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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报》是我教学工作的良师益友

发布时间:2016-11-03  来源:团结报-团结网

  如果从1988年我在《团结报》上刊发第一篇文章算起,迄今已同她交往了二十八九个年头。这占去了我人生已度春秋的40%多,期间通过赠阅和订报,《团结报》成了本人爱读的报刊之一。每次一看到《团结报》,我心中总有一种如见故人之亲近感,因为她早就融入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近30年中,我在该报先后发表文章约137篇,目前仍为其《文史周刊》撰稿。该报曾无私地提供过不少讲课素材,是我教学工作中的良师益友。在与该报交往的过程中,我不仅与其历任主编有些接触,更以文会友结交了几位资深报人,而且还有了学界与党派的新朋友。回眸我与《团结报》交往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因研究孙中山而与《团结报》结缘

  1981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母校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室(所)工作,成了我国“孙学”研究队伍中之一员。1983年,我有幸参与了《孙中山全集》的编辑(承担合编第五、六卷)及《孙中山年谱长编》之编撰(负担1924年1月至1925年3月部分)工作。在赴各地查阅档案和旧报刊的工作中,我发掘到不少与孙中山革命活动有关的新资料。为使广大读者尤其是史家共享此新史料,我尝试着给《团结报》写些短文介绍之。自1988年5月14日起,先后在该报上刊发了《“生乃人杰,死作鬼雄”——孙中山祭奠黄花岗烈士的一篇佚文》《孙中山在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前后的佚文》等数文。大约是8月初旬,我收到了杨天石先生的一封短信。其函略谓:读过阁下发在《团结报》之短文,觉得很好。我现应邀主编该报的“民国史谭”专栏,切盼能为栏目赐稿云。我因参与过李新主编之《中华民国史》的工作,故与老杨认识有年,对其要求欣然应命。《孙中山与上海中华银行》一文,应是我发在“民国史谭”专栏的第一篇文章。从此,我投给《团结报》之稿件就日渐多了起来。仅在该报发表的民国史短文,后被老杨主编之《民国史谈——弹指兴衰多少事》收入者,就有近30篇。

  1988年10月,我在武汉参加“国共两党关系全国学术研究会”时,有幸结识了《团结报》编辑刘小林先生。记得那是在某日的餐桌上,身边坐的年轻人问我:“请问您是哪个单位的?”我答曰:“广州来的,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工作。”他听后急切的问:“周兴樑先生您熟吗?”我马上笑了起来说:“本人正是!”当彼此的双手紧握在一起时他说:“我是《团结报》的编辑刘小林,曾为您编发过稿子。”这一次,我们谈得很投缘。小刘一再嘱托我支持他的工作,多为其编的版面写些好稿子。此间,我还认识了《团结报》编辑侯玢,为该报投稿事多有交流。

  在1990年广东中山市召开的“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又结识了报社的全灵大姐。她当时应是该报学术版的负责人,一见到我就客气又爽朗地说:“十分感谢您这几年对《团结报》宣传工作的支持!您写的稿子,特别是关于孙中山方面的,很受欢迎,好用!”这一年,我在该报上共登出了22文,次年(1991年)又刊发了17文,是发表文章最多的两年。

  综计1988—1994年间,我先后在《团结报》上发表了94篇短文,平均每年约为14篇。这些短文不少是以孙中山的英名为题的,如1994年发表的14文中,占了50%(7篇),其余年份以孙之名字冠题者,也占30—40%。由上可知,因研究孙中山和民国史,而积极为《团结报》写稿,这是我第一个阶段与该报交往的基本情况。

  《团结报》是我教学工作的良师益友

  20世纪90年代,我被学校领导任命为校社科处处长,不久又兼任了广东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等职,因此而成为“双肩挑”者——既要完成历史系本身的科研教学任务,又要搞好全校的社科研究管理与拓展工作。此间我与《团结报》的关系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当时由于行政管理工作之需要,我因公外出成为常态,根本就挤不出时间来为《团结报》写稿。1995—1998年间,本人只在该报发过一篇短文。跨入新世纪后,我虽不再任行政工作,但又急需补教学科研课——完成培养博士生与科研项目结项的任务,故这七八年间在该报只发表了13篇文章。因此,我于1995—2007年这12年间,在《团结报》上总共发表了14篇文章,恰与1994年所发文数持平。

  在这十多年间,我虽为《团结报》投稿少了,但却从她那里取益甚多。本人“双肩挑”前后一直在开全校本科生公选课。20世纪90年代中,我为紧跟并追踪当时国共两党特别是两岸关系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新形势,把原先上的全校公选课《国共两党关系史研究》,更名为《国共关系与两岸关系研究》继续讲授。此后,本人从《团结报》上的“海峡两岸”等版面中,经常能找到一些反映大陆与台湾进行和开展各种交流活动的新资料,或评述两岸关系热点问题与动态走向的好文章。这些都对讲授该课的“两岸关系”部分帮助很大——那时的《团结报》成了我教学工作中的良师益友。由于本人能及时地将上述反映两岸关系新动态的史料与观点吸纳到讲稿中来,所以我的这门课多年来一直深受文理工科广大学生的欢迎,以致课堂为之爆满。这实在要感谢《团结报》——因为这里面有她的一份功劳!

  在此还要提到的一件事是,这时期我与刘小林及侯玢仍保持着联系,他们都曾应邀来广州采访孙中山研讨的学术会议。我每逢公干入京后,大多要与他俩电话联系或会面相聚。他们每次见到我都很热情,特别是刘小林曾诚邀我去他家里作客。此情此景至今难以忘怀!

  退而不休继续再为《团结报》写稿

  记得是2008年夏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了老友刘晓林从报社总编室打来的电话。彼此寒暄过后,他告诉我说:社里打算创办“文史周刊”之“史学版”栏目,盼我重新出山,为办好该栏出大力;并谓具体事宜,将由编辑陈晓燕女士与我联系云。几天后,陈编辑专为此事打电话给我。她的话语不多,主旨是请本人多投稿件,以扶助“史学版”专栏不断登上新台阶。我从电话中感到小陈是个想干事、值得帮一把的年轻人,加上考虑到自己任博导的退休年限将到,这又是老刘所托之事,就答应尽力而为之。2009年8月27日,我在《团结报》之“文史长廊”史学版上刊发了文章《略论廖仲恺对黄埔创校与建军的贡献》,该版同时还在左上方登出本人小照片及介绍性文字。接下来,我又陆续发表了《台湾60年的孙中山研究》《世界各地的孙中山研究现状》等文。我与陈编辑虽尚未见过面,但却早已成了工作上常有联系的老友了。

  2009年正式退休后,我将以前评审社科项目、为人写晋职材料及参与博士论文答辩等事,皆推辞掉了,只将自主进行科研及外出学术讲座仍坚持了下来,其中为《团结报》撰稿是重要工作之一。这近八年来,姑且算是我与该报交往的第三个阶段吧,迄今已在其“史学版”上发表了约30篇学术文章。我在每篇文章投出去之前,都要掂掂其质量,力争在课题、史料与视角方面有些新意,结果产生了较多有学术影响的创新之作,其中数文被重要刊物转载或介评。如前面所提到的刊在《团结报》2009年10月8日之《台湾60年的孙中山研究》,及11月12日的《世界各地的孙中山研究现状》,就分别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的《中国近代史》2009年12期、2010年第1期转载全文。而该报2012年3月29日刊发的《孙中山与民元南京临时政府之创立》一文,则被上海的《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同年第2期转登全文。还有的文章被一些“文摘报”予以刊载。登在《团结报》上的短文,能享受到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之待遇,此事确实令我很感欣慰!

  此间经《团结报》媒介,还加深了与史学同仁之友情,或新交民主党派的友人。如我发在该报2011年8月18日之《辛亥广州与武昌起义谁为首义?》一文刊出后,即有广州的谢教授对我说:“周老师,您这篇文章论定广州三·二九起义是辛亥首义,这很有见地。其美中不足是关于四川荣县于8月25日独立的时间,还是取吴玉章老人之忆述,是错的。四川自贡师专有位老师,曾专门撰文章对此进行过辩证。”过了几天,他又热情地给了我两份复印件——其盛情加深了我们的交谊。这些材料,一是《荣县发难之苦历史》,连载于《大汉民国报》1912年2月7—8日;它明确地说:“荣县于九月初八日,已宣告独立矣”——这九月初八即是公历10月29日。二是四川省自贡师专教师吴达德的《辛亥荣县独立时间考》,刊在《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上。该文据上述“苦历史”资料,再加上又有《荣县志》史料为佐证,遂认定“农历辛亥年九月初八日,即公历1911年10月29日才是荣县独立的正确时间。”在此,我即以其新证之时间——10月29日,来更正前述拙文搞错荣县独立时间之谬误,并就此事向广大读者致歉!

  通过上述亲身体验,我一方面觉得这些年坚持为《团结报》写稿,是干了一件有政治意义及学术与社会价值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深刻地认识到:《团结报》作为我国民主党派的唯一的中央级党报,的确拥有众多的读者——是一份享誉报坛、颇具影响力的大报。值此该报喜度60寿诞之际,我祝福她青春常驻,事业上能更上层楼,成为海内外广大读者的良师益友。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孙中山研究学者)

[责任编辑:吴家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