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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应该结束的辩论 ——对《再谈毛泽东会见鲁迅》一文之我见

发布时间:2016-11-04  来源:团结报

  (陈漱渝)1982年12月4日,陈漱渝的文章《一场应该结束的辩论——对〈再谈毛泽东会见鲁讯〉一文之我见》,刊载于团结报4版的版面中。

  

  一场应该结束的辩论 ——对《再谈毛泽东会见鲁迅》一文之我见

  

  编者按 本刊第578号发表沈鹏年同志《再谈毛泽东会见鲁迅》一文,继他在1982年第一期上海《书林》所写《毛泽东到八道湾会见鲁迅》一文之后,又提出了一个旁证,即张琼同志的两次谈话。张琼同志业已去世,据说留下了文字材料。我们深知,单凭孤证远不足以作定论,所以对该文只作为一个线索予以刊出,以期引起有心人的关注。

  现在,我们再发表陈漱渝同志的一篇驳辩的文章。陈文原来的副标题是:《再驳所谓毛泽东会见鲁迅》,现在的副题是我们改的。此外,文中“伪造”“辟谬”“谎言”“所谓”“不容置辩”之类的语句,触处可见。虽经作者在文末严正声明“请予刊载,请勿删改”,我们还是酌情作了一些修改。我们一向认为:尽管自己真理在手,百分之百的正确,也不妨采取平等讨论、以理服人的态度。许多文学巨匠、前辈大师,都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范例。我们相信,陈漱渝同志也会同意我们的这种态度。

  毛泽东主席和鲁迅先生究竟是否会见过,这不能凭美好的愿望来立论,而应取决于确凿的、经得起检验的证据。因此,我们也同意陈漱瑜同志的一点说法:这是“一场应该结束的辩论”。在没有新的、足资印证的材料之前,有关文章我们就不再发表。

  今年2月,我看到《书林》第一期发表了沈鹏年的“回忆实录”《毛泽东到八道湾会见鲁迅》后,曾在3月16日出版的《报刊文摘》、《鲁迅研究动态》总第十四期、《晋阳学刊》八二年第四期撰文,提出不同意见。《书林》第三期刊登了《关于<毛泽东到八道湾会见鲁迅>一文的两封来信》之后,笔者又在《鲁迅研究动态》总第十六期发表了《回忆录要存真求实》一文,以史实说明张琼的回忆是毫不足信。今年10月,《书林》第五期发表了中央党校唐天然同志的文章《毛泽东没有会见过鲁迅》。该文披露了一个重要事实:1954年,当时负责审阅《鲁迅全集》注释的胡乔木同志曾就毛泽东是否会见过鲁迅一事,面询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曾断然回答说:他早年在北京,是会见过不少名人的,见过陈独秀,见过胡适,见过周作人,但没有见过鲁迅。这样,持续了八个月的毛泽东是否会见过鲁迅之争本来可以告一段落,再费笔墨,就有些近乎无聊了。但是,出乎意料之外,10月23日的《团结报》用几乎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沈鹏年的《再谈毛泽东会见鲁迅》一文。编者在按语中郑重说明:“若有人提出补充或者质疑以至驳辩,我们愿为提供共同探讨的园地。”笔者在对《团结报》编者的以上态度表示赞赏之余,禁不住要专就沈鹏年的这篇文章再说几句话。

  沈鹏年的文章,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介绍张琼同志的生平,《团结报》还专为此文刊登了张琼同志遗照。笔者认为,张琼同志的历史功绩是一回事,毛泽东是否会见过鲁迅是另一回事,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张琼同志生前,并没有正式发表过她所掌握的毛泽东与鲁迅会见的史料。(如果说解放前不发表是怕给鲁迅“招麻烦”,解放后仍不公开又是怕什么?)沈鹏年代为公布的“张琼同志的两次谈话”,也是死无对证。凡从事资料工作的同志都应具备这样的常识:重要的谈话记录,必须经谈话者修订、签名,才能作为谈话者本人的意见看待,否则就难免有强加于人、篡改史实或记录有误之嫌。所以,在没有看到张琼同志签名认可的谈话记录稿之前,我们还不能确认沈鹏年就是张琼同志的忠实代言人。退一万步说,假设张琼同志生前曾经作过如沈鹏年所述的谈话,同样是不足为据的。名人的话不一定都是名言。名人的回忆录中也不一定事事准确。只要有悖事理,任何人都有权质疑!

  其次,沈鹏年《再谈毛泽东会见鲁迅》一文,与他本人以及他的支持者过去的说法多有矛盾。比如,沈鹏年在《毛泽东到八道湾会见鲁迅》一文中说,他是六十年代初才从周作人那里听到“鲁迅和毛泽东会见”的情况。茅盾同志当时指出这是“孤证”,要他“多花些功夫去考证”,20年后,他发现了张琼同志也“深知其事”,可与周作人的回忆“相印证”才将这样“一段革命佳话”公诸于世。但是,他在《团结报》发表的这篇文章,却说“抗战期间”他就了解了“上述史实”。又如,沈鹏年在《书林》发表的文章中,说“毛泽东同志访问鲁迅后”,曾亲自对张琼同志的爱人、“新民学会会员”贺树谈了会见情况。在《团结报》发表的文章中,沈鹏年又说这一情况是毛泽东1922年亲口告诉张琼的,“就连在新民学会开会时也没有谈过他和鲁迅会见的事”。再如,沈鹏年在《团结报》发表的文章中,说张琼的这一回忆“经过专人调查核实”。但曾与张琼同志同在上海虹口区工作并整理过张琼谈话记录的钟向东同志却写信给《书林》编辑说,“毛泽东曾会见过鲁迅”的情况是贺树生前告诉张琼的。张琼同志还声明:“贺树同志去世已三十多年了,记忆中很可能有不完善不准确之处。”钟向东同志本人也声明:“就我个人来说,限于条件,也无法一一进行核实。”此外,曾经一度支持沈鹏年的《书林》编辑部在致笔者函中也说:“死者生前一再声明因事隔多年,这些材材的细节可能不准确。”揆情度理,客观存在的事实只能有一个,但在沈鹏年笔下却如此矛盾支离,怎能让别人相信他的话呢?

  最后,沈鹏年在《团结报》公布的“张琼同志的两次谈话”本身,也是漏洞百出。比如,“谈话”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时,有机会见到鲁迅,因为鲁迅“是教育部主管图书馆工作的,有时来图书馆,就见面谈话了。”其实,鲁迅在教育部担任的是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负责社会教育方面的事务,包括筹建作为公共图书馆的京师图书馆(即今北京图书馆的前身)。而北大图书馆是北京大学内部的一个机构,由教育部的专门教育司第一科掌管,与鲁迅的工作完全没关系。正如同现在文化部所属的图书事业管理局与教育部所属各高校的图书馆行政上没有上下隶属关系一样。至于所谓毛泽东去过鲁迅家,鲁迅日记中也绝无记载;而1927年以前,凡去过鲁迅家的重要人物,包括早期共产党人,在鲁迅日记中是均有反映的。再有所谓毛泽东同志请张琼转告冯雪峰,要冯纠正《回忆鲁迅》一书中关于毛与鲁“没有见过面”的说法,更是弥天大谎!1956年末,冯雪峰同志确曾对1952年8月出版发行的《回忆鲁迅》一书作了大量的删节,于1957年6月又重排出版,其主要目的是求文字精炼,并非被删节的内容均系史实有误。1981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据作者的手改本与重排本进行了核校,重印了《回忆鲁迅》一书,除了属于修辞或误记的订正依手改本外,其余部分都恢复了初版本的原貌。八一年版《回忆鲁迅》第179页明确记载:“鲁迅先生没有和我们毛主席见过面,也不曾有过别的直接的个人的接触。”这就戳穿了沈鹏年的所言。“谈话”中还有其它一些谬误,囿于篇幅,不再一一罗列。

  本来,研究鲁迅与毛泽东的关系,应该着重考察这两位伟人思想上的相互影响,是否见过面本身并不能说明实质性的问题,不值得详加考证。但鉴于沈鹏年的文章代表了一种不良的学风,而这种学风当前又确有一定的市场,因此撰文批驳就并非完全多此一举了。

[责任编辑:吴家珍]