选》以抄本流传,至五代后蜀毋昭裔才将五臣注本雕版印行。从北宋时起,五臣注本和李善注本都有刊刻,又有将二者合成一编的所谓六家注本(先列五臣注,后列李善注)和六臣注本(与六家注相反,李善注在前)。这样,就刻本而言,便形成了四种系统,而每种系统又都曾多次刊行。版本系统复杂,流传时间久远,就出现了种种讹误,学者们对之进行了许多研究。大家都盼望整理出一部尽可能正确、切合原初面貌的文本,那才便于观摩和作深入的研究。

  俞绍初先生整理校订的《新校订六家注文选》就是这样的一部文本。这部皇皇大著,凡六巨册,四百二十万字,由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自2013年起,至2015年出齐。俞先生是著名的六朝文学专家,从事“选学”研究数十年,曾担任中国《文选》学会会长。他多年以来摒弃杂务,寝馈其中,呕心沥血,甚至不惜损伤目力,终于在两位青年助手的协助下完成了此项重大工程。

  《新校订六家注文选》选择韩国奎章阁所藏明宣德三年活字本《文选》(系六家注本)为底本。奎章阁本所据的北宋秀州刊本是最早将五臣注和李善注合刻的本子,并且它所用的五臣注本和李善注本的刊刻年代也都早于流传至今的其他各种版本,因此《新校订六家注文选》以它为工作底本是恰当的。但俞先生发现,奎章阁本固然有其优点,但本身也还是有不少问题。故俞先生的整理工作,不是仅仅对该本加以点校而已。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以奎章阁本为基础,比对上述四种系统的《文选》刻本以及残存的诸种唐代写本,参考群籍,并吸取清代学者的校勘成果,从而整理出一个新的本子,以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北宋时所刻五臣注本和李善注本的面貌。

  这个新的文本,不仅极为细心地订正了《文选》正文和六家注释在漫长的流传过程里产生的许多文字上的讹误,而且涉及并解决了一些重要问题,比方说李善注在体例上的某些问题。李善在注中曾揭橥自己所定之例,散见于各篇,前辈学者如李审言先生即荟萃为《李善文选注例》,甚便读者。而俞先生在通校过程中,又有所发现。如李善是否对于文体类目加注的问题。今日所见李善注本和六家、六臣注本的《文选》内,在文体类目之下,时有注语,尤其是赋类、诗类的各小类,注语颇多。六家、六臣本多标明是李善注。诗类的“物色”之下即有较长的注语,其中有云:“《诗注》云:‘风行水上曰漪。’”所谓“诗注”是指《毛诗》的注,即《毛诗传》。俞先生说,李善凡是引《毛诗传》,不是称“毛传”,就是称“毛苌诗传”,从来没有说成“诗注”的,而且《毛传》原文是“涟”而不是“漪”,如今被改成了“漪”字,因此那不可能是善注。俞先生认为凡类目之下的所谓李善注,均不是善注,也不是五臣注,而是李善所据底本上原有的旧注。这就涉及李善注的体例了。又如李善引书是否严格照录原文的问题,本书屡次指出,往往不是照录原文,而会有所节略或改易。这也都是通过校勘《文选》全书得出来的结论,非常值得重视。又如俞先生指出,李善注引《汉书》时,凡“××郡有××县”者,“汉书”之下都不加“曰”字。这么细微之处都难逃法眼,可见其用心多么精密,而所下的功夫又多么深邃。李善注向来被学者所重视,为校勘、辑佚、考证之渊薮。因此对其加以厘清,总结其义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的校勘,还通过考证史实,指出李善注甚或《文选》本文之误。

  卷十九曹植《洛神赋》序:“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李善据《三国志·魏志》及曹植《赠白马王彪》诗序,说曹植朝京师在黄初四年,序文有误。俞先生则以为《洛神赋》与《赠白马王彪》所述离京归藩的行程路线、季节天候均不相同,故二者并非同时之作,不得据后者否定前者;而黄初三年曹植等实有在京师受封后归国之事,只是《魏志》失载而已。这是驳正李善注的例子。

  卷四十三有赵至《与嵇茂齐书》。题目既如此,而一开头却说“安白”,安指吕安。这岂不使人看不懂吗?原来关于这封书信,向来有异说。干宝《晋纪》说是吕安与嵇康书,而嵇康之子嵇绍却说是赵至写给嵇蕃(字茂齐)的。大概萧统收录此文时,也难以决断,所以故意保留此种矛盾以存两说。唐人注《文选》者,说法不一,李善则并载二说,不加裁断。今人也还是各执一词。俞先生检得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写本《文选注》,曰王隐《晋书》载,赵至受辟为从事,远适辽东,甚不得志,途中乃为书与嵇蕃,诉其怨苦。唐修《晋书·赵至传》亦同此说。又《文心雕龙·书记》:“赵至叙离,乃少年之激切。”又《艺文类聚》引赵至此书,还引录嵇蕃答书。据以上数端,乃确定是赵至所作。我们若细审该书的内容、语气,确与《晋书》及刘勰所说吻合。千余年来聚讼纷纷,得本书所校,应该豁然开朗了吧。这是解决《文选》本身所存在的问题的例子。

  校勘工作,看似细碎,其实往往涉及重要问题。《新校订六家注文选》就是一部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著作。限于篇幅,这篇小文只能举很少的例子作初步的介绍。希望这部著作能为学者们所充分利用,发挥其效用。相信它必将造福于学界。

    作者:杨明


[ 责任编辑:王宇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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