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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团结报》的缘分

发布时间:2016-11-03  来源:团结报

█ 孙继业

20世纪80年代末,潍坊市委组织部和统战部联合为民主党派公开考选机关干部,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没几年,在一所市直学校当老师,一看符合报考条件,就报名参加了考试。那次考试印象最深的是,笔试的对策性论文题目是《假如我是市长》,面试时各党派领导亲自坐镇当主考官,那阵势是够吓人的。好在我一个也不认识,对答还比较自如。没想到,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潍坊民革市委会机关,从此与《团结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时,民主党派机关还在东风大街一个老四合院的平房里办公,院子不大,但党派的牌子不少,在靠街的墙上挂了一大溜。经常有人好奇地进来瞅瞅,看看我们这些“国民党”是什么样,弄得人哭笑不得。民革市委会就在靠近大街的一排南屋里,一共有四间,两间做办公室,两间当会议接待室,和黄埔同学会合署办公。那时屋子里没有自来水,没有暖气,更别说空调了。每天早上,我都要自觉地早到半小时,倒煤灰,劈木柴,生炉子,打扫卫生和厕所。除了白天正常的机关工作外,晚上还要轮流到中山业余学校去值班。另外,还有一个简单而又艰苦的任务,就是到火车站去取《团结报》。

当时,潍坊民革一共有党员67人,但却订了300多份《团结报》。除了党员一人一份外,为了扩大民主党派的宣传和社会影响,还在火车站售报亭代售100份,汽车站售报摊代售100份,另外在西关售报点代售30份。等车的旅客看到报头上赫然印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几个字,都会好奇的买份看看,往往报纸摆上不久,很快就会被抢购一空。当时为了节省报刊发行费,不是通过邮局寄送,而是通过火车托运,节省下来的费用给每个党员免费订了一份《团结报》。民革机关一共四个编制,秘书长是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已年近六旬,办公室主任也59岁了,还有一位是司机。当时,三个党派共用一辆上海轿车,只能用来接送主委公务用车。到火车站拿报的重任,当仁不让的就由我承担下来。

由于党派机关没有宿舍,我还住在原来的学校里,离火车站20多里路,每天都要骑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去取报纸,放在我心爱的凤凰自行车后座上带着,先送到汽车站代售点,再送到西关代售点,然后顺路送几个行走不便的老党员家中。遇上路不平的时候,还要一只手扶着自行车把,另一只手像反弹琵琶样扶着厚厚的一摞报纸,歪歪扭扭地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行驶。有一年冬天,下了场大雪,第二天早上,路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一不小心,自行车突然滑倒,人一下滑出去五六米远。好在人无大碍,但自行车脚踏子卡了进去,无法再骑,只好推着车走了好几里路。

长年累月地往返火车站取报、送报,虽然辛苦一点,但每当看到群众喜欢我们的党报,心里感到由衷地欣慰。有时骑车走在路上,就会不自觉地哼起来: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等派报,一面走,一面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

在取报、送报的同时,我也开始尝试着撰写投稿,先后在《团结报》上发表过几篇豆腐块。后来,有幸担任了《团结报》的通讯员,参加过两次团结报社的会议。第一次是在泉城济南参加团结报社山东记者站成立会,报社副总编辑沈楚才出席会议并讲课,以会代训的形式对《团结报》地方记者和通讯员进行了培训。第二次是在美丽的长岛,参加了团结报社召开的全国地方记者会议,报社总编辑燕天甲出席会议并讲话,还为我主编的《潍坊民革》题了词。

通过培训,进一步提高了新闻写作水平,先后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过各类文章几百篇。每当看到铅笔字变成铅字,就会有一种幸福的成就感。1990年,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精神,在当时严控压缩基建规模的情况下,中共潍坊市委为民主党派建了一座新办公楼。不到半年多时间,党派大楼便拔地而起。我亲身体会到了多党合作春天的温暖,激动之余,写了篇《书记走访办实事,雪中送炭肝胆情——中共潍坊市委重视统战工作》的长篇通讯,在《团结报》头版显要位置上发表,得到了领导的肯定和赞扬,对我的写作热情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我还是《团结报》的一个忠实读者。这些年,工作岗位换了不少,无论走到哪里,直到现在,每年都要订一份《团结报》,几乎每期必读。尤其是《团结报》文史版和副刊,经常刊登一些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很有知识性和可读性,从中学到不少知识。我曾根据《团结报》上的资料,写过一篇《孙中山与社会主义》的论文,被选为民革中央第二届孙中山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应邀出席了全国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大会,见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和民革中央领导,对于一个来自基层的普通党员来说,感到无上光荣和自豪。

作为一名业余通讯员,除了为《团结报》写新闻稿外,还偶尔写点杂感和散文。25年前,我曾在《团结报》上发表过一篇散文《风筝情》,从此坚定了业余创作的信心。这些年来,先后发表过各类文章200余篇,在报刊连载过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开设过五个专栏,出版过四部著作,有幸成为一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圆了一个文学青年当年的作家梦。

后来,由于工作岗位的转换,我就很少给《团结报》写新闻稿了。但是,该报采访报道我的稿子反而多了起来。尤其在全国两会期间,由于在人民大会堂发过几次言,成为记者们追猎的对象,经常在《团结报》和主流媒体上曝曝光,有时还被记者们戏称为“明星委员”。再后来,随着职务的变换,更加注重谨言慎行,对各种媒体采访基本上都是婉言谢绝。但是,每当看到《团结报》记者,就像看到娘家人一样,会特别放心愉快地接受采访。

这些年,不管身份怎样变换,有一个身份永远不会变,我是《团结报》的一名热心读者。

(作者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民革山东省委会主委)

[责任编辑:吴家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