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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团结报》的感激之情

发布时间:2016-11-03  来源:团结报

邵 雍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今年是《团结报》60华诞,借《团结报》征文之机,我想表示对她的感激之情。

  1985年我在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随后一直留校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团结报》在我事业刚刚起步阶段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与帮助。《团结报》是民革中央的机关报,因此研究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注重民国历史是题中应有之义。《团结报》不仅这样做了,而且做的风生水起,很有成绩。记得在20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山文汇》与《民国史谭》始终是我最感兴趣的两大栏目。当时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常在上面发表长篇大论,主要是介绍他海外访史得来的关于蒋介石等民国政要的新史料。还有中山大学的周兴樑先生也将他在境内外新发现的有关孙中山的史料公诸于众,嘉惠学林。由于以上原因,我就成为《团结报》的忠实读者了。不过,当时我校图书馆并没有订阅《团结报》,要看报,还得去上海市图书馆或到本校民革组织那里去看。时间一长,本校民革分管报刊的老师忍不住问我,邵雍,你是民革党员吗?我回答说,不是。那位老师听后没有吭气,我知道他的潜台词是既然不是民革党员,为什么对《团结报》如此感兴趣呢?其实,这就是《团结报》的特色与优点所在,也是它引人入胜的地方。

  报纸看多了,对于它的专业特色、用稿标准也有了一定的体会,于是尝试着投稿了。自1988年1月9日《团结报》发表我的《孙中山先生的两封重要遗札》起,到2003年8月21日为止,该报共发表了我22篇文章,其中1988—1993年就发表了20篇。这对于一个1992年才破格晋升副教授的青年人是多大的支持、何等的幸运啊。《团结报》的优点之一就是只认来稿的质量,不看作者的身份,而这对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太重要了。20世纪80年代,电脑尚未普及,我投稿时是一个字一个字抄写的,然后装进信封,贴上邮票,寄往北京,静候佳音。虽然对编发我稿件的责任编辑心存感激,但一直不知道她的尊名大姓。直到有一天收到了《团结报》编辑部的来信,大致意思是说来稿收到了,即将刊用,并希望今后多多投稿支持云云。信是写在《团结报》专用信笺上的,不大,只有A4纸的一半,浅蓝色的抬头,最后的署名为侯玢。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这位责任编辑的姓名,于是赶紧回信向她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在《团结报》上发表了介绍孙中山逸文的文章6篇,后来收入《孙中山年谱长编》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孙中山集外集》的有5篇。有关孙中山、宋庆龄文献考订的文章发了3篇,其中《<孙中山集外集>的美中不足》还被1991年第2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并上了封面论文目录,这对于年轻文科教师来说,是莫大的荣耀。追根溯源,这个荣耀是《团结报》给的。有关孙中山革命活动、人际交往的发了10篇。《团结报》还及时刊发了我写的关于黄兴研究学术讨论会、全国青年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的两篇会议短讯,此外还刊发了我为郭绪印老师《国民党派系斗争史》写的书评《一部国民党派系斗争的信史》文章。

  回想本人从教之初,除了上中国近代史这门基础课外,在开设的第一批选修课中就有一门是《辛亥革命史》。当时历史系有规定,凡是申请新开选修课的老师必须有两篇相关的学术文章。而帮助本人顺利通过申请的,正是我在《团结报》上最早发表的两篇文章。由于我时刻关注《团结报》上有关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最新学术信息,把它融入我的讲稿中,因此我主讲的《辛亥革命史》也常讲常新,受到一届又一届同学的欢迎,在这里有《团结报》的一份功劳。

  最近,我又与老朋友《团结报》接上了关系。看到一期期的《文史周刊》,里面史纪、史传、史学与史藏各占一整版,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扩容了将近一倍。刊发的文章长短不一,各具特色,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一般来说,人到六十就退休了,可以颐养天年享享福了。但是对于像《团结报》这样一张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大报而言,精彩还在后面。让我们这些读者、作者与编者一道不忘初心,继续弘扬伟大的民族英雄、中国民主、民族革命的先驱孙中山“振兴中华”的精神,扎扎实实地多做些基础性、普及性、教育性的工作。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祝愿《团结报》能够成为其中光荣的一页。

[责任编辑:吴家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